文人情怀的互动：命题制剧与同题制剧成果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道光时期，命题制剧与同题制剧成为文人戏创作的新时尚，戏曲也因之增加了唱和酬答的功能，与诗词一样成为文人常用的社交文体。命题制剧，即文人们清谈交游之际，对某个事件或人物产生了兴趣，进而委托其中善于制曲者以此为题进行戏曲创作，情绪以歌颂赞扬为主。同题制剧与文人雅集时的拈题作诗活动相似，即数人聚会时将某一话题作为限定题材，众人各制剧本一种，相互品评，一较高下。

道光时期，命题制剧与同题制剧成为文人戏创作的新时尚，戏曲也因之增加了唱和酬答的功能，与诗词一样成为文人常用的社交文体。

命题制剧，即文人们清谈交游之际，对某个事件或人物产生了兴趣，进而委托其中善于制曲者以此为题进行戏曲创作，情绪以歌颂赞扬为主。文人闲谈，海阔天空，所及之事多有奇异见闻，故而题材非常新鲜有趣。许多故事本身已经是吸引眼球的奇谈，只要作者稍加修饰便可成为一篇佳作。

以黄燮清的戏曲创作为例，其生平所制九种戏曲中便有四种是“命题制剧”的作品：《帝女花》应陈其泰之请，《鸳鸯镜》应陈用光之邀，《玉台秋》《桃溪雪》受吴康甫之托。《帝女花》《桃溪雪》皆歌颂史书中的贞烈女子，《鸳鸯镜》选自笔记《池北偶谈》中的因果报应故事，《玉台秋》为代吴康甫悼念亡妻之作。

以其中最著名的《帝女花》《桃溪雪》为例。

《帝女花》是黄燮清在寓所拙宜园与友人陈其泰“论列体制，俯仰古今”[26]时的成果。二人讲古论今，谈到明朝亡国公主的故事，陈其泰“使按云璈之谱，调瑞鸟之声”[27]，黄燮清欣然从命，遂有杰作问世。剧叙明亡之际，崇祯帝屠后宫以殉国。帝女长平公主已聘驸马周世显，暂待嫁宫中。崇祯帝慌乱中斩断公主一臂，误以为公主殉国。公主后为外戚所救，上表清廷愿出家为尼。清帝怜其身世，寻得周世显，赐府第使二人婚配。公主思念先帝后，婚后不久抑郁而亡。

亡国公主的故事本身就带有神秘、凄凉的色彩，青春年华、被生父所伤的长平公主更是令人同情，再加上明清鼎革背后的民族、政治隐喻，都成为《帝女花》引人入胜的基石。《帝女花》不仅在国内引起好评，而且传扬国外。该剧一出，“日本人咸购诵之”[28]。其实，该剧之所以在道光曲坛名动一时，主要还是凭借了本事的曲折动人。后世的粤剧作家唐涤生、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也分别以长平公主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粤剧《帝女花》和小说《碧血剑》《鹿鼎记》，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就两版《帝女花》戏曲比较，粤剧鬼才唐涤生创作的《帝女花》在质量上远超黄本。首先，唐本将长平公主死于婚后的史实改为公主夫妇在新婚夜同饮毒酒、壮烈殉国。改编后的场面（第六场“香夭”）兼具了婚礼的喜悦与死亡的悲凉，大喜大悲的强烈对比刺激着观众的情绪，让人感到命运的无常。这一场生离死别的《香夭》也成为粤剧的名段，至今上演不衰。其次，虽然唐本保留了黄本为主人公设定的前世身份——金童、玉女，但是这个身份并没有被反复提及，只在结尾二人死后，通过在舞台上布置的神仙道像以及清帝念白“帝女前生为玉女，金童却是驸马郎”[29]等语揭示二人身份。这种婉转的表述与《孔雀东南飞》诗尾“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的想象相似，目的在于安抚观众情绪，而非宣扬前世宿命。反观黄本在这个情节的处理上却落了“下凡历劫”的俗套，极力渲染二人终将别离的结局预判，容易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因此，就创作技巧和情绪投入来讲，唐本远在黄本之上。

《桃溪雪》讲述了清初烈妇吴绛雪的事迹。据黄燮清《自序》称，该剧的创作动机为：“予友吴康甫二尹，至诚君子也。嗜善好古，……凡忠孝义烈之未经表著者，必阐扬其隐，以为世风。……绛雪者，永康才媛也。……康甫丞永康，……惧其久而泯焉，故亟为予言。”[30]吴康甫对烈女吴绛雪钦佩不已，为了催请黄燮清制剧，甚至“一岁四至”[31]，极力向黄氏赞扬绛雪的才华与贞烈品格。黄燮清便在好友的盛情邀请下创作了《桃溪雪》传奇。吴绛雪乃康熙间世家女，才貌双全，孀居乡里。时逢耿精忠叛乱，麾下总兵徐尚朝闻绛雪美貌，以全城百姓性命逼其就范。绛雪假意应允，骗贼军出城后跳崖牺牲。

吴绛雪才貌双全，却红颜薄命，文君新寡，为贼觊觎。弱质女子，能保全乡梓而不伤名节，可谓聪慧之极，其后的跳崖之举更令人钦敬。在《桃溪雪》问世之前，吴绛雪的美名仅在史书中和永康当地流传。借着戏曲的演出，这位智勇双全的烈女和这段动人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知晓，这也正是吴康甫“命题”的初衷。

可见，文人间的清谈交流催生了大量命题之作。这种交流扩大了素材来源渠道，增加了戏曲创作题材，对作者和观众都大有裨益。但文学创作必须发自内心，而“命题”却是一种被动的感受。很多时候作者在创作中并没有投入足够的个人情感，只是应付他人的邀请，使得作品流于平庸，反而浪费了这些优秀的素材。

随着文人戏社交功能的不断完善，“一人一作”的命题制剧已经无法满足文人们的唱和需求，“多人同题”的创作形式开始出现，笔者名之为“同题制剧”。

同题制剧与文人雅集时的拈题作诗活动相似，即数人聚会时将某一话题作为限定题材，众人各制剧本一种，相互品评，一较高下。同题制剧虽然也属于“命题”，但作者参与了“命题”的过程，还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同时，多人从不同角度切入同一题材，也展示了作者之间不同的创作观点和审美理想，能够对素材进行更全面的挖掘。

管庭芬所作的《南唐杂剧》就属于同题制剧的作品。该剧又名《李后主欢悼旧周后》，为一折短剧，现仅存钞本。剧后跋云：

今年春，余受别下斋主人督梓丛书之聘，安砚峡川。主人数精声律之学，修箫擪笛，殆无虚日，因得微窥。同人分填后主逸事，拟作传奇。余拈得《欢悼》一出，翌日乃成。吴中词友谬以此阕尚为协律，细加拍正，入之线索。古人云：不作无益之事，安知有限之工。录存其稿以候倚声家采择焉。[32]

这段记述说明：该剧的题目来自一次文人雅会；同时参与李后主题材创作的作者并非管氏一人；众人对作品进行了集体讨论，并为优秀作品订谱。这三点概括了同题制剧的完整过程，证明了戏曲文体已经与诗词一样，开始应用于唱和、展示才艺等文人活动。

文中提到的“别下斋主人”，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藏书家蒋光煦的别号。蒋光煦（1813—1860）为浙江海宁人，喜爱收藏古籍字画，所筑藏书楼别下斋闻名于世。其人热情好客，管庭芬、张廷济、许光治等学者常应邀至别下斋，与之畅谈古今、校勘典籍。从“数精声律之学”的评价看，这次雅集蒋光煦极有可能参与了创作。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他的戏曲文本传世，很可能已经散佚了。

实际上，现存的道光朝文人戏文本中除了《南唐杂剧》之外，尚未发现其他同题作品，那么这次宴会的其他作品流向何处？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南唐杂剧》很可能是此次宴会唯一留下的作品。原因有二：首先，该剧落款为“海昌芷湘居士戏填”，芷湘居士即管庭芬，“戏填”二字可见作品创作的动机并不严肃，而是属于宴会上的即兴之作，那么其他的作品也是一样。管剧得以留存是因为“尚为协律”，其他不协律的作品可能被作者自行处理销毁，偶有存下者也未必珍藏，因此散佚的概率极高。其次，在《南唐杂剧》钞本后附有工尺谱一套，标记了剧中的【十样锦】套曲。说明作者的初稿是与音乐脱离的纯文字创作，因为得到了众人的称赞才补订了曲谱。而其他质量较差的作品既不协于宫谱又未曾得到修正，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戏曲，而且也不能作为诗词收入个人文集，故而难以留存。因此，管庭芬的《南唐杂剧》作为此次同题制剧活动仅存的硕果，让后世了解到道光间文人雅集的聚会内容，也记录了他们脱离音乐、僵化案头的创作陋习。

从剧本上看，《南唐杂剧》以李后主、小周后二人悼念大周后所唱的【十样锦】套曲贯穿始终，并没有情节的波澜变化。同时，作品虽以悼亡为主题，却全不见悲情，甚至有些歌颂升平的意味。如【第六段】：

瑞烟飘，漏声传花际。上琼筵，玉液添香气。听笙歌，心荡神移。愿圣寿并天高，升平无既。[33]

琼楼玉宴，笙歌缥缈，整个内廷充满了安乐和谐的气氛，丝毫看不出是在进行大周后的三周年祭奠。因此，该剧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不甚高。尽管作为宴会消遣之作，显示了作者的临兴急才；但与其他斟酌之曲相比，还是显得粗糙。同题制剧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催生大量作品，但难出佳作，最后又几乎全部散佚，并不能真正促进戏曲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由于文人应试、赴任的经历较多，这些客旅时光组成了他们生命的重要部分。在枯燥的旅途中，文人雅士经常与同伴吟咏消遣。随着文人戏的案头化发展，制曲已经不再成为专业人士的秘技。不谙曲谱者也可以进行创作，这为文人制曲提供了便利。因此，同题制剧的行为也经常出现在旅途消遣中。

比如黄治的《玉簪记》《雁书记》合刊一集，题名《春灯新曲》。为何以“春灯”命名？我们可在黄氏的“自序”中找到原因：

此编乃予于乙未岁暮偕伯兄壶舟旅泊维扬时所作也。客中无冗，各拈二事为灯剧八折。兄得萧史、柳毅事，予得苏子卿、明武宗事。既成，彼此欣赏过即弃诸箧中，不复省览久矣。兹由塞外回都，就椿阴轩故榻与梅修、湘雨两阮论曲学，因出此稿相示。梅修喜甚，且以为可传，即付剞劂。嘻！其真可传耶？一时狡狯之作，将勿令知音者齿冷耶？[34]

原来此二剧作于岁暮，时近灯节，而黄治与兄长旅次舟中，不能归家。客中无聊，遂以制曲为戏。从序文来看，这次制灯剧活动完全符合同题制曲的特征。首先，在旅途消遣中拈题制曲，与常见的拈韵作诗类似。其次，剧成之后二人互相欣赏即罢，未尝做刻印之想。最后，即使得到友人“可传”的鼓励后，作者依然自谦为“狡狯之作”，可见其制曲时的随意游戏心态。这些都与《南唐杂剧》的创作动机极其相似。同样的，除了黄治的作品侥幸流传外，其兄长同时创作的两部作品都没有留下踪迹。

李文瀚的《紫荆花》传奇也创作于舟中。剧首“凡例”云：“六月买舟，偕金吟香明府出都。蓬窗对月，谈及‘悔亲’一段故事，始拟稿为之。”[35]可知作者在舟中寂寞、对月清谈之时产生了创作冲动，才制成此剧。而此次写作只完成了剧本的上半部分，直到七年后，李文瀚闲暇无事，才重拾旧稿，完成了整本作品。此剧并非命题或同题之作，却同样来源于文人间的情感交流和思维互动。在闲适、自由的氛围中，作者与友人畅谈心曲，碰撞出灵感火花，将奇闻逸事传于世人，也记录下文人群体的风雅情怀。

总之，命题制剧和同题制剧是文人戏高度书面化的产物，代表了道光朝文人戏创作的新风尚。在增加了戏曲社交功能的同时，也削弱了戏曲作品独有的艺术魅力。

文人情怀的互动：命题制剧与同题制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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