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人晋谒的途径-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道光文人却重蹈此路，以戏曲作品晋谒权贵，博取名声和利益。晋谒后得到法式善的赞赏，遂扬名京师。这两个结论都证明了江义田借曲扬名的功利性。[25]严氏以痴迷戏曲、放浪形骸而罢官，说明其借曲扬名的行为中自我娱乐和自我满足的成分更多。尽管他与江义田一样有过京师制曲、以此知名的经历，但他们的目的不可等同视之。除了以戏曲扬名外，也有文人以小说为晋身阶梯的。这几起成功的晋谒故事，便是当时晋谒、扬名活动的代表和缩影。

自古以来，士人为了实现晋身官场的理想，在传统的科举之路以外，另辟“终南”“温卷”等多种捷径。唐人别集中俯拾即是的晋谒诗文，便是士人寻求出路的反映。明清之际科举制度较为成熟严格，旁门之法一度销声匿迹。道光文人却重蹈此路，以戏曲作品晋谒权贵，博取名声和利益。

《丹桂传》的作者江义田功业无名，其作不显，其行迹亦湮没无考。我们只能通过《丹桂传》传奇前朋友们的序文了解他的生平点滴。这些文字拼接在一起，为我们记述了一则完整的“都门献赋”故事：

江君晴帆，端人也。幼出蒋心余太史门下。因举业不遂，遨游京洛，献赋都门。与法时帆大司成、吴谷人学士、孙渊如观察、杨蓉裳、蒋莲友、袁兰村、黄秋舲诸君子唱和往来。[22]

序中记载，江义田举业不成，在京都游历以寻求晋身之路。因为“献赋”之举，得到了权臣法式善等人的青睐，一度与京中名人往来唱和。那么他所献之“赋”指的是什么？在另一篇《序》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江晴帆昆仲，与予同墅受业于樊轸亭先生，与余秋农同学。晴帆因举业不遂，随粮艘抵京师。在舟中谱《玉佩记》数曲，法时帆大司成见而悦之，授诸歌伶。蒋心余太史过合肥，在同年李明府署内教演。心余击节称赏，询之主人，知江晴帆义田为金陵名族。渡江后访于秦淮烟柳湖，相与讨论，传以衣钵，此乾隆辛丑年事也。[23]

原来此“赋”并非指本义上的诗歌，而是戏曲的代称，江义田得到青睐的作品乃是一篇名为《玉佩记》的剧作。这篇序文也为我们记述了更加详细的事件经过。江义田搭乘运粮船进京闯荡，在舟中制得一曲。晋谒后得到法式善的赞赏，遂扬名京师。后来，著名戏曲家蒋士铨偶闻此曲，赞赏其才华，与之深谈。

此序的作者黄以旂与江义田为同窗，对其事迹比较熟悉，他的记录可信度极高。通过这段往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江义田以曲献法式善是有意为之；二、蒋士铨、江义田之间是否存在正式的师徒名分有待商榷，即便为师徒关系，也是在江氏成年扬名以后。

这两个结论都证明了江义田借曲扬名的功利性。结交法式善自不必说，称蒋士铨为老师的行为对其彰显名望也极为有利。黄序明确指出江、蒋的结识在江氏中年以后，且“相与讨论，传以衣钵”云云并未确指其正式拜师。而其他序文中则将二者关系进化为“自幼拜师”，或直称江义田为蒋氏弟子，这种说法显然得到了江义田的认可。自幼得名家指教和中年后的攀附显然不同，通过众人的美化，江义田达到了借重名人声望的目的，功利心理显而易见。

无独有偶，严保庸在京师应试期间，也有类似的戏曲活动。严氏一生制曲数种，留传至今者仅《盂兰梦》杂剧一种。据其友人江瀚记述，严保庸的《同心言》《奇花鉴》《红楼心曲》等其他作品，都诞生于作者早年进京会试期间。梁章钜的《楹联续话》也记录了此事：

严问樵（严保庸）曰：“道光癸未、甲申间，余以会试留都。暇日辄制新曲，付梨园歌之，倾动一时，彼中人多有以师事者。”[24]

从梁章钜的记述中可知，严氏制曲扬名与江义田结交权贵的目的有所不同。其制曲付梨园演唱，主要是为了得到“倾动一时”的心理满足。“彼中人多有以师事者”等语，便可见其自得之意。

严保庸对戏曲的喜爱达到了痴狂的地步，甚至在为官期间也一如既往。《丹徒县志》云：

（严保庸）久客京师，好作狭邪游，视金钱如土芥。既之山东，以官署为词场歌榭，坐是罢官。[25]

严氏以痴迷戏曲、放浪形骸而罢官，说明其借曲扬名的行为中自我娱乐和自我满足的成分更多。尽管他与江义田一样有过京师制曲、以此知名的经历，但他们的目的不可等同视之。

除了以戏曲扬名外，也有文人以小说为晋身阶梯的。小说家陈森根据自己在北京梨园行的见闻创作了《品花宝鉴》。后来游历江南的时候，以之进献富商巨贾，博得钱财资助，其功利性与江义田完全相同。江、陈二人属于下层文人中的个别者，他们幸运地脱颖而出、赚得名利。而更多的人则一生寂寂无闻，事迹不见流传。这几起成功的晋谒故事，便是当时晋谒、扬名活动的代表和缩影。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聚集在都市的下层文人奔走求告的场景，在他们为生活奔走的过程中，文学也成为晋谒的工具，沾染了功利的气息。

揭秘文人晋谒的途径-道光朝文人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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