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坚守和转型：道光朝文人的选择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清政府的无能使他们这种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满足，道光文人以怜悯的情怀记录下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哀。文人对战争的翔实记录和密切关注是他们家国意识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的代表。同样生逢末世，但文人们选择的道路不同。道光文人的不同选择体现了文人群体矛盾、挣扎的集体情绪，昭示出危亡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与文学心态。

清廷入关以后，坐享二百年太平，举国上下都习惯了安逸稳定的生活。突然而至的战争使敏感的文人群体意识到未来风雨飘摇的国运，陷入彷徨。是坚守文人的气节和抱负，还是在麻木的生活中继续沉沦？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依旧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尽管科场无缘，却依然以自我催眠的方式在戏曲中幻化出功名富贵、香车美人。然而其笔下不经意流露出的迷茫，始终萦绕在虚幻的桃源美梦里，诉说着道光文人挣不脱的宿命。戏中的繁华美好与现实的苦难遭际形成了鲜明对比，纸上的河清海晏与清廷的大厦将倾构成了辛辣讽刺。

另一部分士人怀着兼济天下的理想挺身而出，关心国家命运。他们不但在学风上不断改革，以时务之学匡扶社稷；而且关注时局动态，以沉郁悲愤的笔调翔实记录了列强涂炭下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和不屈斗争。这些作品大多零散地出现在文人的别集中，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流派，这种不约而同的自发创作恰好成为文人群体关心民瘼、心怀天下的明证。

比如，道光朝出现大量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诗歌。福建文人林昌彝（1803—1876）的《射鹰楼诗话》、广东文人谢兰生（1769—1841）的《咏梅轩杂记补遗》收录了这些作品。前者首刻于咸丰元年（1851），共计24卷。“射鹰”即“射英”之谐音，全书饱含爱国之情，前两卷详细记述了鸦片流毒的始末，并收录了魏源、林则徐、张维屏等爱国诗人的作品。后者于鸦片战争后不久编订，主要收录了战争期间江浙文人的爱国诗文作品及相关史料。这两部选集不仅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文献，而且表现出道光文人崇高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

有的旨在歌颂人民群众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爱国官员张维屏创作的《三元里》《三将军歌》长诗歌颂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三元里抗英战役：“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15]这次群众性斗争出于百姓最朴实的愿望，面对家园被毁，他们“因义生愤”“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16]，以乡间耕作的农具对抗英军的枪炮，老弱妇孺皆无惧色。全民皆兵，同仇敌忾。

有的旨在鞭挞清政府软弱投降的无耻行径。战争伊始，民间对朝廷正规军尚抱希望，然而将领不战而逃、官员唯唯求和的态度令百姓怒气难平。这种由热望到失望的情绪转变在姚燮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英人海衅刚起，清军列阵广州，一时民心大振：“锦钺龙城驻五羊，敢驱群兽恣披猖。”[17]随着政府割地议和、签订不平等条约，国民心中生发出悲愤耻辱之感。“割地难言尺土轻”[18]，民族自尊心的严重挫伤使姚燮在诗中痛苦质问：“千秋史笔严功罪，几见巍勋武断成？”[19]统治者不惜卖国求荣，他们的卑劣行为将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有的作品旨在同情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反思战争的无情。与政权更替相比，战乱带给百姓的痛苦更为残酷。“宁为太平犬，不作离乱人”，这是底层百姓最卑微、最朴素的要求。但清政府的无能使他们这种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满足，道光文人以怜悯的情怀记录下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哀。姚燮的《北村妇》《官家儿》《弃妾行》《捉夫谣》数篇歌行，对战乱中的人物肖像进行了细致刻画。从逃难的妇孺到囚禁的壮丁，这些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止无屋归无门”[20]，“朝出担水三千斤，暮缚囚床一杯粥”[21]，他们的不幸遭遇在作者笔下真切地展现。这些作品不亚于杜甫的“三吏”“三别”，还原了最真实的历史，与宏观的战争史一起构成了鸦片战争的全部面貌。

文人对战争的翔实记录和密切关注是他们家国意识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的代表。他们虽然无缘沙场，但以如椽巨笔讽丑扬善的正义与勇气足以令软弱自保的统治者汗颜。

同样生逢末世，但文人们选择的道路不同。有的沉沦麻木，在自我催眠中成为时代的殉葬品；有的激昂悲壮，在顽强的坚守中书写不屈的民族魂；有的锐意进取，在积极的转型中化身改革的先驱者。他们笔下的创作也在各自精神的引导下，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文学景观。道光文人的不同选择体现了文人群体矛盾、挣扎的集体情绪，昭示出危亡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与文学心态。

沉沦、坚守和转型：道光朝文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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