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文人戏研究：考据与实践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也是学术研究进入科学化的重要时代。清代学术以乾嘉汉学最具特色，道光学人承其余脉，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不断深入，使汉学得到了广泛普及；另一方面，西学的渗透对传统汉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的研究领域开始涌现，经世致用的思想占据主要地位，部分开明先进的学者将学术研究与治国思想相结合，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道光学界处于传统汉学向西学发展的过渡阶段，“时务学”成为当时主要的创新方向，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汉学的继续繁荣

汉学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因其“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以治群书”[3]，故以“汉学”名之。清代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实行严厉的文字狱制度以钳制士人思想，因此汉学界逐渐形成专注考据的治学风气并在乾嘉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以经史、历算、音韵、金石、校勘、目录为主要内容的训诂之学。梁启超认为：“本朝学者……颇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惜乎其用不广，而仅寄诸琐琐之考据。”[4]这种“汩没性灵”[5]、困囿书斋的治学思想使文人学者远离时政，埋首故纸。

随着乾嘉耆宿戴震、焦循等人的离世，汉学界出现了名家凋零的情况，以往的研究者多以“衰落”论之。如梁启超所言：“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6]诚然，道光时期的汉学领域缺乏著名领袖，但其学术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间的广泛扩张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缺憾。综合来看，道光时期的学界仍然延续着考据训诂的传统，且发展势头并不亚于乾嘉时期。

第一，汉学的研究地域已经遍及全国，不断出现新的汉学中心。乾嘉时期，汉学学者集中在吴、皖两地，后来以扬州为胜。发展到道光朝，汉学重镇逐渐南移至闽贵、两广，甚至影响了一些教育不兴的蛮荒之地。

道光年间，许多汉学家身兼朝中职务，有的官至学政、巡抚。随着官场上的频繁调动，其所牧之地遍布南北。这些学者官员在任上积极倡导汉学、奖掖后辈，所到之处无不刮起治学风潮。嘉道年间的阮元，曾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及云贵总督，“为士林尊仰”[7]。嘉庆六年（1801），阮元任职浙江，于杭州主持兴办了著名的诂经精舍，培养了大批汉学精英，也令治学的风气传遍浙江。在他的影响下，许梿、吴云、龚自珍、汪远孙、李善兰、俞樾等一大批浙江籍汉学家先后蜚声学界。另一位耆宿程恩泽，于道光初年曾任贵州、湖南两地学政，“名位亚于元，为足继之”[8]。在其任职的两广、云贵边陲开始出现汉学名流，仅贵州地区，就有遵义的郑珍、独山的莫友芝崛起于道光学林。

第二，汉学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特征，研究人员的阶层范围迅速扩大。有清一代，书院作为大众教育的有效机构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而且入学的门槛逐渐降低。平民子弟有机会受到正统的学术训练，汉学研究也从世家传承逐步走向大众，许多出身寒微的下层文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学术研究领域。

以任丘籍戏曲家褚龙祥为例，他出身乡土、一生布衣，早年就读任丘桂岩书院，不仅系统学习了文法，而且在音韵、曲牌考据方面也具有一定造诣。[9]虽然他未能留下独立的汉学著作，但他的部分研究成果附于戏曲作品之后，足以窥见其学术修养。

第三，研究内容日趋娱乐化，已经从经史、金石扩展到以花鸟、钱币为代表的日常学问。

扬州文人谢堃的36卷长作《春草堂集》，包括《钱式图》4卷、《花木小志》1卷、《书画所见录》3卷及《金玉琐碎》2卷，涵盖了钱币、花木、书画、饰物等多个研究领域。作者博闻强识，行文夹叙夹议，典故信手拈来，对唐宋旧物及清代文玩都有详细的记载描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关于花卉植物以及篆刻字画的赏鉴展现了作者非凡的审美水平，对后世艺术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这些研究的兴趣点都集中于生活小物和娱乐方面，体现了文人的闲雅情趣。

这种醉心于物、不问世事的考据之作并不鲜见，甚至连西学先驱、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开明士人梁廷枏也曾沉迷此道。梁氏早年安居顺德，撰写了《金石称例》《碑文摘奇》《南汉书考异》《南汉文字略》《曲话》等近10种汉学著作。直到中年出仕广州以后，才跳出了旧学的框囿，成长为一代时务学大家。

总之，考据学风对道光朝文人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一方面，学人群体不断壮大、学术中心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泥于考据、保守封闭的研究风气也局限了士人的思维眼界。

（二）时务学与边疆史地学的发展

在任何时代，文人学者永远是掌握着最先进文化、具有最强烈责任感的群体。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寻求出路。道光文人也不例外，生逢国祚衰微，一些学者率先将深厚的考据功底运用到时务研究中，以精准细致的考察和科学先进的结论为执政者提供参考，确立了专注时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在汉学向西学的转型过程中承前启后，使清代学术史形成了“汉学—时务学—西学”的发展模式。这部分学人的贡献和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开辟了边疆史地学和域外史地学的新领域。

边疆史地学自乾隆学者祁韵士开始起意，经过道光文人的发扬光大逐渐成熟。具体而言，南疆的张格尔叛乱直接“推动了边疆研究”[10]。道光初，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张格尔在南疆地区发动叛乱，清廷用了八年时间才将其平定。战争激起举国关注，学者们对西北文化、历史和地理产生了强烈兴趣，希望通过深入考察为朝廷的战略部署提供参考依据。大量学者开始借助传统史地学的研究方法钻研边疆问题。

徐松在嘉庆末贬谪新疆伊犁，道光初得到赦免。他总结了多年在西北的见闻和勘察结果，写下了著名的“西域三种”——《西域水道记》《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成为西北史地研究的奠基人。林则徐、左宗棠入疆平乱和发展西北均受惠于徐松的研究。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紧随其后，填补了蒙古史地研究界的空白。随着局势的发展，关于西北地区的论述已经不再局限于基本的史地常识，而是开始转向更为敏感的时政问题。龚自珍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道光九年（1829）分别写下《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两篇文章，讨论了新疆建省的问题。沈垚的《新疆私议》作于道光八年（1828），主张政府移民新疆，发展边疆经济，进而驳斥了部分官员企图放弃南疆的提议。

学界的目光还投向了东南沿海，鸦片战争的爆发将这片边陲沃土推进了政治旋涡。张穆以热切的情绪写下《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等文章，预言了东南沿海的沦陷可能会祸及内陆乃至全国的严重后果，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边疆史地学的飞速发展不仅拓展了学术研究领域，而且对国家的边疆治理起到了积极影响。学者们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揭露了南疆分裂分子的险恶目的。以精准的实地考察和案牍推演为依据，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边疆发展建议，对后代因地制宜地开发边疆、团结少数民族同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出于抵御外敌的需要，以及受到外国文化的冲击，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外国文化，逐渐形成域外研究的热潮。域外研究的对象以侵略中国的英、法、美等西方列强，以及觊觎北疆的俄罗斯为主。

道光间，列强自东南沿海开始入侵中华，在冲突的最前线广州形成了以梁廷枏为代表的一批重视时务、放眼寰球的开明学者。梁廷枏以编纂《广东海防汇览》及《粤海关志》为契机，开始进行域外研究。广州地区对外贸易发达，西方报纸、文献等材料繁多，为梁廷枏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跳出了二手材料的束缚，不单纯依靠翻译文献，搜集了大量英美原版文献进行对校考察，去伪存真。《海国四说》作为其域外研究的重要成果，囊括了英、法、美多个国家的人文物理，对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体系予以公正评说。其思想之开放、见识之长远，在当时学者中堪称一流。

俄罗斯研究则属于西北史地学的衍生产品。在充分剖析我国边疆问题之余，学者们注意到与我国接壤的俄罗斯。该国地大物博、国力强盛，垂涎我国北方已久，不容小觑。基于这些考量，《俄罗斯事辑》（俞正燮著）、《俄罗斯事补辑》（张穆著）等研究著作相继问世。这些研究旨在提醒统治者重视边境安全，并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战略情报。其中何秋涛撰写的《朔方备乘》，堪称俄罗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原名《北徼汇编》，甫一问世便受到学界重视。咸丰皇帝钦赐“朔方备乘”之名，昭告了对俄方的防御态度，也表达了对域外研究学者的肯定和鼓励。

经过这些学者的开疆拓土，域外研究发展为一门显学。《康纪行》（姚莹著）、《海国图志》（魏源著）、《四洲志》（林则徐主持编纂）等名作光耀一时，代表了域外研究的最高成就，为近代洋务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其二，从考据转向义理，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积极参与政治讨论，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对这种变化予以准确描述：“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11]“国初诸老”以顾炎武为代表，他强调将“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与“考文知音”的治学方法并举。而乾嘉学者只继承了他的治学之法，却忽视了经世之道，导致重视考据、忽视义理的僵化局面。直到道咸时期，国家危亡，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再度受到重视。文人学者开始走出书斋，参与时政讨论，为治国靖难献计献策。

时务之风的盛行与社会变革有着密切联系，民国学者孟森对这一时期的学风变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至道光时则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不得不言……而当世之臣采用之，朝廷听纳之，颇有改革。”[12]随着匡扶社稷的需要，学者们重拾经世致用、经邦济民的责任，弘扬了文人群体的优秀传统，彰显出崇高的气节和风骨。

就学者个人而言，龚自珍无疑是道光时期倡导经济义理的佼佼者。龚自珍的理论贡献多与政论性的文章相结合，思想激进。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显示出敏锐的政治觉悟和热情，其早期的政论文以《明良论》《尊隐》《平均篇》为代表。这些作品语词激烈、针砭时弊，观点主要集中于揭露黑暗政治和要求改革等方面。中年以后，其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完成了从传统考据学到今文经学的蜕变。他没有全盘否定考据学的价值，而是客观地指出其中保守自封的部分，并以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学术，使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政治。所谓“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13]，经史之学必须与政治相结合，才能体现其意义和价值。他的思想顺应了时代变革的主流趋势，为以后改良派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同时期的开明学者相比，龚自珍的思想批判性更强、影响力更大，成为文人参政议政的表率和楷模。

就学术群体而言，岭南学派成为当时经世之风的思想重镇。广东地区此前一直处于以考据为主的传统汉学影响之下，自曾钊任学海堂学长以后，开始兴起经济之学。道光间，以学海堂为中心，培养了大批开眼世界、心怀时务的进步士人。曾钊本人在鸦片战争期间曾被招致总督祁宇麾下，参与筹谋战略、建设海防，以身体力行的实践证明了文人在国家建设中的特殊价值。后任学长梁廷枏不仅将研究目光投向域外，成为西学界执牛耳者，而且积极参与抗英战斗，在广州人民反入城运动中担任领袖[14]。以二人为翘楚的岭南学派不断壮大，甚至一度对朝廷政策制订产生影响。以何太清、吴兰修、许乃济等人为代表的弛禁派在禁烟运动中积极献策，并以学海堂为中心将弛禁理论显扬于世。他们不顾个人荣辱、兼济天下的无私品格和爱国情操值得后人敬佩。

其三，调和汉宋之争，接受西学思想，形成了包容兼收的良好氛围。

儒学汉、宋两派历来争论不休，清代以后学者注重考据，轻视义理，因此汉学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宋学受到排斥。随着道光间时务风气的兴起，汉学家开始反思，认为汉、宋两派各有所长，一味强调门户分立并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且于时事无益。经过学界的不断努力，道咸以后古、今文兼善者日增，黄式三、李兆洛、陈澧等人都以调和汉、宋闻名。道咸汉学家陈澧晚年创作的《东塾读书记》，成为汉宋调和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道光以来汉宋融合的新学风，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誉。晚清时期的曾国藩等人更是继承了汉宋互动、兼收并蓄的传统，使儒学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汉宋调和不仅减少了学界内部无谓的派系之争，而且营造了兼容并包的良好氛围。派系斗争的弱化打破了学术壁垒，使学者们更易于接受不同的思想理念。在这种开放的风气下，西方文化也逐渐被学界接受，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萌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表明古老的中国愿意接受先进的西方科学，东西文化开始交融互动。西学东渐为传统思想现代化做出了充分的准备，成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思想的坚实基础。

当然，中国传统的考据之学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研究理念和学术思路上恰好不谋而合。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以严谨的科学理论为基础，而科学论证中经常使用的归纳法完全符合汉学实事求是的治学要求。因此，汉学家们在了解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后，采取了学习接纳的开明态度。但是由于鸦片战争没有波及内陆，大部分地区尚未感受到强烈的震动，道光时期的西学传播主要集中在沿海口岸地区，汉学界所接受的内容也以科学技术为主。咸丰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西方的科技和人文思想同时涌入，中国的传统学术才实现了西方化、现代化的剧烈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