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朝文人戏研究-屈抑与艰辛的科举仕途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反观文人群体，此时依然被束缚在科举仕途的泥淖里，困身闱场、艰难跋涉。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录取要求日益严苛，文人的科举之路愈发艰难。清代中后期文人的科举之路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其次，针对舞弊的惩罚制度日益严苛。科举之艰难、生计之压迫使得不少人中途捐弃。道光朝文人的生存境遇异常艰辛：社会萎靡，科举艰难，生计无路，官场贪腐。这种痛苦的折磨造成了道光文人心灵的苦闷与失意，也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基调。

道光一朝，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官员昏庸贪腐、鸦片流毒横行、教匪结社滋事、流民暴动不断……孱弱的国民、疲软的吏治如何能与西方侵略者抗衡？清王朝的崩溃与解体近在咫尺。反观文人群体，此时依然被束缚在科举仕途的泥淖里，困身闱场、艰难跋涉。

明清两代举业大兴，科举成为读书人的晋身正途。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录取要求日益严苛，文人的科举之路愈发艰难。清代中后期文人的科举之路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参加者众多而录取者少。随着教育的普及、印刷业的发达，清代受教育人数不断增加。科举考试作为改变阶级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正路”，几乎成为士人的唯一选择。然而进士的录取受国家控制，数量极其稀少。且清代统治者为了平衡南北、满汉的录取比例，政策多向北方地区倾斜。录取人数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使得教育发达地区的士人竞争尤为激烈，冒籍、舞弊现象屡禁不止。

其次，针对舞弊的惩罚制度日益严苛。清末探花出身的商衍鎏先生追忆清代科举时曾指出：“科场案件，明代以前甚少，至清代则重大者加以极刑，轻者亦特别严惩。”[1]清代统治者对科场案件的惩处，不仅量刑从重，而且对涉案人员范围的划定也非常宽泛——除了涉案士子本人，相关的考官甚至本省学政也可能受到牵连。尽管如此，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依然有人以身试法，造成科场的不公平和混乱。反之，执法者在考试过程中更加严苛地盘查审核，增加了应试者的负担和压力。

最后，科举过程之漫长。清代科举取士分为童生、举人、进士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包含数次考试。再加上三年一开科的低频录取，进一步增加了时间成本。一个读书人从童生成为进士要经历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青春与精力都消磨在无穷无尽的考试中。《儒林外史》中描绘的老童生周进、范进，都是现实中困顿科场士人的缩影。对此，道光帝在诏书中亦曾感叹：“三年大比，一经屈抑，又须三年，竟有终身沦弃者。该主试均系经朕特加简任，尤当加倍认真。”[2]正是有感于士人科举的不易，道光帝才督促考官认真负责，以免造成人才浪费。然而现实中屈抑科场者又何止万千！

总之，科场成为清季士人心中极具诱惑又充满怨怼的梦魇。科举之艰难、生计之压迫使得不少人中途捐弃。他们为生活所困，在坐馆、游幕中维持生存。尽管远处江湖，却不忘蟾宫之想，对科举的执念成为其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文学创作的永恒话题。

在朝与在野的区别为文人内部划分了阶层，他们的所见所感各有不同。

本书所论的道光士人大概分为三种身份：中级官员（知州、知府等），如许鸿磐、陈钟麟、李文瀚；下级官员（知县、教谕等），如严廷中、严保庸、张声玠、黄燮清、周乐清、汤贻汾；下层士人（游幕、坐馆等），如椿轩居士等。

其中下层文人占绝大多数，他们背井离乡，为生活所苦。在经济凋敝的时代，不事生产的文人难以找到合适的生存方式。游幕、坐馆者尚可安居果腹，其余如谢堃、于有声等无业者，只能寄食四方、一生漂泊。现实如许悲凉，剧作则满篇富贵团圆、金榜题名。他们明确地知道科举无路，只有在戏梦中聊以安慰。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人即便为科举搭上整个人生，却依然无悔，亦可见科举文化对士子的洗脑和荼毒。

而有幸跻身官场的中下层官吏，也不得不委身斡旋其间。承荫出身的周乐清、汤贻汾，免去了科场之苦，却难逃倾轧之痛。前者性情耿介，有功而不得升迁；后者厌倦官场，终以殉国的方式得到解脱。他们的剧作饱含愤懑，既是对个人遭际的痛斥，也是对现实黑暗的针砭。

道光朝文人的生存境遇异常艰辛：社会萎靡，科举艰难，生计无路，官场贪腐。教育与见识使他们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不问政治、不理前程。尽管心怀理想，却无法逃脱或改变现实。这种痛苦的折磨造成了道光文人心灵的苦闷与失意，也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基调。

道光朝文人戏研究-屈抑与艰辛的科举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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