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民宣言: 反侵略斗争，坚决捍卫台湾自主地位

马关议和——中国作为战败国，那屈辱的一幕已经收场了；稍后，三国干涉还辽也以日本的让步告一段落了。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到此还不能划上一个句号。因为在祖国的宝岛台湾，爱国的绅士、将士和民众仍在进行着英勇的反割台斗争。

如人所知，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福建省厦门市隔海相望。那里气候温暖，土地丰腴，物产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这一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居住在那里的高山族人和汉族人都是“龙”的传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古地理名著《禹贡》中就称台湾人为“岛夷”，后来遂称该岛为“夷州”。自三国始，大陆不断有人浮海东渡，特别是福建漳州、泉州的闽南人，广东潮州人和嘉应州的客家人屡屡来到这块丰腴的土地上。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诱人的宝岛。为了谋生，他们在这里开拓家园，并且与当地土著居民融汇在一起，把大陆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世代沿袭下来。他们称大陆为“唐山”，丝毫不忘他们的祖籍在大陆，且引以为自豪。但可悲的是，对这一宝岛早已垂涎欲滴的日本侵略者在马关议和中要求清廷将其割让给它，而腐朽的清王朝竟以“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满足了日本的贪欲。于是，《马关条约》中第二条载明：中国将台湾全岛所属各岛屿永远割让给日本。

这真是奇耻大辱！4月17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割台的噩讯传到了台湾。全台民众“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遍于四野。”这一坏消息恰似利剑一样刺进了台湾人民的心窝。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爱国之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第二天，亦即4月18日，台北市马上出现了“鸣锣罢市”，势将哗变的情势，丘逢甲等爱国绅士还联名致电清政府，哭诉“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顾身家，……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待死后，再言割地！”其时，在京的一些台吏、翰林、举人也纷纷联名向都察院递呈：今闻“有割弃全台与倭之说，不胜悲愤！……数千百万生灵皆向北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又说：“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

面对如此“哭声达于四野”的感人场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难以无动于衷。受当地爱国绅士及民众反割台情绪的影响，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也不得不多次致电恳请清廷：“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说：“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

然而，无论是百姓哭于市，还是爱国绅士屡加痛陈，都不能使清廷回心转意。总理衙门的重臣们竟电告唐景崧：“割台系万不得已”，“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这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回答呀！

“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尽管清政府出卖了台湾，愧对台民，但是，一种失去父母之邦的危机感，驱使丘逢甲等爱国绅民挥毫写下血书，表示“誓不服倭”，并再次抨击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安心弃我台民”！由于台民意识到通过朝廷“事难挽回”，只好向总理衙门郑重声明：眼下台民犹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既然“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于是，5月21日上午，在前驻法参赞陈季同等筹划下，丘逢甲率领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百余人，在台北组成抗日政府——“台湾民主国”。年号取“永隶清朝”、“永戴圣清”之意为“永清”，以兰地黄虎旗为国旗。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工部主事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军统领。刘永福为大将军。9天以后，亦即5月30日，唐景崧用大总统名义向台民发出告示：“日本欺凌中国，大肆要求，此次马关议款，于赔偿兵费之外，复索台湾岛，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屡次恳求，代奏免割，总统亦奏多次。而中国欲昭大信，未允换约，全台士民不胜悲愤。”故为保民之计，“台民公议，自主为民主之国。”

当台民宣布自主之际，日军便实施割台的入侵。进犯的日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亲自指挥，合计12348人；一路是近卫师团，由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率领，合计15769人。

经过侦察，日军避开防卫严密的淡水炮台和基隆港，以一部分舰队佯攻基隆西面的金包里，主力近卫师团第二联队和第一旅团部分工兵于5月29日分别在澳底、盐寮登陆。当时仅有数十名士勇伏在竹林中略放几枪就溜之大吉。日军在基本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便长驱直入，沿海岸直逼基隆。直到6月2日清晨，日军才在瑞芳付出一定的代价。当时，清兵或“隐于村落的土墙后”，或“潜于茂密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据日方记载：“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我方死伤较多。”在此战中，日军死伤19名。清军则有30多人战死，30多人被俘。到上午，日军终于攻陷瑞芳。也就在这一天下午2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代表清廷与日方代表在日舰“西京丸”上商定台湾交割文据。是日深夜，将文据缮成中文和日文两份，先由桦山资纪署名盖章，然后交于李经方，就算交割完毕了。

日军占领瑞芳后，继续向基隆进犯。6月3日下午5时左右，部分日军突入基隆市街，清守军渐趋不支，且战且退。这时的唐景崧犹如惊弓之鸟，遂于第二天竟弃前方将士于不顾，携巡抚印自台北逃往淡水，接着又乘德船鸭打号内渡厦门。丘逢甲闻讯后，痛斥唐景崧“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唐景崧一逃，台北一片混乱，日本军队乘虚而入，于6月7日拂晓占领台北。据时人记载：“日大队至，至则占民房，掠鸡牛，搜军器。民之移家者，担簦蹑履，扶老携幼，累重载舟，纷纷蔽海而浮。妓女、丐妇亦有去者。风云惨淡，日暮则道路无人。有闻叩户声，则阖室皇皇，相惊以番兵来矣。其骇异之情如此！”台北失陷后，驻守台北后路的总兵佘清胜，竟主动向日军表示要“听命行之”，并率所部五营投敌。丘逢甲见势难支撑，兼之日军又以台湾民主国为丘逢甲所首倡，“嫉之甚，严索之”，于是，丘逢甲和林朝栋纷纷离台内渡。临行前，丘逢甲曾写下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其中“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土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等句，寄托了台湾回归祖国的无限热望。由于丘逢甲、林朝栋等离台，台湾民主国——仅存11天就消声匿迹了。

就在台北官僚绅士们纷纷内渡潜避之际，台中、台南人民浴血奋战在抗日最前线。6月11时，亦即日本近卫师团集结于台北城的同一天，台中义军首将吴汤兴也在新竹城外誓师抗敌。吴本是苗栗秀才，早在日军来犯台湾前，他就曾写诗云：“闻道神龙片甲残，海天北望泪潸潸。书生杀敌浑无事，愿与倭儿战一番！”台北失陷前，他任台湾府义军关防。此次列营祭旗，他发誓“是吾等效命之秋也？”。各路义勇和清军诸营为他的献身精神和抗战决心所感奋，纷纷表示誓死御敌。因吴汤兴义军大都来自新竹、苗栗二县，故又称“新苗军”。誓师后，新苗军便在新竹城北25里的大湖口扎营，以狙击南侵日军。

当时，南侵日军分两路向前推进。一为东路，循山路行进，径大科山坎（今大溪）至龙潭坡（今龙潭）；一为西路，循官道行，经桃仔园（今桃园）、中坜、安平镇（今平镇）、杨梅坜（今杨梅）至大湖口。为狙击日军，吴汤兴也将义军兵分两路。他亲率西路军截击西路敌人，手下强将徐骧率队狙击敌东路军。吴汤兴率领的西路军自大湖口出发后，探明了敌人的行进路线，在途中设下埋伏。6月14日，“西路日军适至，相遇，各开炮火。日军恃众，惟发排枪，弹如雨下，鲜命中。吴军多山民，善狙击，弹无虚发，日军仆者相续，遂大败退”。

日军原以为义军不过是乌合之众，不难一举荡平，没想到在新竹城外遭到如此大的败绩，因此，再也不敢慢待了。6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阪井支队又进至新竹城下，他们先以机关炮队发炮掩护，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吴汤兴义军“非素练，又苦饷械不继，”虽奋力抵抗，毙伤敌人14名，但终因抵不住日军的猛烈轰击，牺牲50余人。为避免过多的伤亡，只好暂时撤出城外。11时45分，日兵攀城墙而入，打开城门，大队拥进城内。新竹遂陷。

新竹虽然失陷了，但义军在狙击中的英勇表现，却使某些没有内渡的地方官员又看到了守土保国的希望。他们在台湾知府黎景嵩的召集下，召开了台湾、彰化、云林、苗栗四县官绅会议，筹款守御，并开设筹防局，招募土客兵勇7000人，取名“新楚”军，以当地守军分统杨载云（又作杨紫云或杨再云）为统领。于是，新苗与新楚两支义军顿时活跃在台湾中部抗日斗争的战场上，使侵台日军被牵制在台北、新竹间达二个月之久。杨载云、姜绍祖等志士先后为祖国捐驱，在保卫台湾神圣领土的战斗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8月初到9月下旬，台湾义军的抗日斗争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台中地区保卫战。此间，侵台日军在兵源给养补足后，向台中地区的苗栗、大甲溪、彰化展开了疯狂进攻。在8月13日狙击日军进犯苗栗的战斗中，黑旗亲兵营管带袁锡清和帮带林鸿贵“身先士卒，屡冲敌锋”，不幸连中数弹，“鲜血洒鞍辔”，双双阵亡。统领吴彭年骑马“亲督诸军力战”。直至翌日上午11时，日军才拿下苗栗。

5月22日，日本近卫师团开始进攻大甲。日军以步兵在前，马炮队随后。前队败，则马炮队列横阵继进猛击，弹急如雨，攻势甚锐。吴彭年先避敌锋，伏兵于大甲溪，候日军至，突起猛击。日军败渡河，吴彭年麾军追击。日兵渡河及半，徐骧义军一队自对岸林中出，向敌射击。日军背腹受敌，仓皇逃窜。此次战斗毙敌50余人，缴获其枪械甚多。第二天，日军再犯大甲溪，才如愿以偿。

8月28日清晨，日军又直扑彰化城东八卦山。6时左右，日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向八卦山炮台发起冲锋。吴汤兴手持短枪，足登草履，大呼杀贼。徐骧也麾军力战。但日军炮火甚烈，势不能支。在激战中。吴汤兴不幸中弹身亡，鲜血洒在八卦山巅。他牺牲后，八卦山守军弹药告罄，徐骧遂率残部20人突围而出。7时10分，日军占领了八卦山。值时，正在茄东脚督战的吴彭年见八卦山竖起日旗，马上勒马亲率黑旗军七星队300人回救。行至山下，日军猛放排炮，七星队伤亡甚重，难以向前。左右掖而奔，吴彭年厉声斥止。忽然山上敌弹击中吴彭年，他虽奋力向前，终不支而壮烈殉国。后来，有人作诗《哀季子歌》悼念他云：“巨炮雷轰力劈山，榴弹雨下响訇，身中数枪靡完体，据鞍转战莫敢撄。血溅衣襟溘然逝，凛凛面色犹如生。……人居世上谁无死？泰山鸿毛权重轻”。

日军占据八卦山后，便在山上架起大炮，向彰化城猛攻。守将李化高、沈仲安、杨春发等均战死。彰化遂沦入敌手。后来，亦即9月23日至25日，各路义军连续三天对彰化进行反攻，结果损失惨重，未能扭转不利局势。

日军在台中地区得手后，便马不停蹄地水陆并进，夹击台南。

此时，坐镇台南的义军总指挥刘永福可谓一筹莫展。当初，他赴台时，曾表示“守大清之地”，“万死不辞”。可巡抚唐景崧“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由于受到昔日朋友（唐与刘在中法战争期间共过事）的冷遇，刘永福每与人谈及唐“排挤倾陷状，几痛哭流涕”。对此，丘逢甲有言：“景崧虽号知兵，而防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眼下，刘永福正为丘逢甲言中的处境而犯难。经过彰化一役，他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部将李维义自彰化逃回后，再三提出要到布袋口一带据险扼守，刘永福发给饷银，令其统镇海中军左营前往。可李维义一到布袋嘴，就“将银席卷，并连各枪支变卖”，竟同黎景嵩一起带数百人，雇船逃往厦门。兼护台湾道道台和台南府知府的安平县知县忠满，也弃军逃往厦门。这样一来，台南态势危在旦夕。

10月8日，南犯日军兵临嘉义城下。守将王德标虽率义军及黑旗军“顽强抗御”，但终因日军人多势众，炮火猛烈，不得不撤出阵地。在此次战斗中，日军近卫师团中将师团长北白川重伤毙命。

10月10日，日军南进军司令部和混成第四旅团，在浪速、济远、海门三舰护卫下，在布袋嘴登陆。

10月11日，敌近卫师团前锋部队进至盐水港一带，残暴杀戮当地居民800余人。

10月15日，日本常备舰队司令官有地品之允率吉野、秋津洲等六舰和运载着2000余名登陆队的汽船，进攻台南重要海口——打狗港。战斗不到一天，日军登陆成功。

10月18日，从布袋嘴登陆的日军向王爷头发起进攻。有6名中国炮兵至死不退。连日人也不得不赞叹：“其炮兵直至我兵突入阵地时尚不退走，炮手六名终死在炮侧，虽为敌人，其勇敢真值得赏叹，可称为中日战争以来未曾有的勇兵！”直到当天下午5时，日军才占领了王爷头。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伤22人，其中有大尉以下军官6人，而李翊安所部翊字军和义军则牺牲了300多人。

10月19日，日军又对台南最后一道防线曾文溪发起攻击。义军首领徐骧协同黑旗军力战扼守，当敌炮击中他时，他跃起而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徐骧殉国后，总兵柏正材随之阵亡。王德标下落不明。死者共204人，伤者无数。林义成和简精华只好突围而出。

事到如今，刘永福这位昔日名震宇内的抗法英雄，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在曾文溪惨败的当天，他竟求助于神灵，焚香跪求，得签云：“木有根枝水有源。”解曰：“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签语颇为不吉利。适在这时，谭钟麟又托人带来信，催刘永福内渡。于是，刘永福遂下决心“拼死也要内渡”。当天夜里，他就率其子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至安平，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内渡厦门。

刘永福内渡了。台南府处于群龙无首的悲哀中。两天以后，日军开进了台南府。再过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桦山资纪未免高兴得太早了。诚如有人所言“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后来的史实表明，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台湾从未真正在日本占领军的铁蹄下“平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