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学徒时代的三次水中逃生

我十一二岁时，灾难接踵而来。初夏，久病不起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早在我3岁时，也因时时遭到日寇的追击，病逝他乡。为给母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慈爱的姨母毅然来到我家，和外祖母一同担负起扶养我们姐弟三人的生活。那时大哥在芜湖当学徒。母亲逝世不久，又发大水，庄稼被淹，房子也倒了。我接连两次遇险，差点在水中淹死。

母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失去了深厚的母爱，失去了精神依靠，我不知道将怎样面对生活，成天悲伤、沮丧。

冬季，我们常常要忍饥挨饿。异常艰难的生活，使我逐渐想到应该为姨母和外祖母分担生活的重担。我是现在家中最大的男孩子，应该自己去找饭碗。

有一天，姨母同村的丁大奶奶到家里来了。她年轻时守寡，靠针线活将两个儿子扶养成人，姨母曾给过她很大的帮助。晚上，她俩絮絮叨叨一夜，大多是感叹姨母命苦。偶尔听到姨母长叹一声“他还太小了”。我敏感到这位丁大奶奶此行与我有关。三天后，我的预感变成了事实，姨母告诉我，丁大奶奶的两个儿子都在三河开作坊。大儿子开了个染坊，愿意收我为学徒。姨母认为我年龄太小，但丁大奶奶一再说：“活不重，只是看看店堂。我那儿子孝顺，听我的话。你过去对我有恩，我还能亏待孩子？”姨母还是拿不定主意。外婆已泪流满面，哽咽难语。姐姐也眼睛红红的，瘦弱的弟弟低着头一声不吭……我沉默了一会儿，坚决地说：“我去！”外婆、姐姐和弟弟都放声大哭，姨母一言不吭，只是不断擦着涌出的泪水。我鼻子发酸，强忍着没有让泪流出：“这又不是去跳火坑！三年出师了，我就能顶住大门！”

接下来的几天，外婆只要有机会就对我说：“一定要‘咬口生姜喝口醋’，顶住苦，不能‘贩桃子’，两三月就跑回来。”姐姐却默默地帮我缝补衣服。弟弟则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

临行那天，天阴沉沉的。姨母挑着简单的行李送我，沿着巢湖边的圩堤到施口乘轮船。我是第一次乘轮船横渡巢湖，对即将生活的世界很茫然，但也有着好奇和新鲜，更多的是一种自豪：我将自食其力。

在天快黑时，我们的船终于徐徐靠岸。三河给我的印象是大河两岸的商埠，河南、河北的街道就在圩埂上，河北店铺林立。

老板开的实际上是个小作坊，染布并兼营染布的颜料，在河北东街，紧靠曹柳门巷。房子很深，后面住着房东一家。丁大奶奶和老板娘一再要我姨母放心，说是将会像家里人一样待我。姨母说了许多的感谢话，第三天就回去了。

姨母一走，我就正式干活了。每天清早起来开店门。门面的排板一块总有3米多长，40来厘米宽，4厘米厚，约15千克。这对个子矮小、瘦弱的12岁的我来说，实在是难以胜任。第一天我咬紧牙关，将它一块块从门槽中取下。但两块一道扛时，因个子矮，我只得深弯腰，猛吸一口气，攒足了劲扛起来。刚扛起时，板长，重心往下一沉就砸了下来，将柜台上的东西打得震天响，我也跌坐在地上。我连忙站起来，老板已从里面窜出，劈头打了我一巴掌。本能的反应使我握了拳头就要往上冲，可突然一惊：我是在当学徒。老板上来又是一巴掌，滚烫的血从我的鼻孔中流出。“你这小东西，胆子不小。想还手？三年生死文书订了，打死你也不偿命！今天跟你讲清了，拳头就是饭，唾沫就是茶，是这个命，你就得认！我就是从这当中熬过来的。再要把门板砸下来，就砸烂你的头！”

我是个野孩子，从未受过这样的欺侮。记得我9岁时，有一天放学捧着几只同学送的蚕经过城门口，陈俊之自卫团站岗的兵痞子一定要看。小学生中流传说蚕见太阳就要死，我不给他看。他恼了，伸手就把我手中的蚕打掉在地。我气得一头撞过去，撞得他跌了个四脚朝天。他爬起来就用枪托子砸，我却一溜烟跑了，在小圩的窄田埂上和他绕圈圈……以后好几个月我都是绕道南门去上学。

母亲也常教导我们，不欺侮人，也别受人欺侮。冷静下来，我当然不敢第一天就把饭碗砸掉，鲜血不断从鼻孔中流出，滴到地上，我努力克制着不断翻涌的热血，但肯定是怒目相视。老板身材细条，脸膛白白的，梳了个大背头，油光闪亮。给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个斯文人，可这时他左右颧骨通红，像是讨债的白面无常，显得狰狞可怖……一定是我那副神情使他没有再动手，愕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大师傅拍拍我的肩，我才回过神来。“一次只要扛一块，来，我扛给你看。”

整个事情中没有见到丁大奶奶。直到我铺被子时，她才悄悄地来到身边，先是抚摸我的头，半天才说：“以后扛门板，只一块一块扛，不要贪多。他当学徒时，受的罪比你还要多！唉！常说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别记恨他，当学徒的都有这一关。”我的心往下一沉：“他要在我身上讨债了，以后可得格外当心。”她待了半个小时，可我一声未吭。

鼻血还未止住，我就去挑水，这是规定给我的生活。我的个子太矮，只好一再将系绳缩短。出门后向左转，经过张一鸣医院，再向南，穿过一条长长的石板路巷子，到达河边的石级码头。从小在家种菜就得经常挑水浇，但我总感到这条巷子是那样长，它被两边的高墙夹住，尤其是在冬天，石板上结了冰，稍不留意就会滑倒，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不能换肩，不能停下歇息，只能一步步向前挪，这使它显得更为幽深、漫长。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眼前常常浮现它的无穷幽深，甚至耳边还回荡着沉重的脚步踩在石板路上的一记记回响—特别是在山野和人生道路上进行漫长的跋涉时。直到1988年，电视台拍我的专题片，妻和孩子都一同去了，发现这条巷子才不过20米。起先，我以为是找错了地方，但经过多次反复考察，确实是这条巷子，然而这也未能改变我记忆中它的幽深和漫长—大约正是它锤炼了一个人的毅力和坚韧。

把水缸挑满，我就得赶快去水炉冲开水，洗茶壶、茶杯。街面上已熙熙攘攘了，店里的主顾们也快到了。主顾主要是织布的小机房主。那时在东门外的圩埂上，有很多家庭式的织布作坊，多者七八张织布机，少者两三张。这些小机房主去早市卖布，卖完布后就到这里来买颜料、喝茶、闲聊、交流各种信息。我得负责茶水和招待。他们性格各异，我得随时谨慎，得罪了主顾，老板是不答应的，同时还要接待那些零散的来染布的顾客。这样一直要忙到近11点，其间还得帮老板娘淘米、洗菜、烧饭，这时才能吃上第一顿饭。

洗完锅碗，得赶快去砸烧碱。烧碱是染布时必不可少的化工原料。一筒烧碱有几十千克重，我当然扛不动，只好从库房里将它滚出来。它是长圆筒状，开它时需有点技术，一般是大师傅干。大师傅是个憨厚人，他先是撩起长衫，拿起我递给他的斧头，抡起斧背先行砸一两圈，然后再用斧口劈开咬合的铁皮，之后就是我的事了。要将大块的肉红色烧碱砸成小块，便于包装。看着这是个简单的力气活，其实并不简单。烧碱有强烈的腐蚀性，老板也不给手套，也不给防护镜。一筒烧碱砸完，左手的拇指、食指、中指总是要烂掉一层皮，血迹斑斑，疼得浑身打哆嗦，几天之中拿东西、沾水，火烧火燎疼得钻心。要把大块砸成小块有很多窍门，稍不留意，就右手砸了左手。第一次砸完一筒烧碱后，第二天我发现衣服上有好几个洞，身上皮肤也烂了好几块，再一想，肯定是碎块溅的。有一次，溅到了眼里，赶紧用水不断冲，但还是红肿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大师傅说我幸运，因为曾有人把眼烧瞎，从此每次砸的时候我都将眼眯起来。既要把大块砸成小块，但碎粉若多了，老板就要骂“败家子”。因为细碎的小块和粉很快就溶化了。有了经验，砸完了烧碱，我总是赶快去洗澡。冬天洗澡，我得向老板拿钱。当学徒的有规矩，身上不能装分文。姨母走时交了两块钱给老板，说明是给我剃头、洗澡的。每逢这时，老板总是眼一斜：“身上生蛆啦！”我也总是翻眼看着他，重复一句话：“拿三姨娘留给我的。”

傍晚左右，是第二餐饭，也是一天中的最后一餐饭。晚上老板三天两头就要出去在饭店里“抬石头”或叫“打平和”。我得一直等到深夜，直到他回来。逢到他高兴时，也还对我说几句关心的话。关上了门，我才能把被子铺到两尺多宽的柜台上。那种磨炼，使我能一夜不翻身，也从未跌下来过。对面布庄的学徒小贺，睡在比柜台宽得多的春凳上，却隔三岔五要跌下来。

老板娘生下第二个孩子时，我的工作更加繁重，不仅要带大孩子，还要为婴儿洗尿布。

晚上等到把一切的杂事都做完了，老板娘和大师傅都睡下，不再支使我做这做那，这时才是我自由的天地，虽然这个天地很小，只能局限在店堂的10多平方米内。老板有规定，不可擅自离开一步。最初的日子，一到这时，湖边的各种趣事，沙滩、芦苇的种种神奇，海阔天空，无拘无束的自由……全都涌现出来。得意和欢乐，常常使我笑出声来……是的， 我想家，想外婆、三姨娘、姐姐和弟弟，想我大哥。特别想妈妈，她绝不会让我忍受这么多的屈辱。当我明白了这一点，狠狠地捶了捶头，外婆说过“吃得苦中苦，才能自立”。连这点苦都不能吃，还想担当起支撑家庭的担子？从这以后，只要这些影像一出现，我就立即抑制。

我终于在书籍中找到了最大的乐趣。包颜料的纸都是廉价收购来的旧书报，五花八门、各色各样。我在如豆的油灯下，贪婪地读着这些已被撕开的书籍的片断，幸运时，还能碰到整本的书，以至于老板娘数次警告我耗油太多。记得曾读过一个外国作家写的关于染坊的各种人物和生活。那些幽默的语言、鲜活的形象，特别贴近我的生活，常使我忍不住大笑。它使我心里朦朦胧胧中产生了一种欲望：也把我当学徒的染坊里的故事告诉人……这或许与我以后想当作家有些瓜葛。

但最难耐的是饥肠辘辘的漫漫长夜。作坊里每天只有两餐饭，但老板和家人及大师傅早上有一餐早点。三河的早点非常丰富：狮子头、烧卖、油条、煮干丝……尤其是卖煮菱和煮藕的，叫卖声悠长流韵，小桶里冒出热腾腾的菱香、藕香，使人馋涎欲滴。老板每天总是要买很多的点心，但小学徒是没有享用这些美味的权利的，这个规矩老板第一天就宣布了。只能看着他们快乐地吃着，不时地赞美着菱的清香和藕的绵软。以后，只要一听到叫卖菱藕声，就胃酸翻涌，像猫抓的难受。关于吃饭时我的处境，在《三次水中逃生》中已有简单的叙述。尽管我做了种种设计，减少程序，加快吃饭的速度，但总是只能吃个七八成饱。若是碰上孩子拉屎，或是被支使临时去干件事，那可就惨了。刷锅洗碗时，若老板娘不在旁监视，我也可以乘机偷偷塞些饭团到嘴里，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也有特殊的时候，老板的妈妈丁大奶奶在这里住时，每次刷锅，她都要我再吃点饭，并帮我望风。我曾埋怨过她在姨母面前把学徒的生活说得那么轻松，把她的儿子说得那么好……这时，我原谅她了。

但是，好景不长，在一次为家务事的纠纷中，我亲眼见到老板打了他的妈妈。我冲上去护住她，老板一下将我搡出多远，我爬起来就把老板撞到一边，大喊一声：“她是你妈！”老板愣住了，少顷，放声大哭。老人没有掉一滴泪，只是木木地坐着，不吃不喝。我担心要出事，陪她坐在那里，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可心里乱成一团麻，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夜已很深了，她轻轻地说：“他不是有意的，是急了。不要对外人说，你去睡吧。”我怯怯地走了。想起姨母说的她20多岁守寡，全凭手中的针线将两个儿子拉扯大，把一生的幸福、一生的期望都倾注在儿子的身上，然而……第二天早上我见到她时，似是变了个人，满脸憔悴，白发平添了许多。她走了，回到乡下去了。她的二儿子在斜对门做丝线，但儿媳妇容不下她，才到大儿子这边来的。没过多久，她就满怀辛酸、悲伤和失望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对我心灵产生剧烈的震荡，久久难以平复。

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天的劳作又是那样的繁重，食物对他说来是何等重要。冬季天短，第二餐饭相应的要早一点，在下午4点钟左右，只是夜晚那饥饿感更为难耐。开始时，像是猫爪在胃里挠，渐渐地，老鼠、狗、兔的爪子都来抓了。突然，像有团火“轰”地一下点燃，饥火烧灼得我坐立不安，我常在这时冲到水缸边喝上一瓢凉水，可没一小会儿，那火又烧起来了……它使我想起了许多事。就是因为在家中挨饿挨怕了，才愿意出来当学徒的，但在家中，饭再少，外婆、姨母、姐姐总是要多给我和弟弟。饿了，我们还可以随时到菜园里摘些瓜呀果的填饥，可现在……这种饥饿的感觉，比在家里更为难受……我开始怀疑来当学徒是否正确了。读书，是帮助我度过饥饿煎熬和漫漫长夜的唯一食粮，书籍已经打开了精彩的世界，使我这个生于湖边、长于湖边的野孩子，看到了另外五光十色的生活，心田扩展开了，有着各种向往。那时最令我向往的是既不挨饿又能读书，那是多么美好！

初夏雨后的一天，上午9点多，我去河边淘米洗菜。乘桃花汛放来的木排挤满了河边，来河边洗刷的人都上到木排上。我淘完了米，正在洗菜，突然听到异样的声音，循声看去，好家伙，山洪来了。我赶快收拾后撤，谁知淘米篮已被水头冲去，只见它滴溜溜转。想也没想我就跳进河中去追，只见它在前面转，伸手就可抓到，却总是抓不到，像是在梦中一样……几个回合下来，明白了可能是水光的折射在作怪，也憋不住气了，上去吧。往上一浮，头却被撞了一下。坏了，钻到木排肚里了。我在水边长大的，深知钻到木排肚的危险，因为木排长，总是尽量往岸边靠，能活着出来的人并不多。难道这次真的要在水中淹死？不，绝对不能！在家乡时，我曾两次水中逃生，经验告诉我，最紧要的是头脑要清醒。冷静下来之后，为了不让水呛着，我只好主动喝水，缓解憋闷。再一想，心里亮堂了。我摸清了木头的走向，感觉到了水流急的方向，然后用手沿着木排横向向水流急的方向扳……终于，从木排肚里钻了出来……木排是一根根竖向编的，而水流急的方向正是河的中间，我就是凭着这点小聪明救了自己。等我爬到木排上，挺着个胀肚子软瘫地躺着，看到老板气急败坏地跑来了。原来有人去报了信：你家小学徒钻木排肚里了。

老板给我一顿臭骂，说是想要挟他。因为他对我的刻薄已引起了街坊邻居的议论。

晚上，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我要离开这里，去读书！”自己也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怎么向姨母、外婆、姐姐、弟弟交代呢？但我就这样苦熬下去，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怎能履行对他们的许诺？怎能担负起支撑家庭的重任……可怎么离开呢？什么时候离开呢？离开后又到哪里去寻找饭碗呢？

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余下的是下决心和时机了。

不久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看笔迹是大哥刘先紫写来的。自从我到三河当学徒，按照姨母的嘱咐，不往家里写信；家里也不给我写信，理由是防止我想家。我感到拆信的手在颤抖，心在急速地跳动，费了很大劲才将信纸抽出，隐约地觉得这封信将给我带来重要的消息。信很短，大哥说大姑母病危，要我立即回家。脑子里立即一片空白，接着被大姑母病危的悲伤充满了心间。大姑母非常聪慧，但一生坎坷，无儿无女，患有肺结核，长期和我们住在一起。平时较疼我，用我母亲的话是“吃虾子也少不了我一条腿”。但她给我食品时，只要母亲看到，总是要说她。可她仍是笑眯眯地偷偷塞给我：“我未沾过嘴，不会把病传给你。”现在大哥叫我回去，看样子是病得很严重。

我将信交给了老板，老板说他也收到了我大哥的信……你既不顶家主事，他又已回去了，你不必去了。我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应该回。他说来时就订过三年生死文书契约……接着老板娘出动了，尽拣好的说，并且许诺以后和他家人同吃早饭，孩子的尿布也不要我洗了。三年学徒，眼看就要熬出了头……总之就是劝我不要回家。

无论是反对还是劝说，但他们的话却响应了我的感觉，这封信中藏着重要的内容，只有回家才能知道。难道是让我读书？我很清楚，在决定我去当学徒时，姨母并没有征求大哥的意见。原因是他远在芜湖，出师时间不长，工资微薄，已到了成家的年龄。大哥是十四五岁出去当学徒的，在战乱的年月里，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但他一向鼓吹要读书，认为读了书才能使人聪明，才有出路。我惊喜得不敢再往下想。

老板看我已在收拾行装，深知我人虽小，但决心一定是会拼命的。老板娘又变了一副面孔，要我早去早回。晚上，我向老板要路费乘船，他煞有介事地把算盘拨拉得震天响，说：不仅姨母留下的2元钱已用完，还倒欠他2元8角。原因是两年中打碎了一只水瓶、三只碗、剃头、洗澡……工资当然是分文没有。

“明天我起旱走！”我说得斩钉截铁。

大师傅闻声从阁楼上下来了，正要张口时，老板把算盘珠一拨：“再借5角钱给你。”随即在账上记下，从抽斗里拿出了钱（船票是4角5分钱）。

我很感激大师傅。他平时言语不多，说话和和气气，从不欺侮我。只要他看到，总是帮我干这干那。我大学毕业工作后，多次寻找他，希望能当面表达我的感谢，然而都未成功，直到现在还觉得是件憾事。

轮船一出河口，我就看到了巢湖中的孤山。眼睛湿润了，强行压制着心绪的涌动，可越是强压，那思绪越是澎湃翻涌，胸口涨得发痛，非常想放声大哭一场。可轮船上挤满了乘客，我不想让别人看到一个男人的眼泪，于是，疾步走到船舷捧起水使劲喝……我家在巢湖北岸，每天打开大门就看到浮在湖中的孤山，它曾引发过我无限的遐想。现在见到它，就像是见到了家—苦难而充满温暖的家。

从施口下船，走过漫长的湖滩，终于看到西边湖村的浓绿的杨柳了，马上就要见到在梦中给我欢乐的故乡了。越是快到村口，心里越是胆怯起来，我把草帽压得很低，不希望见到任何人。可是刚到村口西头的小塘边，我还是被书法家大嫂看到了，只听她惊呼一声：“这不是先平吗？”仅仅是这一句话，又触及了我在船上看到孤山时的思绪，一溜小跑往家里赶。刚踏进大门，那奔涌的思绪冲开了闸门。我放声大哭，哭得山摇地动，以致外婆上来抱住劝慰也停不下来，直惹得外婆也号啕大哭……

大哥闻讯赶回家了，满脸惊讶：“哭什么？”

“我马上去湖西吴村。”

“干什么？”

“你不是说大姑母病重了？”

他笑眯眯地用指关节在我头上敲了两记：“叫你回来考学校！现在是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信上怎么……”

“不那样写，老板能放你回来？”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现在有钱了？”

“学徒再当下去，你就变成个大傻瓜了！告诉你吧，新中国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穷人家孩子去读书，只要你成绩好，国家就给饭吃，就免掉学费，这叫人—民—助—学—金！”

在苦难的熬煎中盼望了那么久的福音，真正来临时，心里倒反而平静了下来。相比之下，大哥满口的新名词、新的消息、新的世界，更引起我的无比好奇。

大哥不容置疑地向我宣布，既考学校，就到合肥去考，考当时最好的学校—合肥第二初级中学。一问考试时间，却只有八九天了。我有点顾虑。大哥却豪迈地说：“志向要高，努力要实。你有灵气，再难考的学校也是人考的嘛！我只读过私塾，但现在在学数、理、化，也没什么难的，关键在志气。”

大哥比我大6岁，由于他年少时就出去当学徒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但他一直是我们的榜样。只是他在水边长大，却不会游水(可能至今还不会游水)，这多少有损他在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我赶快找课本，曾读过的小学课本却让弟弟搞掉了。再是由于在船上喝了那么多的脏水，到家就开始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但第二天，我还是强忍着肚疼，走了很长的路跑到寺门口村，找同班同学刘先武借来了书。他已上中学了。

我发现姨母对此事一直不太热情，也不敢问，也无暇问，只恨白天的时间太短，有那么多的书要看。多少年后我都非常惊奇，在那五六天中，读书是那样入脑子。

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临考前的一天，天刚亮，外婆就喊醒了我。五姑父带着小表哥也出了门，他是特意送小表哥去合肥考试的。大哥穿着件短裤头(他平时总是衣冠整齐)跑来嘱托五姑父，一路上一定要照顾我。五姑父满口答应。为了省两角钱的船票，我们走了10多里地到三叉河乘木船。

五姑父在船上反复督促小表哥背书。小表哥其实只比我月份大，是应届毕业生，在班里总是前三名。他背起书来有韵有辙，朗朗不绝，使我很羡慕。五姑父听得心花怒放，得意之中，突然问一句：“你这次去，考不取怎么办？”小表哥先是垂下眼皮，但在五姑父威严的目光紧逼下，脱口而出：“考不取，我就投大河！”五姑父更得意：“男儿应有志气。”转而又问我：“先平，你考不取怎么办？”他明明知道我已荒芜了两年学业，现在这样一问不是把前面要小表哥背书等的用意，表现得太清楚了吗？我笑着说：“反正我不投大河！”他无奈地摇摇头。

小表哥性格温顺，懂得的知识也较多，我们都喜欢跟他玩。五姑父很看重读书，有些家学的底子，但仕途坎坷。大约是抗战胜利后，他带着五姑母和两个表哥回到了家乡。他家在罗胜四村，兄弟五人，老宅已无立身之地。他是老大，当然不能再往老宅中挤，于是在我家南边菜地，含辛茹苦地盖起了三间草屋，放下架子，水一身，泥一身，与姑母种菜为生，将无限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他为人耿直，严于律己，对生活从无怨言，只是苦挣苦累，但仍不失儒雅之风。在1959年的大饥荒中，为了姑母和小表哥去世了，终于未能看到他儿子的成功。我常常为他感到不平。夜晚，常常听到他教小表哥琅琅读书的声音。有一次姨母在我家，很感慨地说：“先平应该向他学习，不用苦功，哪能读好书？”母亲却不以为然：“他爸爸(我的父亲曾任庐州师范教师)在世时说过，读书有各种读法，何必强求一致。五哥把孩子管得太死了，读死书害人。”

小木船在淝河中蜿蜒，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合肥。嗬！好大的城市！繁华的三河镇也只不过是它的一个角角。但我心事重重，无心赏景。先跟着到大表哥处，大表哥当时在粮站工作，正在河滩上收购粮食。五姑父和他说了几句话，就领着我们急急忙忙往西门赶。

合肥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址是原府学，前面的状元桥和后面的文庙都还在。校内到处是考生，因为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外地的考生都赶来了。操场上有面新中国的鲜艳的国旗在飘扬，我长久默默地仰头注视，满腔的希望都倾注在那耀目的红艳中。

排队等待报名时，眨眼之间，小表哥已插到另一队前面。等到他把一切手续都办好了，身材魁梧的五姑父拉起他说：“先平，我们到你大表哥那里去了！”

我很愕然，这不是要甩了我吗？可我将脖子一倔：“你们走吧！”

我又佩服起大哥了。他深知五姑父的脾气，昨晚，特意多加了2块钱给我，担心五姑父不愿牵累。现在想起来，这或许就是五姑父教育孩子的一种方法。

等我报完了名，天已傍晚。这下我真的傻眼了，到哪里栖身过夜呢？明天就要考试呀！真是四顾茫然。转而一想，现在天热，我又带了线单，就在教室外睡一夜，问题也不大，就怕看门的来撵。这时，我发现有两个大同学一直在注意我，还小声议论着什么，接着发现他们胸前都佩有“考生服务团”的标志。眼睛一亮，立即上前问：“晚上有住的地方吗？”大约是穿着土布褂子、短裤头，斜肩着一床线单，提着一只土布口袋的我，茫然的样子早已使他们心中有数，忙说：“有，有！最近的是第七小学，出校门向右拐，没几步路就到了。我们送你去。”我无限感激地说：“不用，我能找到。”

第七小学是一座祠堂的旧址，有很大的天井和回廊，全是青石铺就的。后殿祖先牌位上已空空荡荡的。上到阁楼，已见几位同学在那里。住处落实了，我才感到饿得慌，还是早上在家吃的饭。等到从外面填饱肚子回来，小阁楼上已挤满了考生。我只好在楼梯口挤了块地方，铺上线单。这些考生中只有一位王裕祥后来成了我的同学。天太热了，窗户又小，挤了四五十人的阁楼简直像蒸笼。我提了线单、口袋下到天井，选了西廊沿的石板，可石板也烫人，无法睡。我突然发现口袋外映了一片墨水，慌忙取出墨水瓶—还好，是瓶盖不严渗出的，还有半瓶哩！这只口袋是外婆用纺纱换来的土布做的，用了三尺布。外婆在袋口折一层，再用线编成带子穿进去，一提时袋口就自然收紧了。我特意要她在袋里靠底处再缝个小袋子装墨水，这就是我的书包。这个书包曾为我背过很多很多的书，一直伴随着我读完大学、工作。我一直珍藏着它，因为那里面装满了外婆的希望和我求学的艰辛。

墨水提醒我明天就要考试。为了考试，必须睡，心一静，没一会儿，我进入了梦乡。

考完的第二天，我在轮船码头碰到了大表哥兄弟。五姑父早已回去了。小表哥的满脸憔悴使我惊讶！考试中我几次见到小表哥，可没和他说一句话。仅两三天的时间，他怎么变化这么大！大表哥那时正和东湖村的一位姑娘热恋着。到了船上，我异常坚决地把买船票的钱塞到大表哥的衣袋，直到今天依然记得清楚：4角5分钱！大表哥非常不高兴，可我不管，只求他一件事，发榜时，请他顺便帮我看一下，并写信告诉我。

大哥听说我考完后感觉良好，就回芜湖了。姨母还是那样淡淡的，我很纳闷，但又不敢问。在亲友中，我最怵的是姨母，她比我母亲大12岁(我母亲是在她背上长大的)，常常说母亲把孩子惯坏了。母亲却不已为然，认为培养孩子独立才是最重要的，凡是有助于我们将来能自主生活的事，一概赞成，赞成孩子去冒险、去闯荡。

姐姐偷偷告诉我：“大哥对姨母没有商量就让我去当学徒有意见。他说现在根本不想成家，父母亲走的早，没有遗产，没有靠山，只希望我们都能多读点书，将来自立。为了说服姨母，他将自己的全部积蓄买了10担米，一是给家里，再是给我的上学费用。姨母一生在土地中讨生活，姨父客逝外乡，小儿子幼年夭折，女儿和女婿都被日本鬼子残杀了。命运的乖戾、生活的坎坷使她非常实在，她希望大哥成家后定下心来承担家庭的责任，顾虑那几担米根本维持不了我读书，特别是听说大哥也想读书后，更感到未来虚幻。对人民助学金一说，我将信将疑。她提出我若是考不取学校，还应回去当学徒，否则大哥就需应承永远负担我的学费。我非常理解姨母的心情，并暗暗决定：“若是考不取学校，得不到助学金，那就一定要寻找到端饭碗的地方。”

没隔两年，大哥真的辞去了工作，经过考试插班高二。后来才知道，他还鼓动了同在芜湖的治仁表哥共同自学，共同考入淮南中学。大哥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一直在科学院工作。治仁表哥毕业于浙江大学。

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为了取得姨母的支持，我拼命在菜园和地里干活。一天早晨，外婆对我说：“你心事太重，夜夜听到你沉重的叹气声。小人心事太重不好。你能考得取最好，考不取也不去当学徒了，菜园上的人都能活，也饿不死你一个人。听奶奶的话。”我满含着泪水点了点头。

发榜已经三四天，可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我注意五姑父家里有了反应。一天夜里，我听到五姑父怒斥小表哥的吼声，心想：“坏了！小表哥肯定没有考取，大表哥已经来过信。”我请别人去他家打听，果然是没有考取。五姑父还说我也没有考取。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心里直打鼓。最奇怪的是，我在考试时碰到小学同学胡锡兰，她也挂着考生服务团的条子。我郑重托她为我看榜，还买了邮票交给她，她也没有来信。是怕我忍受不了打击？若说小表哥未考取是个意外，我考不取似是情理中的事，毕竟是荒芜了两年。

没过两天，姨母突然对我说：“长临河中学正在招生，你去报考吧！”这不啻是大赦令，惊喜得我像个木头人似的，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哽咽了半天也说不出话。

考场就在我曾读书的长临小学，那时中学和小学在一起。第一门数学考完后，布告栏贴了标准答案。我一对照，几乎全对。而这份试卷和二初中的试卷几乎一模一样，心里非常纳闷，决心这里一考完，就到合肥去看榜。考第二门课交卷时，发现监考的是小学同班的柳大个子。他也认出了我，都很惊讶。临出教室门，他说丁老师那里有我一封信，快去拿。我的心一下提到喉咙口，感到信中一定有命运攸关的大事。

丁老师教美术，身体瘦弱，讲话有点结巴，为人和善慈爱，就住在学校后面。我一阵风跑到他家，刚进门，丁老师就认出了我，说：“邮局有封信不知该往哪投，拿来让我认。我叫他放这里，可又记不清你是哪个村的，学校又在放假。”

那是只旧式的牛皮纸长信封，刚看到左边盖的是“皖北合肥第二初级中学”长印，心就怦怦跳。投信地址是毛笔写的“合肥东乡长临河”，收信人“刘先平”三个大字赫然在上。但那时，我的名字肯定不是长临河人都能知道的，感谢聪明的邮递员送到了学校。扯开信时，“录取通知”几个字让我一下跳了起来，拔腿就跑。丁老师追着我的身影说：“这是我……我们长临……长临小学的光荣！”

我闯进教室去拿墨水，柳大个子伸手来拦，我将墨水往地下一掼，说了声再见就飞快往家跑。出了南门，见姨母在棉田里锄草。我喊了声“三姨娘！”举着那份录取通知一口气跑去。她抬头看了看，我将录取通知往她手上一塞：“我考取了！”

“不是才考两门吗？”她只将两眼紧紧盯着我。

“是合肥的！”

自觉声音并不太高，但她一震，拄着锄头挺直了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后来，姨母一直跟随我生活。70多岁时，她还背着孙子上楼。每当我和妻发生矛盾时，她总是义不容辞地责备我，数说我种种不是，巧妙地赞扬妻的贤惠，满天的乌云顿时消散。有一次在饭桌上，大儿子有所感，说：“爸爸是我们家最高权威。”小儿子立即反驳：“不对，爸爸怕奶奶！”说得老人把饭喷了一桌子。我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但历来不善饮酒，这造成了很多误会。有一次我被朋友灌多了，回家刚开开门，就听到她在床上说：“40多岁的人，还把握不住自己？酒多误事！”但一当我过了50岁生日，她就劝我每晚要喝一小杯酒活血脉。

我的孩子10多岁了，还不知道她是我的姨母，而不是母亲。她在向我儿子叙述这段往事时，两眼炯炯，盈着喜悦的泪花。说她开始时不同意我考学读书，但我太想读书了。谆谆告诫她的孙子们要自信，要有韧性。不知艰难，就不知奋斗！她在94岁高寿时才离我们而去。

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几乎是一个村子的人都来祝贺。外婆乐得又是哭又是笑：“是菩萨保佑你这无父无母的伢子！”

是新中国建立的人民助学金，使我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在到校的第一天，我再一次仰头注视着飘扬在蓝天中的鲜艳的国旗，久久地站立着。

我主要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初中、高中、大学的！

在一次回答外国朋友问题时，我非常自豪地说：“我是靠人民助学金才读上书的，是祖国人民的血汗养大的，这就是我的作品中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