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不朽之宫：古埃及文明展示

2023-08-0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克里斯蒂安·格雷科最近，都灵埃及博物馆历经了一次力度很大的开发、扩大和修复项目，对博物馆的参观路径提出了根本性的新思路。都灵埃及博物馆收藏中最重要的核心来自其他收藏家和学者，他们具有非凡的远见和敏感度。都灵埃及博物馆历史资料，C1347图2意大利考古队在王后谷的挖掘现场，1903年3月。埃及博物馆历史资料，E02601906年2月15日的发现轰动一时，法老的工匠主管卡和妻子默林的坟墓被发掘，依

克里斯蒂安·格雷科

最近，都灵埃及博物馆历经了一次力度很大的开发、扩大和修复项目，对博物馆的参观路径提出了根本性的新思路。项目注重研究藏品和其来源地信息。这样的工作一方面试图突出藏品的独特性和客观性，强调其文物—传记和历史—考古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关注藏品与其形成历史、与各种语料的组成方式和它们的来源更紧密相关的其他特性。另外，它们的“词源学”和“文献学”潜在的传媒价值也被进一步发掘，以保证正确的利用。

这项工作的成果描述了两种历史：一是博物馆独特而不可复制的历史，一是古埃及的历史，通过展出的物品，也就是博物馆的视角介绍这些历史。埃及博物馆迎接前来参观的民众或学者的第一件手工制品，是整个收藏中最“原创”的展品，可能是公元后第一世纪在罗马制造的，它的名字是“伊西斯的祭坛”（Cat.7155）。这是祭坛上的一块铜板，用银铜和一种名为乌银的合金镶嵌，表面和边缘由雕刻的人物形象和象形文字符号覆盖（具有优雅的装饰作用，但并无特定含义）；中心是伊西斯女神坐在宝座上的形象。这件藏品的独特性在于它被制作的历史，表现了古埃及文化的巨大吸引力，见证了当时对伊西斯女神的崇拜遍布于整个王国的盛况。此外，这件物品对都灵收藏的形成历史也非常重要，17世纪它已来到都灵，是萨沃伊家族从曼托瓦的贡扎加家族购买的收藏品中的一件。古埃及文化在都灵的日益兴盛与共济会运动在欧洲的兴起正好是同一时代。共济会运动以古老的智慧和隐逸学派为灵感，其复杂的神秘符号学体系正是源于埃及。在这样的背景下，伊西斯祭坛提供了完美的起点，彼时的国王卡洛·艾曼纽埃尔三世（1701—1773）意图增强萨沃伊家族收藏的权威性，派出都灵大学植物学教授韦塔利亚诺·多纳蒂（1717—1762）前往埃及和东方。正是这位教授在埃及南部的科普特斯购入了黑色花岗岩制作的伊西斯女神的宏伟雕像（Cat.694）。尽管雕像有些残缺，但依然保有精细的雕刻工艺，这种魅力说明其来自第十八王朝（前1550—前1295）皇室的委托。与这件雕像一起运到都灵的还有两件在卡尔纳克和泰伯神庙发现的雕像，一件是被拉美西斯二世篡位的图特摩斯法老的站立雕像（Cat.1381），另一件是女神塞克荷迈特的坐像（Cat.245），它们属于全世界数量最大的一批收藏中非常可观的一个系列：200多件出土文物中的21件样品；其中的两件（Cat.249, Cat.265）将在展览中展示。

都灵埃及博物馆收藏中最重要的核心来自其他收藏家和学者，他们具有非凡的远见和敏感度。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贝尔纳尔迪·德罗韦蒂（1776—1852），他在所谓的“领事时代”活跃于埃及。1803年他来到亚历山大城，为拿破仑（1769—1821）效力，因在军队中表现出色，被任命为法国总领事，开始与埃及总督默罕穆德·阿里（1769—1849）交往。两人很快建立了坚固的友谊，这为总领事购买古董提供了便利。德罗韦蒂于1811年开始对收藏埃及文物产生兴趣，他的首批收藏品由约5000件物品组成，都是在1823年至1824年间从卡洛·费利切国王（1765—1831）手中收购来的，花费了40万皮埃蒙特里拉。

德罗韦蒂的收藏并非大量珍贵墓葬品的无序组合，而是基于精明的收集准则，他专门研究小物件或外观上看起来并不贵重的物品，而实际上它们却具有难以估量的百科全书般的价值。

收藏家显示出的敏感度打动了同时代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1832）——象形文字破译第一人，他亲自前往都灵并查看了收藏品后写道：“埃及艺术的历史与法老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遗迹为两者同时见证……只有在都灵皇家博物馆……我感觉到埃及艺术的历史需要全部改写。这里的一切都说明：在评估其程序、测定其方法，尤其是确立其界限方面，我们都太过着急了。”这位法国学者仅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为几百件藏品分类，并在众多纸莎草残片中辨认出一些如今成为确定埃及历史和考古学基石的信息，其中之一便是国王纸莎草（Cat.1874）。它对埃及历史体系重建非常重要，在此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同类纸莎草将它的内容补充完整，或复制同样的信息。横向书写的纸莎草上记载着法老的名单，名单按照从神话时代至新王国时期的顺序进行编排。商博良的工作由其他杰出埃及文物学者继续进行，他们在19世纪陆续来到都灵开展研究、修复，并发表重要文物所记载的文字内容，如“性爱纸莎草”（Cat.2031），尤俄凡齐亡灵书（Cat.1791），克缇的教学（CGT 54019）。

都灵收藏品另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在于墓葬品的完好——它们在被找到时保留了古埃及人放置它们时的样貌以及它们来自埃及不同遗址的考古证据。这一成果应归功于埃内斯托·斯基亚帕雷利（1856—1928），他在1894年被任命为博物馆馆长。作为一位学者，他接手博物馆时面对的情况是，博物馆在初建之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仅仅过了几年，由于设施和投入的问题，它已无法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竞争。于是，新馆长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进一步丰富馆藏，使其具有国际竞争力。首先，他策划了一场在埃及的收购行动；之后他立即意识到最佳策略是前往现场直接开展研究，于是制定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发掘计划，在预期收获较高的地点实施。为此，斯基亚帕雷利创建了意大利考古队MAI，1903年开始研究工作，至1920年完成使命，共开展了12项发掘活动。

考古队取得的成果构成了博物馆和藏品真正的灵魂。当时如火如荼的考古活动，令今天的观众得以欣赏上百件来自德尔麦迪那——在帝王谷和王后谷劳动的工人居住的村庄的手工制品。（图1、图2）多种多样的出土文物提供了观察这个重要遗址的特有视角：骨骼残片、石灰石制品、写有文字的陶瓷（陶片）、通俗文和希腊文纸莎草、见证风俗习惯的日常用品、家庭祭祀的小雕像和用品、墓葬品等，呈现了古老的村庄在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的全景图。

图1　德尔麦迪那挖掘现场，1906年。都灵埃及博物馆历史资料，C1347

图2　意大利考古队在王后谷的挖掘现场，1903年3月。埃及博物馆历史资料，E0260

1906年2月15日的发现轰动一时，法老的工匠主管卡和妻子默林的坟墓被发掘，依然保存完好。（图3）斯基亚帕雷利面对这对夫妇的550件墓葬品时，立即意识到保持它们的完整性有多么重要，于是他付出了很多努力，以保证全部物品能继续以整体的形式流传下去。如今，人们更加懂得珍惜这些物品的独特性，并将它们放在一个专门的大展厅中陈列。卡和默林的墓葬品是唯一收藏在埃及境外博物馆中的完整墓葬品：卡的《亡灵书》（S.8438）长14米；卡的三层石馆 (S.8219; S.8316/01; S.8429)和默林的双层石馆(S.8470; S.8517)；默林的镀金面具（S.8473）；各种室内装饰：小首饰盒、器皿和其他必备的个人用品；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赐予卡的皇家尺（S.8647）；纺织品以及完好保存下来的食物。

图3　埃及工人发现卡和默林之墓(TT8)，1906年2月。都灵埃及博物馆历史资料，C1982

图4　弗朗西斯科·巴莱里尼在夸尔凯比尔的肖像，1905年。CEFB档案，弗朗西斯科·巴莱里尼古埃及文物学中心

都灵埃及博物馆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对周边地区艺术创作的完整保存，这些地区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高度自治，发展出典型的地域特征。基波林和艾斯尤特就是其中的两个范例，斯基亚帕雷利和他的助手们也在这些地区开展了发掘工作，他的助手是弗朗西斯科·巴莱里尼（1877—1910）（图4）和维尔吉尼奥·罗萨（1886—1912）。基波林位于卢克索以南30公里的尼罗河西岸，这里出土了所谓“无名者”的墓葬品，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并未发现能表明陵墓所有者身份信息的物品。陵墓中埋葬了4位成年人，有可能同属一个家庭，日期可推测为第五王朝（前2494—前2345）。这一发现之精彩，既在于其埋葬方式，也在于其丰富的墓葬品，这些都被细致地记录在挖掘日志上。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一个巨大的橱窗中欣赏到的正是它们被发掘时的原样。与这些墓葬品交相辉映的是维尔吉尼奥·罗萨于1911年发掘的伊提和内弗洛陵墓中精美的绘画，属于第一中间期（前2160—前2055）。将碎石杂质清空后，重见天日的不仅有个人物品，还有生动的绘画，描绘了仆人运来墓葬品献给墓主人的完整场景。这件珍品在博物馆的展厅中被置于适宜的位置，重现了通往古老陵墓墓室的有壁画的拱廊，正如陵墓的原始样貌，而拱廊如今已经难觅其踪了。因为当地人为了改良沙漠性的土地以便种植，将它整个拆除了。

从艾斯尤特出土的丰富资料则见证了官员、地区长官的丧葬习惯和风俗。这些人物在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初期（前2055—前1650）集中在艾斯尤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这一时期艾斯尤特持续繁荣，可能也与商业大规模的复苏有关。手工制作逐渐集中于石棺和小模型，正如今天在以这一地区为主题的展厅中展示的那样。

20世纪60年代，博物馆馆长西尔维奥·库尔托（1919—2015）受邀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的努比亚神庙救援行动。库尔托参加了埃及努比亚地区的初步勘探，记录了为建造阿斯旺大坝有可能被淹没的神庙数量。为了感谢他做出的重要贡献，埃及政府将来自埃雷西加的一座小型岩石神殿（S.18016）赠予都灵埃及博物馆。这座神庙可追溯到图特摩斯三世王国时期，是努比亚地区为数不多的出土文物之一，曾经密布于此处的大部分遗址如今都已被破坏了。

“国王厅”展示着埃及历史上一些最重要法老的雕像，它们是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珍贵手工艺术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绘画之一基波林画布（S.17138），著名的奈芙塔莉王后的墓葬品及她的伴侣拉美西斯二世的珍贵坐像（Cat.1380），被商博良誉为“埃及观景殿的阿波罗”，以及大量所谓的“黄色棺材”——第二十一王朝（前1069—前945）的典型棺材。

我们还要就材料文化专门谈一谈。“材料文化展厅”对公众开放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这一部分展示超过11000件展品，按照材料（木头、石头、金属、玻璃、釉陶等）和类型（头枕、沙比提、卡诺普罐、小模型、木头小雕像等）分类放置在展柜中。“材料文化展厅”不仅着重探讨了材料学和制作技术，更从博物馆学角度，增加了类型和序列角度，为按照编年顺序和考古顺序的展品排列提供了一种补充，为观众探索展品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博物馆的历史是一段长达200多年的旅程，始于讲述富有魅力的千年古老文明。这段旅程一直在继续，今天博物馆已拥有将近4万件收藏品。这是由文物、历史和考古组成的遗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不仅因为都灵埃及博物馆收藏品的数量之多使其成为埃及领土外世界上最大的埃及收藏品掌握者，更因为收藏品的多样性，它们在不同的年代被逐渐积累起来（就像来自不同历史和多文化经验的作品），如今构成了这套伟大收藏意义深远的独特个性。

正如前面所述，博物馆不断寻找新的和观众交流互动的方式，比如利用新媒体及科技，就像国际上其他主要博物馆已试验过的那样。得益于国家研究院考古和古迹遗产中心的合作，通过对墓葬品精细的研究，博物馆以数字方式重建了卡的陵墓、奈芙塔莉的陵墓和玛雅祭堂。

此外，博物馆与全世界的大学、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研究网络，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和研究收藏品，探索新的知识以便与科学界和公众分享，包括数据的分析与发布。比如，最近几个月，对125件动物木乃伊和110件人类木乃伊进行了系统的CT分析，以研究它们的总体情况、病理学、DNA、涂抹香脂和缠绷带的技术，以及确定动物木乃伊的相关物种。除了提供海量数据，研究团队同时在进行筛查，这一工作的目标是分析甄别每件藏品的保存状况，通常由于制作材料的自然蜕变或微生物侵蚀，藏品条件改善的急迫程度不同，藏品数据能够帮助团队制定适当的干涉计划。

计划的核心主题自然是文物的保存，实际上，2016年启动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监测计划，对每一件收藏品的状态进行评估，同时指出需要立即采取措施以便拯救的收藏品。

与莱顿国立考古博物馆确立的合作使得都灵埃及博物馆在2015年重新启动了现场考古活动。发掘工作在新王国时期最重要的墓地之一进行，包括萨卡拉的广泛考古区，位于开罗以南30公里，在曾经的古埃及首都孟菲斯区域内。新的考察聚焦于对墓群整体功能的研究。

博物馆关注知识普及和科学出版物。近几个月，关于埃及博物馆历史、雕像和护身符的文章时有发表。另外，2017年，RiME（埃及博物馆）杂志开始发行，这一新的学术杂志收录了活跃于古埃及文物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文献和作品。其创新之处在于：杂志是一种属于开放性资源的在线读物，收录了很多高分辨率的照片以及3D虚拟模型，令读者可以操作和观看文章中提到的都灵埃及博物馆馆藏文物的360度图像。

未来的研究重心是进一步探索关于藏品的知识，结合未来的新发现重新思索藏品和观众对其的认知。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藏品的价值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而非静态和绝对的。

伊西丝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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