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法的历史长河：神兽决狱到李悝《法经》

何为法律？法律就是掌握了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行的行为规则的总称。其目的在于建立、巩固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实现阶级统治和社会职能的工具。它与国家同时产生。

但是，国家与法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中国国家与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为这个过程指出了一条发展的基本规律：随生产力由低级状态逐渐提高，私有财产的逐渐出现，人类总是由无阶级社会逐渐进入阶级社会，相应地由原始氏族组织逐步地转化为国家组织，由习惯逐渐地演变为法律。由于世界各个民族有其借以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环境，有着特殊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因而形成国家和法的具体途径也不尽相同。

中华民族的主体从远古开始，就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约在六千年前左右，已逐渐摆脱狩猎和采集经济，进入以种植经济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这块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险峻的青藏高原。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经济，这是考虑中国由氏族社会形成国家的基点；再从此基点出发，可以看出中国法的起源是由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有其特色：在生产力提高，私有财产出现，社会逐渐划分为阶级，以至形成国家的全过程中，氏族血缘纽带顽固存在并得到加固；对祖先崇拜的礼也逐渐地具有了阶级性；“刑起于兵”，频繁的战争促进了刑的形成和发展；氏族首领的权威则随着这些进程的加剧而日益强化。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导致了中国法的形成。

为了更准确、系统地把握与认识中国法律发展的全貌，在具体说明中国法律的产生之前，在此先介绍中国刑、法、律的演变及其涵义。中国古代的“法”与“律”并不连称，并且古籍中表示法律的字、词也较多，如《尔雅·释诂》中有典、彝、法、刑、范、矩、恒、律、秩、宪、辟等，指的都是法律。但对于古代社会的基本法或重要法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都有其固定一致的称谓，如夏、商、西周称为“刑”；春秋战国时称为“法”；秦商鞅变法时改“法”为“律”。此后除唐末、宋称为“刑统”，元称“通制”、“典章”外，其余均称为“律”。

“刑”最早有两种含义：一为单纯的杀戮，《说文》刀部释为：“佢，刭也”；二为惩罚犯罪，《说文》井部：“井刂，罚罪也”。后来两者合一成为惩罚犯罪之法，“刑，法也，罚总名也”。^[1]刑已泛指国家的全部法律了，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2]

法，最初写为“詖”，^[3]表示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规则，“法，常也”。^[4] 到后来写为“週”，据《说文》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水、鈇（zhì）、去。其左边从水，意为象水一样的公平；右边是“鈇”，就是传说中神兽决狱中的獬豸（xìezhī），“似牛，一角，古者决狱，令触不直”；“去”字，表示对于鈇角所触及的一方，应裁决为不正直的一方而令去之。可以说整个“週字就是中国古代神兽决狱的象形字^[5]。

律字的出现较之刑、法更晚些。《说文）》：“律，均布也”。均布是古代乐器中调音律的一种工具，即是“均钟”，律就是要象用均钟调音律那样，“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尔雅·释名》释为：“律，累也，累人心使不放肆也”。即借作法律，要求人们的行为整齐划一。因此，律即是法，它的意义较刑、法为广泛些。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国家的是传说中的夏。夏朝从传说中的禹（约公元前21世纪）开始，到桀灭亡（约公元前16世纪），历400余年。随夏朝国家的产生，中国最早的法律也就产生了。夏朝有文献记载最早的一条军法，即《高书·甘誓》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用法律约束武装力量、奖惩士兵。另外，史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6]。后人大多以“禹刑”作为夏朝法律的总称。史载夏朝“五刑之属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7]而五刑的刑种，据《尚书·吕刑》则源于南方的苗族蚩尤制定的“五虐之刑”，即“劓、耳刂、木豕、黑京”和大辟。《唐律疏议》引《尚书大传》说，禹刑中的罪名和刑罚有“三千条”之多。东汉学者郑玄在注《周礼》时说，这三千条分别为：死刑（大辟）有二百条，膑刑（砍脚刑）有三百条，宫刑（（毁坏男、女生殖器的刑罚）有五百条，劓刑（割去鼻子）和墨刑（刺面或额并涂墨）各有一千条。^[8]实际上，上述的五个刑种、三千条，大抵说的是夏刑已相当多，并非是确数，对此不必详究。

继夏而起的商王朝是汤在亳（今河南濮阳）建立的商王朝，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可考文字的王朝。因商朝多次迁都，其中第二十代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故商又称为殷或殷商。“刑名从商”^[9]说明以刑法为主的中国古代法到商朝已经略具规模。周初的统治者也曾称赞“殷彝”、“殷罚”。^[10] 史载在商王太甲时“不遵汤法”^[11]；另一商王祖甲曾“重作汤刑”^[12]这都说明《汤刑》在商朝有可能是汤王所定，此后又经过了不断的修改、补充，从而成为成文的刑法典。

继殷商后起的是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商后建立的周。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这一历史时期史称西周。史载西周的立法活动分为两大部分：周公^[13]制礼与吕侯作刑。对史称的“周公制礼”，应理解为以周公为代表的周统治者陆续制定、修改、编纂周朝礼乐制度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封建等级名分制度，以及与等级制度互为表里的宗法制度。礼在西周时居于根本法的地位，被奉为“国之干”、“国之纪”、“王之大经”^[14]。

西周除了周初的“周公制礼”外，还有“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即“刑书九篇”，^[15]同周礼一样，它也是由周公旦主持制定的，并运用了很长时间^[16]。在西周，有史可考的另一次，也是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则是周穆王时的吕侯制刑。吕侯是穆王时吕国的诸侯兼任周司寇（法官），受命于穆王所定之法律被称为《吕刑》。后来吕国改称甫，因此《吕刑》又称《甫刑》。《吕刑》全书三章二十二项，计952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言刑专著，现存古籍《尚书》之中，其内容相当于后世刑事诉讼法的范围。其中，首先论述了刑的起源，认为各种肉刑首先是由苗民创制的，他们滥用刑罚残杀无辜，已经得到恶报。帝尧命臬陶为士，要求用刑须以德教为本，必须适“中”。此后，通篇反复十次强调“中”字，力求不轻不重。《吕刑》以论刑为主题，同时反复突出崇德，要求司法应效法天德，无所偏私；从选择司法官到执法的各个司法环节都必须慎重，并对此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作法，以防止和惩治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等犯罪。此外，还具体规定了区分故意与过失，疑罪的五刑可以锾（铜）收赎等^[17]，使赎刑从此开始制度化。《吕刑》所反映出来的上述立法思想，对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得名于孔子所编修的鲁国编年史纲《春秋》之书名。现多以周平王东迁之年到公元前475年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井田制的废除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引起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大变化。此时的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其中，成文刑书的公布就是春秋时期法制的一项重大改革。而这一改革又首先从郑国开始，继而蔓延到晋国、宋国、楚国。

公元前536年，自公元前543年起就任郑国执政的子产把刑书条文铸在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公布于众^[18]，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首次公布的成文法，它也是子产巩固他在郑国的改革成果的反映。公元前501年，郑国又公布了一部《竹刑》。它的作者邓析，系子产同时代的郑国人，思想活跃、激进，能言善辩，反对一切效法先王；还办私学传授法律知识，教人诉讼，应当是中国第一位律师^[19]。为了维护新兴势力，邓析私造刑书，写于竹简上，故称“竹刑”^[20]。当时子产已死去二十年，郑国由驷閒（chuán）执政，此人妒贤嫉能，以“私造”刑书的罪名将邓析杀害，却又将邓析的《饣个刑》宣布为国法。这也充分说明了《竹刑》较《刑书》更顺应了已发展的郑国社会形势。

在子产铸刑书23年后，即公元前513年，晋国大夫赵鞅、荀宣二人将范宣子任晋国执政时修定的刑书铸于鼎上，公布于众。孔子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21]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之后，宋、楚等诸侯国纷纷效法郑、晋制定和公布成文法。

春秋各国的立法已无可考，但“铸”以公之于众，革除了原来刑书只藏于官府，“刑不可知，其威不可测”的司法专横弊端，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中国法制史揭开了光辉的一页。

从公元前475年，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该时期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止。这一时期是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的时期。原来的一百多个小国经过春秋时期的兼并，只余下二十多个，并进而形成了秦、楚、齐、赵、韩、魏、燕七国争雄的局面，且七国都企图以武力消灭他国，统一中国。因此，变法图强，发展经济，提高战斗力，就成为各诸侯国全力以赴的中心任务。

战国初，最先富起来的是魏国。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就任命李悝（kuī）为相，尊为师，主持变法事宜，在战国各诸侯国中最早实行经济、政治改革。李悝，当时是闻名魏国的儒家子夏的学生，而子夏则是孔子的高徒。李悝从子夏那里学得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权术，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实行变法，成绩卓著。其中贡献最大、流芳百世的就是他在研究、比较各国法典的基础上，编撰了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较系统的封建成文刑法典——《法经》。它是集春秋、战国初期成文立法之大成，自秦汉起，历代统治者都把它视为立法的楷模，李悝也因此被尊崇为封建律法的鼻祖。

《法经》一书的原文早已佚失。东汉时桓谭曾在其著作《新论》中辑录、评论过《法经》，但《新论》在南宋时就已经失传。《唐律疏议》及《唐六典》中也只载有《法经》的六篇篇名；唐人撰《晋书·刑法志》时，在其中保存了《法经》的篇目及立法宗旨，但全文只有108字；明人董说撰《七国考》，引了东汉桓谭《新论》中有关《法经》的记述，但由于《新论》在南宋时已失传，董说有关记载从何转引而来，也不得考。我们认为应以《晋书·刑法志》最为可靠，其他的可以作为旁证材料。下面仅介绍已确信属于《法经》的部分内容。

《法经》共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正律部分，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四篇。其中，盗法是关于惩罚侵犯私有财产犯罪行为的法律。贼法是保护人身安全，惩罚侵害他人人身犯罪的法律。《法经》对盗窃行为规定了较重的刑罚，严重的要处死；拾遗者也要被砍去脚。而杀人者不仅本人要被处死刑，还要籍没其家及妻氏、母氏。囚法是关于囚禁、审判罪犯的法律。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罪犯的法律规定，秦律中有《捕盗律》有可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遗憾的是这后两篇的具体内容全部佚失。

第二，杂法部分。这是对于前四篇“正律”中盗、贼以外的其他类犯罪的补充规定。据《七国考》载，杂法主要包括六禁与逾制两部分内容。六禁为：淫禁（禁淫乱行为）、狡禁（禁狡诈行为）、城禁（禁越城行为）、嬉禁（禁赌博行为）、徒禁（禁群聚行为）、金禁（禁贪脏行为）。逾制为职官僭越等级行为，也属于禁止范围。

第三，“减法”部分，即具法，也就是关于量刑原则的规定，规定了依不同情节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如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22]。可能因“具法”部分主要是减轻刑罚的规定，因此《七国考》中称为“减律”。

《新论》说：“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23]说明《法经》的立法宗旨和首要任务是维护、发展新兴阶级势力的政治、经济利益。此后，历代刑律均以惩治盗、贼作为最主要的内容。其次，《法经》还确立了封建刑律的编纂体例，它的前五篇相当于近代法典的分则部分，第六篇相当于近代法典的总则部分，将分则与总则区分开来，以总则殿后，这是法典编纂技术上的一大改进，为以后封建法典的不断完善奠定了基础，著名的汉《九章律》就是以其为蓝本。最后，战国以前的法律通常不称作“法”而叫“刑”，《法经》改刑为法，表明此时封建制的法已具有成文、公开、相对平等适用等特征，反映了法律内容的进步性。

【注释】

[1]（宋）陈彭年《玉篇》

[2]《左传》昭公六年。

[3]《说文》十上，A部。

[4]《尔雅》卷一，《释诂》上。

[5]神兽决狱：相传在中国久远的氏族社会，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舜，委任臬陶（gāoyáo）为司法官。臬陶执法公平，正直无私，《述异记》（卷上）载：他断狱时依靠一头名叫獬豸的神兽，“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臬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曲直立见分晓。是一种典型的神明裁判形式。

[6]《左传》鲁昭公六年。

[7]章炳麟《孝经本夏法说》。

[8]《周礼·秋官·司刑》郑玄注；《隋书·经籍志）。

[9]《荀子·正名》。

[10]《尚书·康诰》。

[11]《史记·殷本纪》。

[12]《竹书纪年》。

[13]周公，名旦，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子成王继位，由周公摄政。

[14]《左传》昭公十五年。

[15]《逸周书·赏麦解》：《汉书·艺文志》。另一种意见认为：“九刑”为刑名九种。《汉书·刑法志》援引《左传·昭公元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书昭注说：“谓正刑五，及流、赎、鞭、扑也”。“正刑五”即墨、劓、、宫、大辟。

[16]《左传·文公十八年》引鲁太史克之言。

[17]《尚书·吕刑序》：“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18]《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

[19]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38页。

[20]《左传·定公九年》。

[21]《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22]董说《七国考·魏刑法》。

[23]董说《七国考·魏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