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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傩戏傩坛布置方案简介

【摘要】:坛场就是举行巫傩祭祀活动的法坛,它的形成与道教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傩坛也被称为“傩堂”,它的布置与道具的选择、摆放与掌坛师的“流派”有关,也与相关傩戏活动的演出时间、地点或主家的经济承受能力有直接关系。因此,在系统梳理恩施傩戏傩坛的基本状况之前,应首先就还坛神坛场的布置略作陈述。坛场布置所要使用到的器物较多,较为重要的是“案子”,一般有十五副,故有“七上八下”之说。

坛场就是举行巫傩祭祀活动的法坛,它的形成与道教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川、鄂、渝、黔、滇地区的傩戏受道教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表现方式为坛场的掌坛师多为道士,坛场的神灵系统逐渐被道教化以及坛场科仪的道教斋醮化。傩坛也被称为“傩堂”,它的布置与道具的选择、摆放与掌坛师的“流派”有关,也与相关傩戏活动的演出时间、地点或主家的经济承受能力有直接关系。总的来说,简繁各有不同,却又是大同小异。“傩坛布置以扎‘龙厅宝架’最为宏伟,它是用竹篾和各种剪纸扎成宫殿型三叠楼式的架子,放在堂屋正中傩神木雕像前。它意味着‘三清殿’,是为神祇修建的楼宇,里面供奉的即是傩公傩母。请神到位依靠的是挂傩案,一般是堂屋正中的‘三清殿’以及两侧的‘功曹殿’和‘师坛府’。傩坛的神灵谱系,也就集中在傩案上,一般有99位神祇位列其上,巫、道、儒、释在傩坛里各有各的位置。”[1]当然,这是对于傩坛(傩堂)坛场陈设的一般性描述,不同地区的傩坛(傩堂)陈设造型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傩坛与地方性原始宗教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学者在讨论道教文化与傩戏文化的关系时所强调的:“傩戏孕育于宗教文化的土壤之中,直接脱胎于傩戏(舞),形成于唐宋,是多种宗教文化相互渗透、混合的产物,各地傩戏,明显地受巫道、儒、释、宗教思想的影响。……道教斋醮经历了由杂乱到规范、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道教是最具浓厚巫觋色彩的宗教,保存在坛场中的巫舞、占卜、禁忌、符咒、巫风傩俗均为道教所承袭。坛场由于缺乏宗教组织和理论规范,其科仪已趋道教化。但与道坛不同的是,它教规不严,要求不高,有很大的随意性。道坛与坛场斋醮科仪虽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同一内容又有许多称谓,但集中起来无非是请神——祈神(娱神)——送神的仪式。”[2]这一状况也能够得到田野考察所获资料的印证,黔北泥潭县抄乐乡掌坛师卜兴国曾说道:“中国有三教,道教、佛教和儒教。三教起源于封神榜,各路神仙归入封神榜后,元始天尊就死了。接着西方生释迦,通天教生孔子,道教生老君,最后形成了佛道之教,三教各有所司。佛教管生老病死(现在为死人做道场,埋死人等,都是佛教来管),道教管金木水火土,儒教管仁义礼智信。各负其责,互不相扰。这样一来,人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们就是老君教,即道教。我们老君教讲究一个法字,就是搞法术,这些法术也是老君所传的。”[3]卜兴国老人虽是身居黔北地区,但他对傩戏宗教特征的描述却很具有代表性。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傩文化与道文化都体现了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万物有灵”思想。

在僧、道、端公等人从事相关活动的过程中,坛场是极为重要的物质载体,不仅为僧、道、端公等人提供了从事巫傩祭祀活动的场所,也体现和表达着丰富的宗教信息。因此,坛场及其陈设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恩施本地傩戏和傩文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特殊作用。受早期宗教文化心理的引导,原始先民将无法理解和认识客观自然、生老病死所带来的困惑转换为神灵的意志,并试图通过巫术活动加以驾驭。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媒介,使其成为鬼神与人之间进行精神沟通的平台。在这一点上,傩与道教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也为二者的互渗创造了条件。当道教思想在东汉末年的特殊社会背景下诞生之后,虽间或在社会上层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却始终无法形成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力量。道教遂转而谋求其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道教在其诞生之初就吸纳的方术思想[4]在为民间信仰者提供“方便之门”的同时,也为道教沾染巫风傩俗创造了条件。广泛分布在民间的道士,其主要的职业活动正是为民众提供丧葬服务、打醮祈福,此类宗教活动与傩文化活动的社会功能相互重叠,故而成就了“傩道一家”的状态。综上所述,坛场首先应被界定为傩祭活动或傩戏表演时,用以表现自我的空间。另外,坛场也是体现和延续傩文化宗教属性的重要证据。

在恩施地区的傩文化中,还坛神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存在。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民间宗教,也并非一句傩戏文化在恩施地区的衍生发展可以描述。因此,在系统梳理恩施傩戏傩坛的基本状况之前,应首先就还坛神坛场的布置略作陈述。“坛神是西南地区特有的,对象名称略异,但在广阔的分布区里性质比较一致。四川、重庆多有坛神庙,成都称坛神为张恶子,近似城隍土地。湘、渝、黔、鄂交界地带,庆坛活动至今犹存。如贵州织金,汉族庆赵侯,以石墩为赵侯坛;穿青庆五显,以竹兜为五显坛。德江有‘子孙坛’,是高约七寸直径约八寸的鼓状石墩。湘西巫师请神中有‘潘家沈家灶公坛神’的唱词。重庆之黔江、万县,湖北之利川也有庆坛活动,敬奉‘墩墩坛’如同德江。……在湘、鄂、川、黔的较宽地域里,自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着民间的坛神崇拜仪式。在更大范围里,更保存着对坛神的敬畏心理,应该是坛神崇拜的残余。”[5]这种较为特殊的民间宗教崇拜形式,孕育了恩施地区独特的还坛神崇拜。

坛场布置所要使用到的器物较多,较为重要的是“案子”,一般有十五副,故有“七上八下”之说。另外还有门外常见的功曹、桥布、小圣母,一共有十八副之多。端公还备有一副天师小案子,办小法事时常用。案子通常是度职前请画匠临摹而成,需举办开光仪式后方可使用。也可以在度职以后,积累一定财力后置办。端公间相互借用案子比较普遍,常有掌坛师案子不齐全,专门邀有案子的端公为帮坛。还有面具也是如此。常用面具有五块,灵童(歪嘴和尚)、小鬼、二郎、判官、土地。请木匠用杨木雕成,举办开光仪式后即可使用,端公拥有状况如同案子。真正有名望坛门较旺的端公,都有齐备的案子和脸子。一般的法事,包括三天两夜的还坛神夹有解结和保福,也只需要十八副案子和五块脸子。据说最大规模的法事是打翻案解结,时间长达五天,其中包含有“包公审案”,脸子要增至十二块,案子也需要有阴曹地府的十王殿。端公必备的衣物有两种:一是五佛冠和法衣,五佛冠是连缀的五块圭状硬片,纸质或布质,当中是三清,两边是日月,系在头上。法衣为黑色或红色麻质长袍。另外一种是钻天帽和八幅罗裙。钻天帽是由抹在头上的一块黑色长丝做成。此外,有少量端公置有彩衣裙、靠子、铠甲等戏装,有发辫、发套、珠钗之类头饰,比较罕见,而且多半来自戏班,本人往往与乡村戏班有特殊关系,如曾参加文化站的农民剧团,或与南戏班、灯戏班有密切交往等。作为坛场布置的必备器物还有二大三小的五个木偶,也是请木匠雕刻,但必须经过开光仪式才能使用。大的是傩公傩娘,三个小的是地傩菩萨门。还有三五个牌位,正面供奉的三个是家王先祖、玄黄启教和三清玉帝的牌位,还有灶王菩萨和功曹牌位。端公随身携带的多半只有玄黄启教和三清玉帝两块,其余临时制作。布置坛场还有一些器物是利用农户家的用具或临时制作的,主要有十多个木升子,装半升苞谷用作香位,地傩会的香位是放在一个圆形竹簸箕里的,正面香案上的花楼用竹竿竹条临时贴上彩纸扎成,还有一些大小旗帜、飘带也是临时剪成,也有几面是布制永久性的,是端公带来,坛场象征物还有一张竹席,铺在桌前地上,端公门安上九宫八卦就成了神圣的坛场。

坛场布置所用的各种器物包括服装面具,都是为了营造一种鬼神如在的场境。把它们按一个特定模式摆放好,再加上七八个香位前点燃的香、烛、钱纸、供奉的酒水,与农户日常生活的繁琐枯燥相比,的确有一种神秘、热闹、庄重、喜悦的气氛。虽没有宫观寺庙般的超俗,但其中的神圣是得到了乡民认可的。[6]

恩施本地的坛场设置较具代表性的首推鹤峰地区傩愿戏的坛场,“鹤峰坛场,所供奉的傩神主神又有供两尊与三尊两种形式。两尊者:(1)东山圣公(傩公),(2)南山圣母(傩母),形象一红脸,一白脸;供三尊者:(1)九天飞齐太乙都总驱傩大帝(红脸),(2)清源妙道傩神真君(黑脸),(3)五通五显华光大帝(白脸)。”[7]不同的坛场对其所供奉神像的解释各有不同,既是历史发展中历代傩公口耳相授间的“变异”所致,也体现了傩戏孕育于民间宗教的特殊文化属性。坛场的具体陈设通过行傩地点的选择、坛场法器的布置得到体现。行傩地点在东君堂屋正中,东君及其家人在行傩时一般在堂屋室内活动,听取法师礼赞或提出法事中的某些要求,如叩头问卦等;观众一般在大门外观看。

坛场:在堂屋正中置一方桌,桌下置一幔,桌面上放升斗,升斗中装满谷米,以插香烛和置放法器,升斗后供傩神三尊,曰九天飞齐太乙都总驱傩大帝,曰清源妙道傩神真君,曰五通五显华光大帝。坛后正面设一屏幔,上面挂有坛场诸神图,日坛场图。坛场正面扎有彩门,彩门左侧为鼓师,右侧为锣师、法师行傩于坛正面空间。坛场后面左角,设一小神桌,供奉戏神和判官,桌下供武郎神(猎神)。[8]恩施三岔地区也将傩坛称为“高傩”。他们多在神案上供奉“东山老人公公”“南山圣母娘娘”,前者即“傩公”,后者也被称为“傩母”,神像多为半身红色木雕材质。上右图为本课题组在恩施三岔地区调研时拍摄的傩坛,傩坛右侧供奉的是“傩公”、左侧供奉的是“傩母”。摆放于傩公、傩母后的则是傩坛中极为重要的神挂、神图。

坛场同时也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活跃于民间的松散组织,职业化的僧、道、端公是坛场组织的主要成员,他们主持、参与相关宗教活动,并负责培养年轻一代的端公。坛场的执掌者被称为掌坛师,多由经验丰富、有一定社会威望的端公出任。以恩施三岔乡鸦沐羽村的坛场班子为例,掌坛师谭学朝就是素有威望的端公。除他之外,还有谭学福等四人,以及根据表演需要临时聘请的表演者。作为一种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的民间机构,“坛班的人可多可少,据谭学朝说,坛班的人员是‘七紧八松’,即一个坛班只要7个人、8个人就够用了,多一点也行,再少也有个底线。”[9]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坛场已经演化为僧、道、端公等宗教人士开展宗教活动的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