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昔西川广政年,曾助官军攻洛浦。聪明正直神所为,生有厥功死祝之。能御大灾捍大患,非此族者皆淫祠。阴兵击贼传稗史,怪事荒唐违正理。敕封本授孟知详,英烈翻过巴蔓子。庙食千秋蛮土同,灵旗飒飒暮卷风。喜嗔醉饱谁复见,断猿啼月寒林空。神兮寂寞归山中。[2]杨秀武:《杨秀武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2023-08-04
恩施傩戏面具不仅具有原始风格的一面,也具有写实风格的一面。傩戏面具的写实风格主要是指面具自身的特定,即它以傩戏的发展、演变和传承作为存续的基础。同时,当傩戏出现新的表演手段或新的剧目时,傩戏面具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傩文化在我国分布广泛、种类繁多,不同地区的傩戏面具刻画方式各有不同,其写实风格的呈现方式也略有差异。相关研究者指出,“写实面具主要有安徽贵池滩戏面具、江西跳神面具、湖北傩愿戏面具、湖南傩戏面具、四川阳戏面具、广西师公戏面具、贵州傩堂戏和地戏面具、云南端公戏面具和关索戏面具等。从历史上讲,傩戏面具是随着中原文化由北向南,自东而西来流传的。具体就风格而言,安徽贵池傩戏面具,受九华山佛教艺术影响很深,又因明清以来文人艺术的熏陶和地方戏曲的直接渗入,风格渐渐由质入文,变得甜美细腻,江西、广西和两湖等文化发达地区的面具风格也有这样的倾向。相对来说,湘西、云贵一带的偏僻山野,傩戏面具还较多地保留了古傩遗风,质朴粗放。安徽傩面艺人在表现温和细腻的形象方面独具特色,贵池的伞童面具、观音面具和孟姜女面具,表现得异常细腻传神,有其他各地同类面具不可企及的水平。”[62]由此可见,傩戏面具写实风格的具体成因与当地傩戏文化的历史生成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总的来说,广泛分布在我国各地的傩戏面具的写实风格的形成主要基于下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各地方的民间宗教活动,以及当地的地方性巫术活动。其二,以儒、释、道文化为主要来源的精英文化,在由上至下的传播过程中,对各地的傩戏产生了影响。其三,自宋元以来民间文学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说唱文学、章回体小说和戏曲文学的崛起。受其影响,演义、小说和戏曲中的各类人物大量被傩戏所吸纳,在对傩戏面具的传统制作方式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傩戏面具风格的发展。尽管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宋元时期傩戏面具的实物,却可以从现今的傩戏面具实物中找到这一转变过程的蛛丝马迹。而恩施傩戏面具写实风格的具体呈现方式则要结合本地的傩戏面具,作有针对性的考察。
1.民间宗教在恩施傩戏面具中的反映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知道社会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创作源泉。一方面,恩施傩戏面具作为当地民众审美观念的物质表达,它必然是处于第二性的地位,只有人们亲身参与的社会生活才是第一性的自然形态。因此,恩施傩戏面具必然只能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脱离了后者,傩戏面具的艺术生命就会终结。另一方面,傩戏艺人或傩戏面具制作者也只有以艺术再现的方式,才能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融入到面具作品的再创造。傩戏面具必然只能是人的头脑进行艺术再加工的产物。
财神土地面具[63]
杨戬面具[64]
根据这一原理,我们会发现傩戏面具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间宗教因素。以佛教对恩施傩戏面具制作的影响为例,下文中财神土地面具所佩戴的五佛冠就是源自佛教。不仅如此,傩戏艺人唱诵的“说根生”“劝世文”都与唐代佛教中的宝卷、说善书有着较深的文化渊源关系。民间宗教对恩施傩文化的影响,主要由于历史上恩施地区的民间宗教极为繁盛,据同治时期刊刻的《恩施县志》记载,施南府就有多达六十四处寺观。据相关研究者的考察,“解放前夕的寺观曾列入县志的仅三分之一。如此计算,全县寺观当超过120处(乡村90处,城区30处)。当然,其中也有同治以后新建的。这些寺观多数为明清时,尤其是改土归流以后建造的,明确标明建造于元代以前的仅四处”[65]。恩施本土的寺观数量虽然众多,寺观信仰体系完备、传承有序者却十分少,充分体现了恩施本土民间宗教的杂糅状态。总的来说,“佛教的影响占了较大分量。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其特点:一是分量虽大,但多半只是流于形式的,内核大都作了替换。譬如法冠,譬如‘札灶’,譬如手决。二是有比较彻底的混融和整合,譬如鬼神世界的结构组合,譬如佛教音乐的运用接转,譬如佛教形式与当地民间信仰的融洽结合。三是许多佛教内容在传入土家地区以前显然已经过了道教或其他民间宗教的吸收和变形。”[66]由此可见,傩戏艺人的艺术创作思想的形成,始终受到民间宗教活动的影响。无论是傩戏面具的创作原则,还是傩戏面具制作者的构图意识,都时时刻刻地渗透着艺人们曾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社会生活的影响。
民间宗教元素对恩施傩戏面具所产生的影响,还通过傩戏面具人物在中国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中的功能地位得到体现。以恩施傩戏面具中的傩公、傩母为例。傩公、傩母作为与民众极为亲近的正神,在多地的傩戏中均有存在。它的文化原型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在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中,对始祖神和祖先神的崇拜居于核心地位,它直接影响到了傩文化信仰体系中神灵的构成方式。华夏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将伏羲、女娲视为始祖神的信仰传统,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使其更为丰富。而始祖神被傩仪所借用之后,就幻化成为傩公、傩母(部分地区也称为东山圣公、南山圣母)。据唐人《秦中岁时记》的记载:“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其名皆作傩公、傩母。”[67]根据这段资料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确认最迟在唐代,傩公、傩母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有学者指出:“傩神是普通之代名词,并非神号。其神号,是谓天下之名山大川,五天五岳圣帝、五宫五盟皇后夫人、东山圣公大帝、南山圣母娘娘,俗谓圣公为傩公,圣母为傩娘。故有傩神之名称也。”[68]事实上,以傩公、傩母为代表的傩神范围很广,所有被纳入到傩坛信仰体系的人物都可以成为傩神。“傩公傩母是傩坛的坛神,也是傩坛的标志。二神分别被制作成木雕头像,身穿彩色衣服,举行傩祭仪式时,巫师要将这两尊神像供于堂屋神龛前的方桌上。”[69]由此可见,傩戏面具为我们理解先民的原始信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傩公、傩母正是原始信仰中始祖神逐渐转变为戏神的最有力证据。相关研究者指出:“始祖为繁衍人类做出了巨大牺牲,而人们在生存的各种处境中,遇到了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自然和社会问题。人们通过祭祀祖先,即可得到保佑,傩戏也就从中产生,正是人们驱邪祈吉的心理愿望使傩戏一代代延续了下来。显然,始祖神角色的出现要比戏神的出现要早得多。伏羲女娲作为戏神这一角色似乎有些牵强。或许可以说,这是很晚的说法。”[70]
2.儒释道文化在恩施傩戏面具中的反映
恩施傩戏面具的写实风格不仅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得到体现,更对儒释道文化有所反映。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民间宗教活动本身就蕴涵着儒释道文化的基因,但它又与具体的儒释道文化略有不同。
儒家思想自汉代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其后经历千余年的发展、演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传统文化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部分地区出现了将孔子神化的民间信仰,不仅将孔子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灵加以祭祀、崇拜,还使他成为与其他傩坛神灵共处一室的傩神。其二,在傩祭向傩戏的演变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观念逐渐渗透其中,出现了一批具有浓厚教化色彩的傩戏剧目,如恩施傩戏中的《孟姜女》系列,其中的“姜女下池”“姜女请货郎”“姜女绣花”“姜女晒衣”“秦王抽丁”“池塘成亲”“拷女训婿”“捉拿范郎”“寻夫哭城”就是取材于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所不同的是其中加入了儒家的“贞节”观念,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孟姜女哭长城”的爱情成分。其三,恩施本地的傩戏组织结构也与儒家一贯倡导的家国同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保持了一致,端公或傩班班主作为傩祭活动或傩戏活动的主持者,具有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对恩施傩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傩戏在坚守自身演进、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吸纳了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从而形成了儒家思想作为大传统、恩施傩戏作为地方性小传统的共荣共生格局。
但在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对恩施傩戏面具产生最大影响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道教思想[71]。一方面是由于道教思想崛起于民间,其所追求的长生久视与民众渴望的生活安康有着一致的方向。另一方面,道教思想长期在民间传播,它所展现的价值信仰体系与孕育傩戏的原始宗教有较为一致的价值标准。具体来说,“恐怖和敬畏以及力图对人类和自然现象作出解释的初始欲望促发了鬼神信仰的产生,并且有了充满巫术意味的原始宗教行为”[72]。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傩文化与流行于民间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道教思想也与巫术活动、方术技巧有着直接的联系,才最终促成了道教思想对傩戏的影响。而傩戏面具作为展现傩文化极为重要的物质载体之一,更为人们了解道教思想如何影响傩文化提供了直接的证据。道教对恩施傩戏面具的影响并不直接体现为人物形象塑造,而是通过傩戏面具的开光仪式得到体现。
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在其传入中国之初并不被中国傩文化所接受。为了更好地实现宣传佛教思想的目的,佛教通过对自身思想体系和修行方式的改造适应了中国。“因此,在佛教文化刚传入我国的时候,不是佛教文化对傩文化产生影响,而是佛教文化在适应傩文化。产生于公元八世纪的‘寺院傩’就是傩与佛教相互结合的产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青海、云南、四川等藏民族聚集的地方。……在傩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发展的过程中,佛教文化逐渐得到了上层社会的信奉与倡导,傩文化在保存和传达古老文化的基础上也吸收了一些佛教的文化。”[73]佛教思想对恩施傩戏面具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主要体现为傩戏面具人物或端公穿戴的五佛冠。
3.俗文学作品在恩施傩戏面具中的反映
傩戏面具写实风格的形成还与宋元时期的俗文学叙事传统有直接关系。“宋开禧以后、元延祐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在科举、政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大批士人被摒斥于统治阶层以外,流向民间市井,形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文化力量,造成了士阶层的分化和文化下移。表现在文学主体上,既不失传统士人的知识分子身份和人文素养,又怀揣世俗趣味原则,取向世俗文化价值,导致文坛的主要力量步入了非精英写作的时代,改变了以往文学以雅正为主流的历史,全面确立了世俗文学的地位;与此同时,确立了以‘自由’为核心的市民立场,拥有了自由自适的叙事权力与丰富多样的叙事题材,使叙事文学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揭开了叙事文学兴盛的序幕,在文体上进入了‘小说戏曲的时代’,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型。”[74]
杨任面具[75]
猪八戒面具[76]
受这一背景因素的影响,傩戏面具在延续傩文化自身发展惯性的同时,还受到了说唱文学、章回体小说和戏曲作品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大量的说唱文学、章回体小说和戏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被纳入到傩戏中,使得傩戏面具的制作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而傩戏面具制作者在积极适应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也在傩戏面具制作中努力使人物形象的外貌、身份、性格与新进入傩坛的角色相适应,力争达到形神兼备的审美境界。而在部分傩戏面具人物的细节处理上,则增添了底层民众能够理解的吉祥图案,为傩戏面具的写实风格注入了一种全新的审美基因。以杨任面具和猪八戒面具为例,二者都是古典章回体小说中的代表性人物。前者是《封神演义》中的人物,本是商纣的大夫,进谏关于鹿台的事,被挖去了眼睛,致死,遭到弃尸。怨气不散冲了道德真君的足下之云,于是获救,道德真君将金丹放在他的眼中,使其眼中长手,手中长眼。后者则是脍炙人口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重要角色,广为人知。杨任面具和猪八戒面具完全采用了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方式,在突破恩施地区传统傩戏面具以圆型为基本人物构图方式的基础上开辟了傩戏面具构图方式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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