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昔西川广政年,曾助官军攻洛浦。聪明正直神所为,生有厥功死祝之。能御大灾捍大患,非此族者皆淫祠。阴兵击贼传稗史,怪事荒唐违正理。敕封本授孟知详,英烈翻过巴蔓子。庙食千秋蛮土同,灵旗飒飒暮卷风。喜嗔醉饱谁复见,断猿啼月寒林空。神兮寂寞归山中。[2]杨秀武:《杨秀武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48页。......
2023-08-04
据《周礼·夏官司马·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吏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13]这是周代驱傩仪式最早的文字记录,既形象描绘了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黑衣红裤、执戈扬盾凶神恶煞的特殊装扮,又精要概括了方相氏兼驱阴宅阳宅恶鬼,同保人世冥世安全的重要作用。仔细分析,我们还能发现周傩与军队有关。其一,方相氏不属于巫官,而隶属于司马。其二,方相氏“执戈扬盾”的形象与武士战斗之貌如出一辙,故唐代杜佑《通典》将大傩列入“军礼”。其三,军傩有史书记载,最早似见于北魏《魏书·礼志》,并有活态遗存,今天贵州的地戏、云南的关索戏都是军傩。也正缘于此,廖奔、刘彦君两先生认为:“傩产生于原始人类驱除灾疫之灵的心理要求,由原始氏族部落战争的现实映像所启发而形成的以神驱鬼或以恶逐恶的观念,是原始人类萌发赶鬼或驱傩意识的基础。”并结合相关文献考证指出“驱傩仪式可能与模拟黄帝与蚩尤的部落战争场面有关”。[14]然而,关于“傩”的起源,学界仍众说纷纭,尚未取得较为统一的认识。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第一,傩是一种以面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活动。在距今6000年的阴山岩画中,就出现了以鬼怪、骷髅为表现特征的岩画。而南方的良渚文化中的兽面纹和商周时期大量使用的饕餮纹也是傩仪面具中最为常见的造型。宋代以后,南北文化的交流加速了北方文化的向南传播,荆楚地区古老的祭祀文化与南方特有的“信巫鬼”的民俗互相融合。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幻面逐疫习俗逐渐消散,傩转而在文化相对闭塞的西南地区盛行起来。
第二,傩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它一方面融汇了宗教祭祀的精神诉求,也囊括了祭祀活动的礼仪;另一方面也是宗教活动中用以娱神的一系列表演活动的综合表现。因此,傩是人类早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形态,对后世诸多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影响,但傩的内涵则是相对固定的,不宜作宽泛化理解。
阴山岩画
商周饕餮纹
第三,傩或祭傩是原始先民巫术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原始社会逐步过渡到阶级社会,傩或祭傩被作为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而上升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构筑元素之一,从而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得以承传发展。先秦时期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有对傩或傩祭的记载,如对商族首领上甲微创建“五祀”之礼的记录,以及《论语·乡党》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的记载。这些对于商周时期傩或祭傩的记述,以及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傩祭的记载,充分说明此类以“傩”或“傩祭”为中心的活动广泛存在于民间。同时,由于中原诸国的战争、民族迁徙等因素的影响,曾作为中央政府所掌握的专属活动的傩祭,逐渐向民间扩散。在此后数千年的发展中,傩、傩舞或祭傩逐渐成为在巴楚、荆楚、吴越等地广泛存在的民间文化。
第四,傩、傩祭与巫术活动有紧密的联系,但不同地区的巫傩活动呈现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研究者指出:“大约在汉代以后,在宫廷、军队,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遗留下来的活动:祭祀、巫仪、跳大神、舞蹈、地戏、社火、群众节日活动等,都被说成傩的活动,特别是周代的祭典仪式、驱鬼、祈福,例如自周以后至现代的。卒岁驱鬼、方相氏驱鬼疫,与原来的傩仪祭祀、傩戏、傩愿等相违背。”[15]发展到现代社会,傩已逐渐褪去了宗教祭祀的意义,而主要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故而,很难对傩的理论内涵给出较为统一的界定。
第五,傩是先民狩猎活动的精神遗存。原始先民在从事狩猎活动时,多身穿兽皮、头戴面具,用以伪装。其后也将面具置放在祖先的面部,用以作为祭祀祖先时的装饰,是后世神主假面的重要源头。
由上可知,学者们在讨论“傩”“傩祭”,以及由此衍生的巫傩祭祀活动时,往往存在着将其纳入某一学科范畴的认知倾向。但傩的发展却有着自身的逻辑演进过程,并在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传承体系和师徒传授谱系。因此,单纯从某一学科的认知角度考察“傩”或“傩祭”的方式并不全面。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傩”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是古代人与神灵的对话方式。
周代以后,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傩的生存场域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通过继承吸收佛、道文化精髓,融合自身巫文化,傩逐渐突破单一驱鬼逐疫的形式。另一方面,因统治者的歧视和排挤,傩不得不从中原地带退却至巫风盛行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并与当地民间信仰、许愿还愿的民俗活动相结合,逐步形成为集宗教仪式、民俗文化、戏剧、面具于一体的综合文化形态,常常通过祭祀、舞蹈、戏剧、杂技、面具等形式,为人们驱鬼避邪、祈福纳吉、酬神还愿。曲六乙、钱茀先生合著的《东方傩文化概论》对傩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特转述如下:
中古傩俗体系示意图[16]
在曲、钱两先生看来,中国中古时期傩制的变化表现为初步世俗化、娱乐化的渐进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秦汉傩礼三制。秦代首创了军队中单独使用的驱傩,简称“军傩”;西汉基本沿用秦代傩制,稍有创新。东汉前期较西汉傩制有较大发展,首创了“十二兽吓鬼歌”。东汉末傩制是东汉早中期傩制的重大发展,创造了以戏演傩的形式——傩戏雏形——《十二兽》。经过上述连续三次较大的改动,完成了中古傩礼初步世俗化、娱乐化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延承创新。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已不再统一规定傩礼制度。如三国宫廷傩礼大为萎缩,不仅不能年年驱傩,而且方相驱疫制度亦逐渐衰落,多用改造和扩充的某些傩俗替代。东汉末的《十二兽》踪迹全无,看来已经失传。整个南朝没有恢复汉制,官方傩礼衰微。北部官方采用汉末方相和十二兽驱疫旧制,并有新的发展。军傩在晋朝和北朝,略有报道。民间傩礼则勇于创新,多彩多姿。与傩礼整体衰微相对应,傩俗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育。从三国到隋文帝统一全国,我国的傩俗依次演变扩展,变化非常之大。现代尚存的多数傩俗,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形成。其中,葬傩俗创造出方相和魌头两种规格。
第三阶段:隋唐五代快速发展。隋唐官方和民间的傩事活动,都有明显的世俗化趋向,都讲求娱乐化和艺术化。隋代在北齐傩制的基础上有所改动,宫廷一年有春、秋、冬三次傩礼。唐傩则较为活跃,官方傩制既规范而自由,又在宽松中显出铺张。不仅提高了宗教档次,而且追求豪华和娱乐化,为晚古傩礼的演艺化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其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可以简称“四式”。第一式,初唐傩制。高祖和太宗时,改周代“男巫堂赠”为“堂赠大傩”。第二式,显庆傩制。它第一次将祭告月神仪式引入了傩礼,最终从傩者“意向全能”走向告谢神灵,进一步削弱了原始信仰的遗存。这一式样,史载不十分明确,大体出自显庆年间。特别是与在显庆间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傩制相对比,相似的地方甚多。比如,将初唐的堂赠大傩改制为天子和太子个人傩仪;一度曾增加春傩等。第三式,开元傩制。此制一方面有历史上最规范、最豪华的宫廷傩礼仪式,如第一次规定了规范的州县官府傩礼;另一方面又开始了傩礼娱乐化的进程,宽松自由,使傩礼更趋世俗化。其实质已与鬼神关系不大,是古傩第一次走下神坛的重要标志。第四式,晚唐傩制。有庞大的侲子队伍,驱傩礼典也变成以文艺表演为主。其开放式、娱乐化的“阅傩”最为壮观,以接近庙会的形式来迎合观傩人的趣味。五代各国虽都有傩礼,但大体上也都沿用唐制。由于战乱频仍,改朝换代,其礼典已不及唐代规范,且常常不能正常举行,故远比唐代逊色。
由秦汉至晚唐五代的漫长发展可知,傩逐渐从官方活动转变为民间活动。同时,政府对傩的规定也渐趋松弛,这就为民间傩俗、傩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曲六乙先生认为,傩仪是傩的多样形态中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和最普遍的活动形态,傩戏是傩仪发展的高级艺术形态,是一种仪式戏剧。[17]庹修明先生则认为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原始、拙朴、独特的戏曲样式。[18]从傩的历史发展来看,虽有周傩、汉傩、隋傩、唐傩、民间傩等不同阶段和特点,但真正将傩仪发展成傩戏的则是宋代。如受民间傩俗的影响,北宋宫廷方相驱疫制随着社会的发展,便出现了新的内容——政和“埋祟”新傩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条有载:
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锺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19]
与往昔傩制相较,“埋祟”新傩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新变化:第一,人员的大扩展。仪仗和各种角色1000余人。而千人假面,则应当是从教坊(宋初就有423人)、皇城司(达2700人)、殿前司诸班直(万余人)三部分人中挑选的。千余枚面具则完全不成问题。第二,角色的大换班。取消了汉唐傩礼中的方相氏、侲子、十二神或十二执事等传统人物,替换成金度铜甲将军、门神、判官、锺馗小妹、土地、灶神等一大批新角色,还有千名戏装官兵上阵。第三,风格的大变化。这是行进中空前庞大的“假面游行”表演的舞队形式,与以往所有朝代都大不相同。边走边歌边舞,主角当然是由教坊演员装扮。[20]这种新傩制不仅是北宋时期广泛流行的千人佩戴傩面具的傩俗活动,也是汉唐方相驱疫傩制的继承和发展。它由“不得不改”和“有条件改”两方面促成。“第一,不得不改——古傩旧制极不适应市民社会的需求。由于傩礼旧制本身严重的滞后性,在唐代已经初显端倪。第二,到了宋代,取消了唐代的许多禁令,京城里街市遍布,日夜连轴营业。第三,夜市促进庞大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繁荣和戏曲成熟、发展。最后,宫廷、军队、民间的乐舞都已舞队化。第四,有条件改。此时已经有改制的厚实基础。从表面上看,宋朝官傩一下子完全脱离了汉唐五代旧制,实际上是创造性地将某些旧制加以演化,使其平添了许多可看成分。魁伟的‘金度铜甲将军’替代狂夫方相氏。唐代民间傩舞中已经有将军、锺馗、判官、门神、土地、城隍和傩公傩母等节目,宋代民间演出更普遍更艺术化了。傩礼中的亲从官和诸班直所穿‘绣画色衣’和‘绣花杂色衣装’,只不过是唐代宫傩中‘白绣画衣’的继承和发展。”[21]正是从北宋中晚期开始,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改革、文化的转型,开启了傩制转型的新局面。尤其是宋代宫廷傩改用戏剧艺人来扮饰傩神的角色大换班,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傩仪的宗教面貌,将仪式性的驱傩变为游戏性的戏剧表演。这一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把驱傩完全融入到戏剧里面去,为傩戏的正式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傩”从原始社会的人神沟通媒介,发展到民间傩文化表演活动中的“傩戏”形式,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历史考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过程。在支撑“傩”向“傩戏”发展演变的思想进程中,巫术和巫术意识是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思想支撑点,而特定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认知能力的欠缺则是维系傩文化继续发展的外部动力。而“傩戏”作为“傩”的重要载体,在使用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傩戏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泛指一切与傩有关的仪式、舞蹈和戏剧活动;狭义的傩戏则指在傩文化表演活动中按照固定剧目、人物角色进行表演的传统戏剧形式。
傩戏的发展,和傩在自身发展中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有直接关系。如在各地的节日时令和民俗活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不仅为傩戏提供了新的审美元素,也为傩戏与地方宗教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言,傩不仅是与神灵、祖先沟通的媒介,也是他们借以疗治心灵苦痛的灵药。在历史的演进中,中华大地先后形成了六大傩文化圈:“北方萨满文化圈、中原傩文化圈、巴楚巫文化圈、百越巫文化圈、青藏苯佛文化圈和西域文化圈。在空间格局上,这六大文化圈基本可以划成三大类型,即中原傩、北方傩和南方傩。”[22]不同地区的傩文化在自身的发展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孕育出了绚烂多姿的地域性傩文化。但不同地区的傩文化在自身发展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以各自的傩戏作为重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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