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为主义革命：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路径

2023-08-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遵循历史研究、法律研究和哲学研究的路径，实证主义虽然在社会学中最早获得影响力，但是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获得支配性的地位还要等到行为主义革命在美国发生之后，行为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支配地位。所以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的研究若想超过欧洲的学术界则唯有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这条新的路径就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遵循历史研究、法律研究和哲学研究的路径，实证主义虽然在社会学中最早获得影响力，但是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获得支配性的地位还要等到行为主义革命在美国发生之后，行为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确立了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支配地位。

较之西欧的大国，美国的历史较短，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也比较流行，在很长时间内美国学术界都认为欧洲的学术研究水平要高于美国，20世纪初美国很多大学的学术传统是从欧洲（尤其是德国）学来的（美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历史学家从兰克那里借鉴了研讨班的教学方法），历史、法律和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美国学界无疑都存在着一种潜意识，即认为只要延续使用历史、哲学或法律的路径来研究国际关系则美国的学术可能永远无法超越欧洲的学术。欧洲的历史更悠久（有更多的研究对象），欧洲有比较长的哲学传统，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哲学，如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理性主义和德国的反理性主义传统（浪漫主义、辩证法），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哲学传统较弱（20世纪上半叶之前美国人鲜能举出几个成名的本土哲学家，更不要说与休谟、笛卡尔和康德齐名的哲学家了）。美国的法律传统属于普通法系，虽然历史上也出现过约翰·马歇尔、奥利弗·霍尔姆斯这样的杰出法官和法理学家，但是大家都认为英国是美国的法律老师，美国的法律界没有人会认为美国有哪位法哲学家可以和布莱克斯通、柯克相提并论。所以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的研究若想超过欧洲的学术界则唯有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这条新的路径就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

实证主义其实源于法国的孔德，他认为可以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社会科学，这种方法后来被迪亚凯姆（中文又译“涂尔干”）用于研究社会学，但是除了法国少数的激进派之外欧洲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走上科学分析的道路，但是这种哲学后来却在美国发扬光大，“二战”后很多社会学研究者成为迪亚凯姆的信徒，行为主义革命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实证研究的流行。行为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心理学研究中，它旨在超越传统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研究，试图使心理学研究科学化（昆汀·斯金纳是行为主义早期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人的情绪和心理可以通过外界可观察的现象推导出来）。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第一个尝试是戴维·伊斯顿的“系统论”，国际关系研究的初步尝试是莫顿·卡普兰的《国际政治中的系统与过程》，^[6]信奉行为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经验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提出理论，根据理论推导出假设，再对假设进行检验是经验研究的基本部分。检验假设需要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学者很快就做出了这方面的努力，密歇根大学的“战争相关系数”（Correlate of War）数据库是最早的此类项目之一，密歇根大学学者昆西·赖特的《战争研究》则是行为主义学派的早期代表作。^[7]正是在密歇根大学的带头下，美国很多高校和研究所都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类型繁多，基本上任何一个国际问题，从战争、武器转移、地理环境资源以及经济数据几乎一应俱全，有些数据库很好地整理了信息，有些则走向了过于烦琐的极端，其实是学术资源的某种浪费。

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美国学界认为国内终于出现了一部可以和欧洲媲美的现实主义作品，这部作品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科学”特征（新现实主义又称“科学现实主义”），沃尔兹认为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只有思想，而没有实证的“理论”。这部作品出现之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被实证研究所垄断，国际关系研究的论文中逐渐出现了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据统计，哲学和法学的方法日渐萎缩到一些历史系或法学院中，可以说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第二次论战”以行为主义的胜利而告终。^[8]虽然学术界不时有反对实证主义过度地使用数学模型的声音，但这种潮流基本上仍在延续，因为学术期刊总体而言倾向于发表实证性质的论文。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学术界，那些在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人将美国的学术标准、研究方法带回了本国，国际关系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杂志也都在美国。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每个国家、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主导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行为主义认为对每一个有效的经验问题一定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只要努力去做一定能找到答案，但是同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不同学者经常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对那些坚信行为主义的研究者而言，如果他们接受了两个答案并存的状况就表明他或是潜意识里认为自己的答案是错误的；或是他没有勇气为自己的答案辩护，两者都不是科学工作者应该信奉的态度。信奉行为主义的研究者相信自己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很多时候可能是一厢情愿，问题依然存在。哲学反思的方法有助于学者全面认识一个问题。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建构主义思想风生水起，其他的一些批判学派也陆续出现，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主流的行为主义、实证研究传统，但这种挑战现在看来依然是微弱的。^[9]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唯一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行为主义方法论革命的大概就是“区域研究”，推崇行为主义方法的学者希望提出理论，但在国别研究中“提出理论”的想法一直受到怀疑，除非是比较不同的国家（这就进入了“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冷战中的国别研究大多受政府的项目支持，有很实际的研究目标，研究者对提出、修正理论的热情不大。美国几个综合性的大学在冷战期间都有非常著名的苏联东欧研究中心，虽然他们的服务职能是主要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增进了美国对斯拉夫文明的理解，犹如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尤其如伯克利分校）等高校的东亚研究（包括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对亚洲文化的理解。

美国行为主义革命：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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