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国际关系研究学科的出现在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国际关系研究学科的出现在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摘要】:国际关系学科史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几乎同时出现了国际关系的专业研究。“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兴起了一些智库,这些智库也有专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乔治敦大学在美国第一个建立了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它现在依然在美国的外交人才培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芝加哥大学授予了美国第一个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国际关系学科史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个学科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几乎同时出现了国际关系的专业研究(阿伯里思特维斯大学和乔治敦大学都在1919年成立了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看,主要是新闻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和高校学者,一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都有国际关系专业的教席,著名的国际新闻记者在成名之后很多人也会在记者生涯的晚期进入大学工作。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外交思想和具体外交政策的影响可能大于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所撰写的“二战”前后德国外交(如其《第三帝国的兴衰》)以及欧美关系的作品依然是很多专业历史学家难以超越的。越战的时候同样诞生了一批重要的国际新闻记者,他们很多人后来也进入学院工作,如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等人。

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兴起了一些智库,这些智库也有专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国际关系研究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大增加,这是因为一方面战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很多,同时很多人也对如何避免下一次世界战争非常关心(肯尼思·沃尔兹、亨利·基辛格都是典型的例子)。著名的卡内基和平研究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受这个基金会的启发,美国国内后来出现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著名的基金会在支持美国乃至世界上的国际关系研究过程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爱德华·卡尔晚年进行的苏俄史创作就多次受到美国基金会的研究支持,卡尔曾因此多次去美国搜集整理资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陆续出现了很多研究型的大学,开始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专业教学。乔治敦大学在美国第一个建立了专门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艾德蒙·沃尔什外交事务研究所),它现在依然在美国的外交人才培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芝加哥大学授予了美国第一个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其他很多研究型大学虽然没有专门的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但所授予的政治学或历史学(外交史、世界史)博士学位中很多其实研究的是国际关系。伍德罗·威尔逊属于美国第一批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他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借鉴于欧洲,他曾和英国学者和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过多次欧洲式的讨论课(Seminar)。

20世纪初期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很多政府职位由以前的“政党分肥”改为现代的公务员制度(1883年通过的《文德尔顿法案》建立了最早的一批公务员制度),国务院也逐渐建立起官僚体系,很多来自美国社会中下层的平民子弟有机会和上层社会的子弟一起从事外交工作,这些人从国务院退休或离职之后会选择进入高校做国际关系的学者,政治性任命的外交官也会将高校教职作为“政治旋转门”的重要一站。乔治·凯南的职业生涯就是一个典型,他通过考试进入美国国务院,接受了专门的俄语训练,在东欧和苏联任职了很长时间,后来选择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很多大学也有很多退休或离职的外交官,他们很多人希望将外交官的实践经验教给那些有志于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或实践的青年。

随着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学者的研究领域也逐渐细化,很多学者成为地区专家或国别专家,很多大学也在某个地区研究中成为主导力量,如美国的西海岸是亚洲研究的最重要阵地,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到南部的加州大学“二战”以来都有很多研究亚洲的专门人才;美国南部的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则是研究加勒比海、中美、拉美等国的主要中心;美国东海岸的新英格兰地区则是研究欧洲政治的中心。冷战中的斯拉夫研究在美国也是遍地开花,东部的斯拉夫研究很多受到政府的项目支持,西海岸很多大学的斯拉夫研究也很出色,这是因为俄国革命之后一些俄裔移民从亚洲辗转移民到美国的西海岸,在这个地区播下了斯拉夫研究的种子。

“二战”期间欧洲很多知识分子移民到美国对美国的学术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方面的移民学者很多,如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埃里克·沃格林汉斯·摩根索、约翰·赫兹、尼古拉斯·斯派克曼等,他们在学术方法和思想上都对美国的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学术方法上欧洲的学者更多地强调历史的、哲学的和法律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对一个问题的全面理解,而不是试图为一个问题寻找答案(汉娜·阿伦特曾说“政治中没有真理,只有不同的意见”),只有到了行为主义革命出现之后这些方法才被视为“欧洲的方法”,逐渐受到很多美国本土学者的质疑。在思想上,“二战”时的欧洲移民给美国进行了一次智识的启蒙,美国人天生乐观,相信历史会无限进步,认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冲突,这些看法在欧洲移民看来非常幼稚,他们给美国带来了欧陆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的怀疑,如摩根索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就说他的现实主义是“扰乱美国平静社会的一颗炸弹”。[5]现实主义思想即使没有取得支配地位,至少也获得和自由主义同样重要的地位,离开欧洲移民的影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