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成功案例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有很多理念和做法值得中国大学参考。而且美国研究型大学还在不断进取和反思，针对美国既有全球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成效和不足进行批判性评估，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19]“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结合上文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经验的分析，笔者从四个方面提出提升中国大学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能力的建议。

第一，建议我国全面加强国家顶层设计。中国大学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工作，肩负着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必须通过国家顶层设计在战略层面上进行推动。目前中国尚未针对国际教育政策进行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存在缺乏整体规划、立法层次不高（很多是行政法规）等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全球治理和公共外交的战略层面出台《关于加强国际教育的意见》，并由全国人大制定《国际教育法》，对各级各类教育工作中的国际教育课程、中外合作办学、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对外文化传播与教育输出、中外合作研究、区域国别与外国语研究与教学、外国在华留学生等工作纳入总体框架中，并针对目前已经具有一定成效的机构及其工作如孔子学院、国家留学基金委、中外合作办学学位项目等进行重点支持和指导，把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融入其工作思路。

第二，整合和创新院、系、所机构设置。目前中国大学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在机构设置上往往依托于某个院系，比如国际关系学院等，主要从政治学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的专业角度开展人才培养工作。这一模式的好处是人才培养责任主体和学科归属明确，便于进行学科建设与管理工作，学生对政治学等所依托的基础性学科的学习较为系统。然而相比于美国，目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也存在着部门切割、学科切割的问题，不利于充分地跨学科教学与研究，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全球治理的相关知识。全球治理不完全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或者外交学，根据不同的治理议题，还涉及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公共政策、国际社会政策、国际法、国际传播、外国语、世界历史甚至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复合知识。因此中国大学应该根据全球治理人才跨学科培养的需要，调整相关的机构设置，如探索设立跨学科的校级“全球治理研究院”，或作为虚体机构发挥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平台的功能，或作为有人员编制、经费和学生培养能力的实体机构，专门负责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工作，对校内相关院系的师资、课程、经费等资源进行整合。

第三，设计跨学科、全方位的课程项目。根据目前中国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依托于现有学科设置体系的现实，中国大学可以在招生、学位授予等方面逐步进行适度创新。在本科阶段，可以探索以“全球治理基地班”“全球治理实验班”的形式进行大类招生，文理兼收，以利于培养宽口径人才。在课程安排方面，可以设置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外国语等几个板块的课程，要求学生前往相关院系修读课程。在学位授予时，可以由高年级本科生自主选择主攻学习方向，在毕业时授予其相应学科的双学士学位，比如国际政治专业法学学士学位加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同时，全球治理的一部分相关课程可以作为全校公共选修课向所有本科生开放，并为非专业学生提供辅修选择。在研究生阶段，探索建立全球治理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根据现有的学科设置体系，仍然将其放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依托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两个二级学科，但继续倡导通过双学位等形式开展跨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此外，中国大学还可以更多探索与国外知名大学建立全球治理联合学位课程项目，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根据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需求以及目前中国大学培养体系的现状，在培养内容方面也可以包含几大类。（1）课程培养。倡导跨学科培养，按照相关学科设置几大课程板块，由学生修读相关课程。（2）经费支持。安排经费资助研究生组织和参与学术研讨会、进行实地调研、前往国外访学、应聘研究助理等。（3）校外实习。与国内外相关政府机构和智库以及国际组织合作，探索机制化的学生实习协议和实习基地建设，对于研究生毕业论文，提倡学生先进行实地调研再撰写论文，并由培养单位为学生提供相关调研经费。

第四，建立广泛的校外合作机制。首先，中国大学在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可以进一步加强校际课程共享和完善学分互认机制，鼓励学生根据学习需求和兴趣前往其他大学修课，从而实现不同大学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比如财经类大学的学生可以前往外语类大学修读小语种课程，前往政法类大学修读国际法课程，前往传媒类大学修读国际传播课程，前往民族类大学修读族群政治与边疆安全课程，前往医药类大学修读国际卫生政策课程，前往农林类大学修读国际发展与援助类课程等。其次，中国大学也要积极寻求外交部、商务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侨联、欧美同学会等国内相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智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支持，从而方便安排学生实习，推荐学生在毕业后前往相关机构工作。再次，中国大学也可以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全球治理教学与研究中的国际合作，支持本校师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外实习及调研活动，邀请国外学术机构的学者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前来中国开展全球治理相关的合作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定期在本校组织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要求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必须回应这一时代主题，积极提升全球治理人才培养能力。同时，全球治理理念的注入也将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使国际化高等教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舞台。

【注释】

[1]阚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治理：质量保证和文凭互认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12，7：71−76.

[2]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

[3]Jones，P.W.，2007.“Education and World Order.”Comparative Education.43（3）：325−337；Mundy，K.，1998.“Educational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Dis）order.”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42（4）：448−478；Mundy，K.，2007.“Global Governance，Educational Change.”Comparative Education.43（3）：339−357；谷小燕.国际组织在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蓝图中的作用分析——基于新制度主义的世界社会理论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15，5：58−65；阚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治理：质量保证和文凭互认的视角［J］.比较教育研究，2012，7：71−76；孔令帅.透视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背后的运作逻辑——以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为例［J］.比较教育研究，2011，10：50−54；孔令帅、马文婷.国际组织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个性、共性与局限性［J］.外国教育研究，2018，1：67−78；王建梁、单丽敏.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治理方式及成效［J］.外国教育研究，2017，8：63−75；杨启光.全民教育政策转移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全球教育运动联盟为个案［J］.外国教育研究，2011，11：1−6；臧玲玲.国际组织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3，4：83−88；赵萍.国际组织推进教育公平的不懈努力［J］.比较教育研究，2007，2：22−26.

[4]Li，S.X.，2012.“China’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itiatives and View of Its Role in Global Governance.”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7（1）：103−123；李薇.全球治理视角下的教育援非：问题与策略［J］.外国教育研究，2011，10：80−84.

[5]阚阅.全球治理视域下我国的国际组织人才发展战略［J］.比较教育研究，2016，12：16−21；彭龙.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J］.社会治理，2017，4：10−12.

[6]董石桃，刘勇.美国高校智库国际化发展及其启示——关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考察［J］.比较教育研究，2016，3：46−53.

[7]滕珺，曲梅，朱晓玲，张婷婷.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联合国专门机构专业人才聘用标准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4，10：78−84；闫温乐，张民选.美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经验及启示——以美国10所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课程为例，比较教育研究，2016，10：46−52.

[8]Lesage，D.，T.van de Graaf and K.Westphal，2010.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in a Multipolar World.Farnham：Ashgate；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2014.“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Rule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Post−2015 Era”，New York：The United Nations.

[9]刘世强.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布局与能力建设探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2：160−166.

[10]刘恩东.美国民主输出的法律体系与对华民主输出法律支持机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3：75−87.

[11]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2.“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International Strategy 2012–2016”，Washington D.C.：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2]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2018.“World Politics and Global Governance Double Major”，http：//politicalscience.jhu.edu/undergraduate/world-politics-and-global-governance-double-major.

[13]Stanford University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8.“FSI Global Opportunities and Enrichment For Students”，https：//fsi.stanford.edu/studentprograms/programs-overview.

[14]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rrighi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2018.“About”，http：//krieger.jhu.edu/arrighi/about/.

[15]Harvard Kennedy School，2018a.“History”，https：//www.hks.harvard.edu/more/about-us/history.

[16]Harvard Kennedy School，2018b.“Master’s Programs”，https：//www.hks.harvard.edu/educational-programs/masters-programs.

[17]Harvard Kennedy School，2018c.“Doctoral Programs”，https：//www.hks.harvard.edu/doctoral-programs.

[18]Harvard Kennedy School，2018d.“Our Offerings”，https：//www.hks.harvard.edu/courses.

[19]Walt，S.M.，2018.“America’s IR Schools Are Broken”，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2/20/americans-ir-schools-are- broken-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eign-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