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国实践与国际经验

2023-08-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也将成为中国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发展的基石。关键词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作者简介：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会长。本文拟就全球治理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及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全球治理对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戴长征

摘　要　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以及相伴而来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等，关于全球治理进程是否会出现逆转的论题越来越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难民危机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不断地挑拨着欧美各国本已敏感脆弱的神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粹主义在这些国家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态势确实给全球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一方面导致原本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领头羊”作用的欧美国家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向，使全球治理有可能面临无人推动的窘境；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以往那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全球治理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乃至八国集团（G8）、二十集团（G20）等，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力不从心。相比之下，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积极的全球治理倡导者，并不断努力通过自身正在提升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来推动全球治理。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力不从心或不愿承担更多责任的背景下，中国的引领作用更是越来越突出地显示出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当前处于困境之中的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动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需求。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会随之进一步在各国深入人心，而这就推动了全球治理在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上的创新。“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也将成为中国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发展的基石。

关键词　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

作者简介：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制度、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著作有《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府改革、公共参与和治理转型》（英文）、《发达国家人才流动与配置》（第一作者）、《“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与国际社会》（英文，主编）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重大项目“‘走出去’战略对‘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01504YY004A，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究”，批准号：15AZZ006的阶段性成果。

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在这些变化的影响下，国际政治进程出现了某种程度上令世人不安和焦虑的氛围。在全球空间密度和时间密度空前提高的情形下，世界政治经济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任一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集体关注和解读，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在全球范围内，就影响的广度和震荡的强度而言，非常突出的是反经济全球化思潮、“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意识形态在美国和欧洲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仅见的方式迅速兴起，甚至在上述思潮的助推下，欧美国家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政治实践上的“转轨”和“脱轨”。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上述思潮的集中出现，以及欧美国家政治实践上大幅度的改弦更张，一方面是在国际范围内“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及“分离主义”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动未减，以及中东乱局难见平静的情形下发生的；另一方面又是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亟待变革，国家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拉大，全球“消除贫困”行动受阻，“难民危机”愈加深重，“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发生的。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事态趋向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必然联系，甚而对西方国家在压力有增无减情况下的政治选择和责任担当提出严重质疑。在此背景下，一度在世界政治经济议程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全球治理议题某种程度上开始冷却，人们由此普遍担忧，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交融，全球范围内的公共秩序亟须增强，公共产品的提供亟须丰富的情形下，欧美主要国家与此相反的逆向政策选择和政治实践，会在极大程度上成为负面示范，从而根本上动摇本来就并不牢固的国际秩序，使得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全球治理局面变得更加破碎虚弱。

或许是某种历史的巧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提出的包含几十个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倡议，乃至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前景影响或许更加深远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却由于与上述欧美国家的政策选择和政治实践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显得更加高远和深邃。因此，一个必然被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就此在权力和责任上准备作为领导者打破旧有的国际格局，承受更大负担，护持甚至某种程度上重塑国际秩序，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国际公共产品。或者，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定意义上的获益者，中国没有意愿看到这一进程的中断或后退，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内外部因素的综合考量，并不急于改弦更张另起炉灶，而是继续寻求与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和战略选择的所有国家合作，甚至某种程度上“动员”和“倒逼”欧美已经或准备从既有国际政治进程中“转轨”或“脱轨”的国家再转向，从而有弹性有选择地平衡国际利益与责任。抑或这两者兼而有之。对于上述问题，不同的学者，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本文拟就全球治理遭遇了怎样的困难及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与全球治理对接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

全球治理人才培养：中国实践与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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