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需求与全球治理方式

2023-08-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迫切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和全球治理方面，国际社会不能说没有行动，甚至有些行动收到了好的效果。然而，某些发达国家却在全球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甚至不惜利用恐怖主义达到自身目的。这样缺乏责任的做法并不鲜见，如果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仍然奉行丛林法则，而无意提倡创制国际合作准则，类似恐怖主义这样的威胁如何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和消除！

戴长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会长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防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成为迫切的需求。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速度最快国家的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治理，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也是增进中国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促进自身更好发展的需要。

当下的世界，是由190多个国家构成的。这是全球治理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也是全球治理要面对的现实。全球范围内的190多个国家，分布在大小不同、边界清晰僵硬的空间地理单元里。这些大小不同的空间地理疆域，是由所谓的各个不同的最高政治权力确认并主导的。对这些各个不同的空间疆域内的社会生活进行支配、控制和调节，是所谓国家治理。但由于全球性联系的增强和全球事务增多，相当大量的事务，实质上在跨越国家或最高政治实体管辖范围的界限不断发生着，国家治理无法企及超国家疆域的事务。

为解决上述超国家疆域事务问题，国际政治或外交是经常诉诸的手段和途径。但国际政治或外交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政治或外交，是通过双边或多边互动行为来实现的。但显然，无论是双边或多边，其参与主体毕竟是有限的。主体的有限性又决定了其行动效力和行动范围的有限性。不但如此，由于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外交，多数情形下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国家或最高政治实体，国家或最高政治实体在处理大量发生在较低层次上跨越了其治理范围的微小事务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由于收益成本的计算，由于力所不逮，国家往往选择放弃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治理。

但由于全球范围内人们跨越国家地理疆域活动的愿望和能力越来越强，超国家疆域事务的发生越来越频繁，量越来越大，地球越来越像个巨大的村子，长期漠视超国家疆域事务及其带来的挑战，是不现实的。由于超国家疆域事务发生的不间断性、渗透性、传导性和共振性，国家群体或国际社会如果仍然对这些事务撒手不管或视而不见，上述不间断发生着的，渗透进不同国家疆域的，在国家疆域间不断传导和共振着的事务，就会发生性质的演变，成为越来越难以驯服的难题或危机。这在全球性的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难民潮、传染病、金融风暴、能源危机、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下，无论国家是主动还是被动打开大门，对于全球性的创新、生产、技术和信息的流动和扩散，都是巨大的促进。开放的国家系统，容纳了巨量的贸易、金融、技术和劳动的交流与合作。现代经济学原理也告诉人们，国家地理空间的突破，毫无疑问有利于人类整体福祉的实现。

但是，即使上述贸易、金融、生产、市场、技术和信息的全球性合作，也不是自发进行、自我均衡的。由于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发展水平有高低之别，拥有资源有多寡的不同，在分工链条和网络中也有端点的高下，不同国家在责任、权利和收益上始终是不同的。在主权国家内，除了通过市场调节，国家还可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实现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责任、权利和收益关系的平衡。就全球范围而言，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可以部分实现上述均衡功能。鉴于此，国际社会创设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但显然，由于这些机制的覆盖范围、要达成的目标，以及本身制度设计上存在的局限，其所起的作用必然是有限的、不充分的。

而相较于上述经济领域，在安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现有的全球性的治理机制或国家间的治理机制，与其巨大需求相比，就更显得薄弱。这就是跨国犯罪、疾病传染、难民浪潮、金融风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任何形式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和政治社会问题都非常棘手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全球治理问题迅速升温，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全球治理不但非常需要，而且非常迫切。

在迫切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和全球治理方面，国际社会不能说没有行动，甚至有些行动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国际社会所采取的行动及其行动的效果，与全球公共产品短缺及治理滞后和治理缺乏相比是有限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的立场、认知、意愿、能力、诉求和目标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就立场而言，由于困扰世界上不同国家的难题各不相同，在不同议题上会采取不同立场，甚至存在着立场上的对立。在环境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倾向于共同原则，发展中国家倾向于平衡原则，即共同但有差别原则。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要求所有国家都采取共同原则，就是通过当下的平等抹杀了历史的不平等，实质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发达国家的先期污染和排放，特别是正在进行的排放和污染输出，正是造成当今环境和气候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还应该看到，各种全球治理议题在重要性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各个国家的参与和接受程度。在一些边缘性议题或不涉及各国最要害利益的问题上，国际社会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较高，相反可能性就会降低。在一些零和博弈色彩浓厚，或者触及一些国家重要利益的问题上，国际社会各方形成共识达成妥协的难度就会显著升高。

面对全球治理议题或全球问题挑战，国际社会不但存在着立场和认知的不同，还存在能力和责任的差异。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责任不足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不足同时存在。这在反恐问题和全球消除贫困等议题上都有突出表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深受恐怖主义袭扰，但是，发达国家在技术上、信息上、资金上和手段上显然具备更大能力。然而，某些发达国家却在全球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甚至不惜利用恐怖主义达到自身目的。大国之间更是在反恐问题上明争暗斗，一方面唱着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调子，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反恐之机，获得地缘政治利益，挤压竞争对手空间，甚至削弱合作者力量。这样缺乏责任的做法并不鲜见，如果大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仍然奉行丛林法则，而无意提倡创制国际合作准则，类似恐怖主义这样的威胁如何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和消除！相应地，恐怖主义必然利用大国博弈的可乘之机，极尽肆虐之能事。

在全球消除贫困问题上，情形类似。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肆挥霍地球资源，追求享受奢侈生活方式的同时，在非洲大陆上、在难民聚集区域却有大批民众处在饥饿困顿状态。一些发达国家非但没有负起扶危济困的国际责任，反而乘人之危，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而不是粮食，控制这些国家而不是帮助这些国家。即使上述发达国家给予贫困国家及人民以援助，这些援助也被附加上各种苛刻的条件。非但如此，当中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好起来之后，向这些国家伸出援手，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国家指责为“债务陷阱”和“资源掠夺”。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显露出的“猪队友”嘴脸，实在令人厌恶。

当前，就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而言，由于政治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及单边主义的盛行，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但冲击着世界政治经济现有格局，更严重的是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和全球治理蒙上了一层厚重阴影。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万国邮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伊核协定等单边“退群”行动，严重动摇了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根基，其破坏作用和负面影响是严重的。英国的脱欧行动也给地区形势和国际区域合作治理带来严重冲击。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自身就是凭借二战后几十年间所形成的全球自由、开放和稳定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会，成为唯一现存超级大国，但它不但不考虑怎样为好不容易形成的多边经济体系及全球发展与治理大局承担更大责任，反而在经济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歧路上越走越远，肆意采取贸易霸凌措施，挥舞关税大棒，制造与包括其盟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之间贸易冲突和摩擦，并将其错误政策推行到技术和生产领域。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恶劣典型，必然给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和全球治理局面增加更大变数。美国及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举动，损害的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其反噬效应必将危及其自身。

长期以来，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的运行大多仰赖大国护持和大国协调。诚然，上述机制的组成和运行不能不说存在着问题和弊端，大国的护持和协调也并非无懈可击。但是，由于大国的实力和能力的不可替代性，并且由于大国也是上述机制运作的获益者，无论从能力、责任和影响上，大国的作用都是极为关键的。如果大国仅仅从本国一己之利出发，推脱乃至放弃国际责任，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的局面将如何发展下去，这不能不是令人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综上，总体上说，现在已经到了对全球治理理论进行再审视，对全球治理方案进行再完善的时刻了。这样的理论反思和方案重启，都需要从根本上确立必须遵循的原则，以下几方面尤其重要。

第一，世界需要开放的治理，而不需要独占的治理。开放的治理，是权利同享、责任共担和利益普遍的治理；独占的治理，是权利排斥、责任偏颇和利益特殊的治理。

第二，世界需要稳定的治理，而不需要动摇的治理。稳定的治理，是方向明确、行动有力、互相理解和相互配合的治理；动摇的治理，是方向不明、行动乏力、相互猜忌和自我中心的治理。

第三，世界需要进步的治理，而不需要倒退的治理。进步的治理，是愿景宏伟、着眼全面和互尊互信的治理；倒退的治理，是目光短浅、选择有限和歧视他者的治理。

开放、稳定和进步的全球治理，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3月26日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讲话中所说的“共建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样的一种全球治理观，是对以往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超越，是在全面总结全球治理经验教训基础上所提出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这一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但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明确了全球治理实践取得成效的根本路径，那就是“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谅互商、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

在全球治理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方案的提出犹如石破天惊，必将为全球治理开拓更广阔的前景，为全球治理找到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动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作为高等教育国家队中的一员，作为中国最早开放办学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之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迅速锁定国家战略需要，不但展开了对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目标、标准、质量、形式和途径的研究，而且迅速行动起来，利用自己外向型办学和国际化水平高的优势，开设全球治理相关课程，组织师生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在此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充分挖掘和发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潜力和特色，着眼于从根本上和源头上，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学院不但在2019年率先招收国际政治全球治理方向的硕士生，而且在全国率先制定提出全球治理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方案和计划，并获得国家批准。2020年，学院将成为全国第一家面向社会招收全球治理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专业学院。

事实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已经为全球治理二级学科硕士、博士点的人才培养做了长期准备，积累了丰富经验。学院开设有多门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本科、硕士课程，教师具有丰富的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经验，大批毕业生在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工作。目前拟出版的这本书中就收录了学院部分师生有关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可能在水平上有差异，在说理上有深浅，但它毕竟反映了学院师生关注国家需要，关心全球治理问题的现实责任和专业愿望，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实际行动。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对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有所助益，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丰富有所贡献！

是为序。

2020年1月14日于北京惠园

全球治理需求与全球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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