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第2版）

2023-08-0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明确了职业伦理的性质与特征后，我们还必须对职业伦理的建构有所了解，它有助于我们认清职业伦理所具备的功能价值。通过每个人道德的树立，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提升伦理的根本。[15]参见张志铭、徐媛媛：“对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初步认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30]参见罗国杰、魏英敏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明确了职业伦理的性质与特征后，我们还必须对职业伦理的建构有所了解，它有助于我们认清职业伦理所具备的功能价值。就职业伦理的建构而言，一般认为，其主要通过制度、文化及教育等方面来实现。^[43]

1.从制度上讲，职业伦理的建构涉及了法律条文的制定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由于法律条文具有约束行为的作用，因此，一个对职业伦理不熟悉的人，他可以很清楚地从法律条文中得出哪些行为符合职业伦理、哪些行为则不被接受。建立规范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有秩序的社群，使成员们的行动能符合典型。

2.从文化上讲，当社会上行之久远的惯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时，环境中会充满潜移默化的功能。组织中伦理失败的原因往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组织文化，以及领导层未能积极推进伦理实践和理想。^[44]当职业伦理成为职业文化的一部分时，每位职业人员也都会尽可能地将工作做得专业且有品质，这也是通过文化建立职业伦理的功能。

3.从教育上讲，职业伦理是可教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趋善避恶是人的本性，至于人们在实际中是否行善，那就要看他是否具有善恶的知识。他肯定地指出，一个人如果知道什么是善，必定行善，知道什么是恶，必定避恶。既然伦理道德就是知识，而知识又是可教的，因此，伦理道德也是可教的。正义、勇敢、无私、节制等美德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都是可以通过传授而获得的。先秦儒家的荀子和孟子，在人性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孟子则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尽管孟子与荀子在人性理论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认为“伦理道德”是可教的。正是基于此，儒家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共同精神，就是强调在道德实践中，建立理想人格，以成就和完善自我。因此，职业伦理的建构，是通过教育，形成模式或制度，最后形成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每个人道德的树立，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提升伦理的根本。

【注释】

[1]参见[美]德博拉·罗德、戴维·鲁本：《法律伦理（上）》，林利芝译，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页。

[2]参见林火旺：《伦理学》，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1页。

[3]参见张传友：《伦理学引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4]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5]参见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载《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6]参见王冬桦：“为伦理与道德的概念及其关系正本清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7]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52页。

[8]参见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页。

[9]参见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载《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0]参见周中之、王正平：《伦理学新论》，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1]参见张应杭编著：《伦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12]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9页。

[13]参见尧新瑜：“‘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载《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4]参见余仕麟：《伦理学要义》，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9页。

[15]参见张志铭、徐媛媛：“对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初步认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16]参见龚群：《社会伦理十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7]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4～49页。

[18]参见龚群：《社会伦理十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266页。

[19]Jonathan Herring，Legal Ethics（Second edition），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8.

[20]Alice Woolley，“Philosophical Legal Ethics： Ethics，Morals，and Jurisprudence”，Legal Ethics，Volume 13，Issue 2 （2010），pp.165～208.

[21]Jonathan Herring，Legal ethics（Second edition），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9.

[22]参见[美]巴泽曼、[美]坦柏伦塞：《发现你的道德盲点》，李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23]Jennifer K.Robbennolt，“Behavioral Ethics Meets Legal Ethics”，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Volume 11，2015，pp.75～93.

[24]参见林火旺：《伦理学入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5]参见余仕麟：《伦理学要义》，巴蜀书社 2010年版，第183～186页。

[26]参见林火旺：《伦理学入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27]参见[英] 金伯利·哈钦斯：《全球伦理》，杨彩霞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28]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7》，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9]余仕麟：《伦理学要义》，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24页。

[30]参见罗国杰、魏英敏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31]参见朱金香等编：《职业伦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32]参见蔡淑丽：“专业伦理学在伦理学中的定位”，载《通识教育学刊》2010年第6期。

[33]参见罗国杰、魏英敏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34]参见罗国杰、魏英敏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5]参见罗国杰、魏英敏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36]参见罗国杰、魏英敏主编：《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职业伦理学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37]参见龚群：《社会伦理十讲》，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

[38]参见李宁：“论职业道德对提升职业伦理境界的功能”，载刘邦凡、万长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丛（2013卷第2辑）》，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9～30页。

[39]参见杨柳、沈楚：《现代职业文化简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48页。

[40]参见[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敬东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页。

[41]参见孙笑侠、李学尧：“论法律职业共同体自治的条件”，载《法学》2004年第4期。

[42]Jonathan Herring，Legal Ethics（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8～29.

[43]参见朱金香等编著：《职业伦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页。

[44]Andrew Brien，“Professional Eth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ust”，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17，No.4 （1998），pp.39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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