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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后学校面临新问题

【摘要】:倒是在“开门办学”的流行口号下,安排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复课”出现向学工、学农、学军转向的趋势。在此阶段,为贯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长驻格致中学,学校的一切活动,包括“复课闹革命”,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等,均由“工宣队”掌控。

随着1969年春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一片红”上山下乡赴全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江西、安徽等各地农村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后一批“文革”前入学的格致中学学生离开了母校,格致中学从此开始进入对“文革”中一届届新生“复课”直至毕业的“新阶段”(1969—1976)。

(一)招生与生源

这个阶段,上海中学生招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取消了历来择优选拔的入学考试制度,招生原则改为就近入学,即将生源按地区划片,就近对口入学,格致中学亦是如此。由于就近入学搞“一刀切”,学生来源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同学们的文化知识基础、综合素质整体上质量平平,一些同学的文化知识、综合素质水平偏低,拖累了格致中学学生队伍的总体水平。

(二)学制与编班

当时上海在中学推行学制改革,取消初、高中分级,中学学制由六年改为三年(或四年)称为“普及高中”,但实际上,学生毕业时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甚至还不及原来的初中生,如格致1970届学生毕业时,数学仅学到一元一次方程。格致中学在“老三届”毕业离校(前)后陆续就近入学的学生共有8届,包括:1969、1970、1972、1973、1974、1975、1976、1977届(其中1970届1968年入校,推迟1年至1971年毕业;本应在1971年毕业的那届也相应推迟1年至1972年毕业,称为72届,这样71届就在名义上缺失)。由于就近入学不按计划招生,班级数只能根据就近生源人数而定,很不确定,多则15个班(72届),少则7个班(73届),甚至4个班(77届),这对校方在校舍、师资和管理上造成很大的困难和麻烦。为缓解师资和校舍不足的困难,学校从小学调进了一批教师进行“增援”,并专门盖了一座“小白楼”(后被拆除)。

(三)课程与教材

“复课”后,政治课改为毛泽东思想课,选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生物改为农业基础课,数学教授测绘制图。“复课”初期,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包括中国近代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社会发展简史和地理知识)、语文(包括语法、逻辑)、数学、音乐美术、工农业基础知识、外语和军事共7门课。1974年秋起,文科以“大批判”开路,取消历史课,讲儒法斗争,写批判文章;音乐美术课改为革命文艺课;学习“三机一泵”“四大作物”。“文革”期间,原有教材悉遭否定,为配合“复课”编写的教材,未经科学论证,随意对系统教材“砍、换、补”,编选教材片面强调“政治标准”,选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1974年秋起,使用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的中学课本。[1]

(四)“复课”与学工、学农、学军

延续1967年提出的“复课闹革命”口号,“复课”从1969年开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并未真正引起重视,“雷声大,雨点小”。倒是在“开门办学”的流行口号下,安排大量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复课”出现向学工、学农、学军转向的趋势。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发出“五七指示”,其中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对格致中学70届、72届、73届、74届等中学生的“学业”,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70届、72届学工、学农及学军盛行,占据了学生全学年活动的主体;73届、74届学工、学农及学军也占据全学年活动相当比重。学工即到工厂劳动,学农即去农村锻炼,学军即野营拉练(去周边郊区方圆几百里转一大圈,约半个月)。文化知识学习则被压缩到最低限度。“读书无用”盛行,教育秩序混乱,政治学习压倒一切,学生大量精力放在学“毛选”、读《毛主席语录》,读报纸、学社论上。同时课堂教学也没有完全停顿,从70届开始陆续开出语、数、外等简易文化知识课,但教教停停,进展缓慢。

在“文革”中入学的8届中学生中,69届情况尤为特殊。他们1966年小学毕业时正逢“文革”开始,无中学可升,滞留小学,变成没人管的孩子,在社会上游荡了一两年。格致中学69届于1967年底对口进校,共12个班级。在校两年基本没读到书,主要精力放在学校“文革”运动上,参加政治学习,读《毛主席语录》,学中央社论。

这一届同学1970年毕业遇“一片红”,原则上全部上山下乡奔赴全国各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此阶段,为贯彻“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宣队”长驻格致中学,学校的一切活动,包括“复课闹革命”,以及学工、学农、学军等,均由“工宣队”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