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学校教学全面瘫痪！

2023-08-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6月3日下午开始，格致中学教学楼走廊里、操场围墙上贴出了大批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和支持北京大学革命派的标语和大字报。“文革”初全校6个年级24个班级纷纷成立战斗小组，包括教职员工。大会宣布对马彦俊、张庆法停职处分；同时宣布以翁妙锦为首的格致中学“教改工作组”改为校“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学校“文革”运动。“红格致”对沈洁多次进行批斗，未经上级批准将其隔离在校办工厂底层。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动，“文革”运动由此在全国范围迅猛展开。

6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5月25日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批评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压制“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6月3日下午开始，格致中学教学楼走廊里、操场围墙上贴出了大批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和支持北京大学革命派的标语和大字报。傍晚时分，高三（4）班贴出揭发刘兆庆老师的大字报，拉开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6月13日，学校党支部召开200余人大型座谈会，工作组也参加，会上批判教导主任翁史伦和席炤庆副校长。6月17日，高一（2）班部分同学（而后组成“红小鬼战斗组”），在学校教学楼西面广西北路大门的内墙上，贴出了第一张针对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批判党支部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及对当前运动领导不力。此外，陆续有自行组织的学生战斗小组成立，并拟写大字报批判本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1]

本校上百名学生走上社会游行，参与“破四旧”活动。也有学生在操场上焚烧学校的“四旧”物品。

1966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高中学校停止考试，18日又决定全国高考延迟半年，即“停课闹革命”。本校100多名高三毕业班学生游行到市长途电报局，致电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表示坚决服从毕业分配。

学校的大字报增多，各类教师、学生组织的“文革”战斗小组纷纷建立。学校在操场上搭起4行竹排，以供张贴大字报。“文革”初全校6个年级24个班级纷纷成立战斗小组，包括教职员工。当时学校约有近200个战斗小组。大字报的批判内容开始转向针对本校教师、校领导机构及个人。原有的学校正常教学安排全部停止，师生们全部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个别教师应学生要求的文化知识教学只能暗中进行，分散开展。

6月18日，有一张大字报公布了一位教师的个人不实政治历史情况资讯，党支部副书记马彦俊、组织委员张庆法和人事干事周美影，读后认为不妥而撕掉了该张大字报中的不实内容部分。当事者立即引起部分学生强烈不满而遭围攻，认为校领导“压制”学生运动。

继6月17日高一（2）班部分同学贴出针对党支部的第一张大字报，教工团也贴出“十问党支部”大字报。党支部组织党员到各班进行引导，说党支部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2]

6月19日，黄浦区委派员在北海剧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大会宣布对马彦俊、张庆法停职处分；同时宣布以翁妙锦为首的格致中学“教改工作组”改为校“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学校“文革”运动。学校党支部对学校的其他领导工作亦让位给校“文化革命工作组”。

7月底，黄开武与席炤庆老师结束了外单位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被剥夺了发言权。席炤庆被定为“牛鬼蛇神”“大红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内代表人物，在工作组的组织下，被批斗二次。^[3]

学校出现“劳改队”，多名教职员工被打入“牛棚”，遭受种种人格侮辱，还被强制进行打扫厕所等惩罚性劳动。

8月31日，格致中学部分同学去黄浦区委大门口贴大字报“炮轰黄浦区委”，引起过路群众围观。

8月下旬后，全国“大串联”蔓延。学校成立后勤服务组。陆续有串联学生回校，组建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

9月29日，格致中学、光明中学与市六女中部分学生造反派组织，在黄浦区委门口召开“炮打黄浦区委”大会。

1966年12月24日，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召开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会议过程中发生冲突，区委书记李东鲁在场接受批判。

1967年2月11日，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的一部分人员及部分教师与一名格致工厂的工人宣布接管格致中学党政财文大权，成立“新格致中学革命造反委员会”，由此格致中学分裂成“新格致”“红格致”两大派。

3月7日下午，在学校大礼堂召开“新红”两派辩论会，主要内容为“2·11”夺权大方向正确与否，而后移师培成中学继续展开辩论。

1967年4月16日—6月30日解放军进校开展军训，其间未能促成“大联合”。

1967年8月18日格致中学红卫兵团成立。

1967年9月，1966届初三学生被安排去松江叶榭公社叶榭大队参加三秋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6届高三学生被安排去崇明农场，时间1个月左右。

部分学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与本人学生证相约到港区、海运货轮及工厂，投身到“抓革命，促生产”浪潮中，用实际行动向工人师傅学习。

1967年11月7日部分同学成立“共产主义学会”（以下简称“共会”）。1968年3月26日“共会”受审查，1971年7月27日学校党支部调查“共会”综合报告作出结论：“共会”是一个青年学生的群众组织，没有教师参加，它的活动如清队、搞大批判和教育革命等，大方向是对的，但在具体做法上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4]

1967年12月22日教师沈洁、1967年12月25日教师李家栋因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被红派组织（“红格致”）疑有“叛徒”历史问题在校隔离审查。“红格致”对沈洁多次进行批斗，未经上级批准将其隔离在校办工厂底层。沈洁同志于1968年4月2日自杀。1979年1月组织上对沈洁同志平反昭雪。^[5]另一名教师汤廷诰也因遭受隔离审查，在医院病逝。

据统计，1966年学校在册教师111名中受到抄家、隔离、审查、批斗等严重冲击者达37.8%，外文教师郑麟同曾被多次抄家。其他教师不同程度受到大字报点名批判。^[6]

“文革”前期，也有不少学生秉承良知，抵制对老师的迫害，有关事例屡见不鲜。

1966年12月1日，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发出通令，解散“劳改队”；高三（4）班“红旗”战斗组的红卫兵，在操场上拦住以席炤庆副校长为首的“牛鬼蛇神”队，帮席副校长摘去挂在身上的牌子，宣布解散“牛鬼蛇神”队，解放了这些老教师。

初三（1）班“红旗飘飘”战斗队在施亚东副校长即将遭红卫兵批斗之际，将其接到队内休息；对前来追寻的红卫兵表示“本队正在批判施校长”，保护了受迫害的教师干部。

文革初期，学校教学全面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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