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受众认知与不可译性:网络小说改编剧对外传播研究

受众认知与不可译性:网络小说改编剧对外传播研究

【摘要】:受众意识与翻译紧密相关。无论从传播本身还是从翻译方面,其受众意识都不容忽视。翻译网络IP剧里的这类词汇时,文化的“不可译性”致使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难以译文形式有效传达给目标观众。而翻译后的美版《甄嬛传》面对的是为基督教教徒为主流的美国观众,这一点就会让存在信仰差异的美国受众产生理解困难,翻译无法达到最佳传递,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

根据陈小慰教授《翻译与修辞新论》书中的解释,翻译是“一个动态的、精心设计话语以影响译语受众的过程,是一个通过顺应受众、适当‘施压’以及精心选择和呈现事实等手段进行语境重构的过程”。带意识的翻译要求须“以译语受众为中心,建立认同,以受众为转移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必要的调适;用受众熟悉的方式有效说服、诱导,使受众至少在愿意倾听的基础上,信奉、认同译者欲加以影响的内容”。因此,在网络IP剧的翻译过程中,能否在关注目标受众,即以海外观众为中心的基础上,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有效地把握译语观众的认知差异,对网络IP剧的对外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众意识与翻译紧密相关。早在中国东晋时期便有学者考虑到读者反映的重要性,佛经翻译高僧慧远就十分尊崇译文读者至上,他说过:“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意译过头而失其真;直译过头而失其美),他主张“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直译、意译相结合)。清末学者马建忠、严复也都对翻译的读者很重视,前者提出“善译”应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后者提出“信、达、雅”,以取悦19世纪士大夫阶层。到了近现代,更多的学者如傅斯年郭沫若、闻一多、胡适鲁迅林语堂等也都提出在翻译中要“对读者负责”的思想。当代许渊冲教授更是提出为了让读者“知之、乐之、好之”,诗歌翻译要做到“音美、意美、形美”,他对读者的重视可见一斑。

中国如此,西方亦然。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曾提出在翻译中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让读者走近原作者,要么让原作者走近读者,如果说前者是原文作者至上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译文读者至上。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则根据其“功能对等”思想提出“读者反映论”,认为翻译就是交际,译文的优劣要看读者反映是否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认为翻译的“交际翻译”策略的目的就是要在读者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而网络IP剧的国际传播,其对外翻译需要“对读者负责”,要在译文读者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无论从传播本身还是从翻译方面,其受众意识都不容忽视。

文化与语言相生相长,相互影响。文化孕育语言,语言反映文化。在岁月的长河中,各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生活生产方式等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思想意识;这些势必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导致不同语言中部分概念、词汇或文化符号存在不同,继而造成了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或误释。因此,翻译过程中不仅有可能会遇到语言的障碍,还可能会有文化上的障碍,从而导致了“可译性限度”,甚至“不可译性”,即语言的不可译性或文化的不可译性。

在对外传播交流过程中,语言文字承载的文化信息愈多,翻译的障碍可能就愈大,造成的原文不可译程度可能也就愈深。若不重视或忽视对目标语文化语境的理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翻”得程度不足、译得不到位,译作势必会受到影响。

例如中国尊崇儒佛道三教,汉语中有许多与佛教相的关表述,如“天人合一”“乐极生悲”“借花献佛”等。翻译网络IP剧里的这类词汇时,文化的“不可译性”致使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难以译文形式有效传达给目标观众。例如《甄嬛传》中就有女主角甄嬛离宫前往寺庙修行的剧情,接受佛家思想,诵经念佛。而翻译后的美版《甄嬛传》面对的是为基督教教徒为主流的美国观众,这一点就会让存在信仰差异的美国受众产生理解困难,翻译无法达到最佳传递,造成了文化的不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