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摊荒：太平天国时期困境及调适

嘉兴府位于浙江东北部，东滨南海，西临太湖，连接浙江省城杭州与江苏、上海。桐乡、秀水两县地处嘉兴府西部，与湖州相接，区域内平原广阔，运河众多，水陆交通之处难以防守。在太平天国战乱后期太平军进攻浙西时，桐乡、秀水一带曾经几度易手。

嘉兴于咸丰十年（1860）被太平军占领，同治三年（1864）清军又攻克嘉兴，在双方的攻守中，战火遍及全府，嘉兴城西部的秀水至桐乡一带受灾严重。咸丰十年，李秀成认为天京距大多地区“俱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29]，洪仁玕遂命其攻打苏浙。四月二十六日，李秀成克嘉兴，知府张玉藻及知县以下弃城逃亡。[30]清军由已革广西提督张玉良等分兵三路反攻嘉兴，围嘉兴城两月之久。[31]五月初三日起清军与太平军相持对击，日夜无休。太平军三次出击濮院镇，均被民团击退，又在陡亹一带焚烧抢掠。张玉良收集江南溃勇二万五千余人，初七日暂驻石门县，计划由嘉兴西侧双桥、陡门一带攻城。[32]总兵吴再升进扎陡门，马德昭驻扎牟家营。[33]五月十七日太平军乘夜由新塍袭击陡门，被清军伏击，张玉良乘势追击，夺取新塍至嘉兴小西门一带太平军设置的关卡，“共计毙贼七八千名，生擒五百二十名”[34]，二十六日逼近嘉兴城西门城垣。六月间两军几番交战，张玉良曾于六月二十九日“轰倒城墙五丈”，仍未攻下。[35]双方相持至七月十九日，李秀成所领太平军自上海撤回援助嘉兴，此时张玉良所领清军已轰破嘉兴南门垛口。[36]李秀成军至后，与张玉良军血战五日，至七月二十三日，清军不支，溃退石门。[37]太平军乘势攻占嘉兴府下各县，七月二十四日攻占石门，二十六日攻占桐乡，八月初四日再占嘉善，初五日再占平湖，至此嘉兴府几乎全部为太平天国所控制。[38]

清军攻克浙江时，以嘉兴为浙西杭州倚靠的肥腴之地，而嘉兴西部的桐乡又为杭州进入嘉兴并连接浙西的军事要道，“必先下此城始可分取嘉兴、石门等处”[39]，为左宗棠所率浙军、与湖州太平军激战之处。同治三年（1864）正月初二日，蒋益澧令太平军降将蔡元吉率浙军夜袭桐乡，被何培章所率太平军阻拦，次日蒋益澧军围桐乡城。初六日何培章请降，初八日清军入桐乡城，并驻守双桥、乌镇浙西往来要道。[40]此时李鸿章所率淮军加强了对嘉兴城东部的攻势，连破嘉兴东北门外太平军守垒。[41]湖州太平军黄文金等为缓解嘉兴之围，屡次进军新塍等处，蒋益澧遣杨道恰援助桐乡，又将围攻嘉兴的两支军队撤回桐乡驻守。二月初七日后，太平军自陡亹架浮桥潜渡失败，又合大股军队自乌镇、三里街、陡亹、双桥等处进攻桐乡西门，浙军毙太平军二千余人，生擒百余人。十六日李远继等趁清军防御工事未成，率太平军万余人又来，与浙军鏖战三时，清军于太平军后纵火夹击，斩三百余人，淹毙四百余人。浙军十七、十八二日攻克陡亹，十九日后与湖州太平军在乌镇对峙。[42]二月十八日，淮军攻克嘉兴府城，二十一日又乘胜攻入黄文金占据的新塍、四亭子一带。[43]黄文金军由乌镇退回湖州。

嘉兴府于太平天国末期被太平军控制三年，战乱中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无力负担赋税。战后清廷对嘉兴府地区赋税大量蠲免，并开始筹划制定减赋定章。

官员希望通过招垦来促进战乱后的经济恢复，并制定蠲免开垦荒田前两年税赋的政策以鼓励。在蠲免两年粮赋后，办理升科，将荒田转入缴纳正赋的熟田行列。光绪六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委员至嘉兴县“清理荒熟，按亩编查，其客垦户亩另立清册”[44]，不意闹出一场大风波。

浙江巡抚谭钟麟收到浙江各县清查荒产的报告后，对嘉兴一县尤为不满，认定该县“禀报含糊，并无荒册呈送，仅以刻板甘结”[45]。光绪六年二月，谭钟麟提库书刘秉文到省发臬司讯究，刘秉文供出嘉兴县尚有熟田数万余亩未曾具报。三月初八日，谭钟麟委派候补道王荫樾与县丞邹增隽、戴兴之等前往嘉兴府勘察荒产，据报载他们此行已奉谭钟麟之饬令，必须严加丈量履勘，以杜绝民间并占荒田将熟田隐匿不报的恶行，并完成将嘉兴县荒田的百分之九十五六登记入粮册，交纳田赋。[46]

委员三人到嘉兴县之后，嘉兴知府许瑶光安排至宏文馆居住，并呈交庄地全图，刻数方木戳，请委员在勘察核实后加盖戳章。但十六日至二十一日，王荫樾等委员并未下乡，只是命嘉兴县知县廖安之传集庄书65名，在宏文馆听候询问。王荫樾会讯间喝打庄书，常熬问至四更，要求将开报的有主荒产全部征粮，并在无主荒产中酌情增加熟产，逼迫庄书出具具结承粮，一旦庄书不敢具结，就要求县令将其解至省府问讯。[47]最终定下有主荒田中大约89.2％列入熟产，办理升科；无主荒产则为2％。嘉兴县有主荒田与无主荒田的亩分，嘉兴知县廖安之认为原有报荒册未必确实，之前申报的熟产不过占荒田总额的86％左右，现在所定升科数量过多，应由委员亲自下乡细访严查，以查勘为实。于是他在二十二至二十三两日预备船只，请委员下乡诣勘，但王荫樾以身体抱恙，拖延不行。[48]嘉兴知府许瑶光在之后向浙江巡抚谭钟麟的禀呈中言，这几日他先后与王荫樾见面五次，王荫樾均拒言如何清查荒产。

嘉兴府客荒征簿上载有的太平天国战乱之后4.5万余亩荒田中，有主荒田2.1万余亩，无主荒田2.3万余亩。可见有主荒产与无主荒产的亩分大致相当，这也在26年后清廷大员端方办理浙江荒产的材料中得到证实，[49]而嘉兴县此次有主荒产的增熟亩分远高于无主荒产。很明显，省级官员迫于国家田赋方面的财政需求大力办理增熟升科，但并不愿过分触碰县级地方官员利益所在的无主荒产，只能默认县级官员对于客民收租的权力，转而针对土著利益所在的有主荒产办理清查。但不期增加熟田举措引起小户乡民的恐慌，担心一旦增熟，粮额又将平分至原有熟田下，于是引发之后的请勘闹事。

荒田升科的额度定下后，有主荒产均需承粮的消息迅速传播至乡间。三月二十四日起，有乡民到宏文馆请委员下乡勘察。乡间流言二十二至二十四日有人雇请有名戏班在城隍庙做三天戏文，猜测为不肖之徒聚众筹备闹事。[50]至二十五日，庄保、业佃在内的乡民已聚集达两三千人到县，均手执箍香，请求下乡勘荒。起初乡民人数尚少，邹增隽、戴兴之二委员以道台王荫樾抱病，病愈即行亲勘理由敷衍，后直接不予理会，闭门不出。之后第二波人数较多的乡民赶到，冲击大门，乃至门格损坏，二委员遂命随丁以马鞭挝击和兵刃恐吓方式驱逐乡民，不料反而激起众怒，厅内大轿被打碎，戴兴之头被打伤。乡民高声喧嚷，认为委员既然是为勘察荒地而来，应请其到荒地实际踏勘。此次前来请勘的乡民多为嘉兴县荒产较多的海盐、塘余、贤埭一带之民，遂拽拉推搡邹增隽与戴兴之至嘉兴县城南门外。第三波人数更多的乡民又至，抓住王荫樾，逼迫其同往南门。

尽管乡民自二十四日起已开始在宏文馆聚集，但嘉兴地方官员未有任何行动。二十五日邹、戴二人被乡民围拥时，情况近于无法控制，嘉兴知府许瑶光与秀水县令黄兆槐得知事态严重，飞马率兵出署解围。黄兆槐先到宏文馆附近，附近小巷已被前来请勘的乡民塞满，人多拥挤，无法继续前行。乡民将黄兆槐误认作嘉兴县令廖安之，将黄兆槐道旗扯碎。黄兆槐绕行进入宏文馆东侧的嘉兴县署，协同知县廖安之，至鼓楼前与许瑶光汇合，三人一同前往闹事场所。至距离宏文馆半里的邀仓弄前遇见被随从丁兵搀扶行走的王荫樾，许瑶光安排其在附近官宦人家房内暂时休息。嘉兴副将侯定贵又派人将南门外乡民驱散，将两委员邹增隽、戴兴之护送至城内，并拿获当时在城外的乡民共11名，押解至县署，之后解送省府。此后嘉兴南门外铺户同时关闭，南城门也暂时关闭。[51]经廖安之检查，王、邹、戴三人各有受伤，以王荫樾伤情最重。许瑶光也在追赶过程中坠马受伤。[52]宏文馆门窗什物在乡民拥挤推搡中多有损坏，但委员的行李并未遗失。王荫樾深感受辱，忿恨难忍，许瑶光提出两个暂时安置方案，一是移住嘉兴府署，二是水师管官卢成金护送其移住古井庵，王荫樾均不同意。直至二十九日安排炮船，请军门新造的长龙巡河船来到，王荫樾才乘轿出城，嘉兴满城文武官员送别。

乡民围殴省府委员，巡抚谭钟麟听闻后判定为民变，飞札楚军中二营派兵围剿。四月初三日，驻扎馒头山的八百余名楚军奉檄调赴嘉兴。军队尚未进城，许瑶光禀告乡民已经解散，不应张皇其事以至于乡民再次聚集，酿成大祸。[53]《申报》登载文章，论嘉兴风俗懦良，本不至于生事，若派兵进入，导致乡民与军队相斗，反会激成祸变。[54]此外，丁忧在籍的秀水人张豫立恰在杭州，向谭钟麟保证嘉兴乡民不生变乱，请停止用兵。谭钟麟兵符已下，于是借口军队改为巡视乍浦海防，过嘉兴县城而归。[55]闹事一案初步平息。

乡民闹事，犯下聚众围堵官署、殴打官员等罪行，无疑是专制社会的大忌。《申报》对此事反应很快，从迅速刊登的几篇评论中，或许可以看到当时文人士绅尝试发动社会舆论影响事件的最后处理。

先期刊登的文章论以巡抚早期准备不足，其后举措不当。在尚未将查荒章程晓谕各乡时，即派委员下乡查荒，实为不妥之举，易令百姓生疑。查荒本有晓谕乡民，由乡民自行报荒升科一类轻便的政策，应严格督促下级官吏执行，而委派候补道员及同知等官员至当地查勘实属过分之举，百姓因之生疑，以为所定升科粮额必然有意苛求，产生恐慌。[56]嘉兴一府办理升科只需明白示谕乡民，将原有向地方官吏缴纳地租的荒田转入缴纳正赋即可，为安抚乡民情绪，案件处理也只需惩罚为首一二人，点到为止。[57]

其次认为委员在处理乡民跪香时简单粗暴，导致乡民激怒。报纸舆论认为嘉兴闹事多应归罪于查荒委员，“实由于官而不由于民”[58]。先是委员在乡民执香跪求时未能耐心陈述浙抚查荒意旨，并虚心向耆老询问政策难行之处，反将乡民请求置之不理，继之施加武力，激怒舆情，直至被群围殴打，原因无非是委员未能慎重斟酌人情。嘉兴多年未办理升科，骤然开办清查荒田，必须开诚布公，务必使乡民对政策心服口服。升科一议需对当地情形详加分别，或一地荒芜甚重，或一地开荒未成，都应详细查明，而王荫樾等一概以升科办理，不当之举激成民变，办理查荒的官员不应免其责任。王荫樾官至道员，见乡民执香跪请，竟不收其禀状了解冤抑，反而自取其辱，扑打驱赶乡民，“如此不学无术，岂非咎有应得”[59]。又评论虽然乡民劫官，实则不过请委员尽其应做之事，到地丈勘而已，若再行惩办庄书、地保等人，违背民意，则可能乡民违抗县官，夺回地保，推溺差役，再酿巨案等前车之鉴。[60]

其后，《申报》文章论及嘉兴荒田升科情况。嘉兴、秀水两县绅士很多是生员出身或生意人捐职获得，“名为绅士，而实则鱼肉乡里之辈，于是官绅胥吏通同一气，牢不可破”[61]。以熟报荒之事均为此类不肖绅士所为，也是针对势单力薄的普通平民。董事、庄司、地保三令五申如果乡民隐匿不报，丈量查出时将会按律充公，所以乡民断然不敢不以实数呈报。同治末年以来，各地办理升科，实际田赋并不由升入熟田的荒田付给，而是直接摊派在已有熟田之上。土民本就要承担熟田应缴纳的田赋，还由于升科摊派，已在实际的田赋之上被多征收二三成粮赋。此次乡民听闻王荫樾等委员定下又要增加十余万亩熟田，如果继续摊派在已有熟田之下则必然无法承受，遂至县跪香求委员下乡勘察。升科的前提是有切实荒熟田地登记，有真实的田亩图册，只定升科田数，最终不免大部分摊派给平民小户。王荫樾等人当然清楚民间田土匿报的方式，只是对他们而言，清粮时只要增加熟田亩分即可，让庄书督促乡民完纳钱粮就可完成任务，不料却激发民变。[62]

与长兴县“按亩伸粮”情况相似，即使存在未报垦熟荒田的情况，因“摊荒入熟”受损的并非垦种荒田的客民，反而是拥有熟田的土著。尽管《申报》明确偏向乡民，指责委员，声明“本报曲谅夫民，而来稿于民之中分出等差，其最苦者为平民；本报归咎于官，而来稿于官之中示以区别，其罪大者为委员”[63]，但谭钟麟认为《申报》刊登言论不过是庄书等胥吏伙同文人，借舆论用以脱罪，痛骂他们以“知不免于罪，于是四播谣言，百端氛制，甚且禀牍未达于臣辕，禀稿先登诸《申报》”[64]。谭钟麟奏折中描述事件为：

嘉兴委员提讯庄书，辙敢邀集多人，毁辱官长，与劣生挟嫌聚众入城，抄毁衙署。[65]

上谕要求谭钟麟捉拿案犯，保证清查的有效进行：

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著谭钟麟即饬分委各员，密拿首要各犯，解省讯办，如敢抗违，即行从严惩办，以儆效尤，务将各属荒熟分数彻底清查。力图垦复，杜欺隐之祸，祛中饱之弊，期于国课民生两有裨益。[66]

谭钟麟审问拿获11人，其中8名乡民对执香跪请勘荒一事毫不知情，或许仅是当时路过南门的乡民，当即开释。[67]另外3人则供出是庄书、地保邀结他们入城。谭钟麟派人抓获所供庄书王三悌，王三悌又供出邀集他的地保徐永源，但徐永源逃匿在外，案件主使的线索中断。于是又要求乡民供出隐匿田亩最多的士绅，经查证均非滋事之人，免于追究。[68]案件直至谭钟麟卸任，陈士杰接任浙江巡抚后才结束。最终为处罚案犯12名，其中庄书2人、圩长5人、地保1人、乡民4人，定庄书王陆沅为主犯。官方将庄书胥吏作为嘉兴闹事的策划者，结语：“王陆沅因担心查荒受责，起意纠集众人跪香求勘，挟制委员，于是与另一名庄书商量，辗转纠集多人，前赴该道公寓求勘。”[69]一场人数众多的闹事以处罚十几人结束。

六月十三日，谭钟麟罢免许瑶光嘉兴知府官职，挂牌另委。许瑶光自同治二年（1863）起任嘉兴知府，至此17年，基业深厚，次日即有嘉兴耆民叩府求留任，嘉兴七县士绅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二日于烟雨楼设宴饯行。他在七月初三日乘船出嘉兴，百姓一路彩船香花相送，初五日到半山，又有五艘炮船前来护送。[70]

许瑶光适才罢官，七月初四日，御史邓承修弹劾谭钟麟办理荒熟田亩清查过于操切，所派道员王荫樾到县后就声称巡抚有摊荒作熟之谕令，以至于在嘉兴造成百姓人心惶惶，并在妇孺入城跪求履勘时，反以马鞭、刀械威吓。奏折言道：

奉查嘉兴府属之道员王荫樾，到县后即声言抚宪面谕，不准下乡查勘，惟日坐官寓，严讯庄书，逼勒具结，多认分数。百姓初闻抚宪摊荒作熟之谕，已觉惊疑。又见委员到县，并不履勘荒熟情形，群情惶惑，携带妇孺，纷纷入城跪求履勘。该员又不明白晓谕，反令随员跟役执持马鞭刀械威吓，至激众怒，登时将委员拥出。在百姓情急呼号，事起仓促，而委员之办理乖谬，咎实难辞。乃事后委员则未闻参处，惟闻省札严提嘉兴滋事之人，差役四出查拿，势同瓜蔓，南乡十数乡村闻风逃避。而王荫樾不知愧耻，尚屡次禀催，冀为泄忿。现闻抚臣已将该员逼勒认熟之结，盖印、发县，照册征粮。此外各属盖不查勘，但令多加分数，以求足额。官吏冀免获咎，计无所施，势不至勒荒为熟不止。

伏思清查云者，必待查而后能清，未有不查而能清者。遍查或有所难，抽查即可立见。至以荒粮摊入熟田，朝廷从无此政体。该抚臣大张晓谕，开属下以掊克之端，以致嘉、湖、杭州之案，皆由此而起。操切如此，岂朝廷裕课恤民之意哉？夫查荒必须履勘，该抚岂有不知？意谓百姓复业已久，真荒者少，捏荒者多，故作此办法，以期速效耳。不知百分之熟，一分之荒，查之而豁荒征熟，民亦无辞；不查而摊荒入熟，名亦不正。臣观民情危迫如此，真荒当亦不少。封疆大吏苟能率属认真招徕劝课，诚如圣谕，行之数年，何当不可渐复旧额，何必苟且操切，行如此大拂民意之政耶？[71]

谭钟麟具折奏复，提到“摊荒作熟”一项实为针对有成熟田地隐匿不报的绅民，“将短报之数归于成熟田地项下，按亩摊赔，以足税额”[72]。他将嘉兴一案归结为嘉兴县报告含糊，缺荒田册，且有库书刘秉文口供为吞荒之证，遂令查荒，而闹事应归咎于嘉兴庄书。而所谓操切是私吞荒产的庄书对查荒举措的抗拒造谣。为了袒护王荫樾，他更是以退为进，说王氏在湖州期间根本没有办理什么事情，既然如此，也就是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自然应该免于处分。言道：

道员王荫樾奉委查荒，提讯庄书，根究侵吞熟田，有刘秉文供词可凭。初非逼认分数，并未尝以庄书认结呈送臣处。其在郡旬日，未出一告示，又未饬县照数征粮，徒以提讯庄书故，大受官辱而返，是始终未尝办理一事，即无不善之处，应请免其参奏。

查嘉兴庄书近来多捐监生从九品职衔，平日自齿于缙绅之列，忽经委员提讯，长跪公廷，令其尽吐久吞之产，忿不可遏。因诡称荒田要完粮之说，煽惑小民，胁众闹事以泄愤事。后知不免于罪，于是四播谣言，百端挟制。甚至禀牍未达臣辕，禀稿先登诸《申报》。诪张为幻，危辞耸听，犹是恐吓乡愚之故智耳。

臣稽核田赋，首重查荒，必无专办嘉兴一县，他属不查勘之理。现在各属已有查明者；有绅士请秋成后再查者；有造报含糊，须提书办讯究者。委员四出，严札频催，固未敢操切以图功，亦不敢因浮言而中止。惟有秉公持平，准情酌理，认真查办，以仰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73]

对于谭钟麟的解释，上谕表示认可：

知道了。仍著该抚认真清查，总期有裨国课，无累民生，方可为妥善。[74]

遭此弹劾，谭钟麟坚持完成升科，于是“各州县乃勉吐所吞，骤增漕额”，谭钟麟的强力查荒确实取得了成效，光绪六年（1886）“增十余万之粮而民无所加赋，增廿余万之厘而商无加税”[75]。然而增额远不能达到原有的份额。就表3所示的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894）的三年间看来，浙江省实收田赋缺额接近140万两，实征占原额的比例仅高于钱粮原额更高的江苏省，仅为50％。

表3　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各省每年钱粮实收情况　（单位：两）

续表

资料来源：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卷六《时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40页

光绪七年（1881），谭钟麟升陕甘总督，浙江巡抚一职由陈士杰接任，新抚对于涉案人员的态度跟前任接任不同，在嘉兴县绅民的请求下让被撤职的许瑶光恢复原职，王荫樾却去职归乡。不服气的王荫樾以嘉兴府许瑶光与廖安之因被吞没荒产，暗中主使闹事，“挟恨唆众殴官”[76]罪名赴都察院呈诉：

光绪六年三月间，巡抚谭钟麟饬职带领县丞邹增隽等赴嘉兴县勘查荒田。职仅调各庄书清册，取供备查，突有数百人哄至职寓，将职并随员殴辱。该府县许瑶光、廖安之并不弹压拿人，明系意欲吞荒，暗中主使。职禀谭钟麟，具奏在案。谭钟麟仅将许瑶光、廖安之撤任，嗣经后任嘉兴县施振成解到数犯张茂卿等，臬司孙家谷含糊释放，迄未将职昭雪。[77]

朝廷又让陈士杰重新审理此案，而查处的结果，恰恰是印证《申报》所持观点，王荫樾确实有办理操切之处，嘉兴地方官员政绩卓越，知府许瑶光的责任仅在于对闹事没有及时觉察预防：

因公受辱，固属实情，究之办理，亦稍操切，众所共知。且已将庄书王陆沅等分别问拟至十六名之多，惩办已不为不严。而该府许瑶光政声卓卓，绅民爱戴，变起仓卒，未能先事预防，其疏忽之咎既已交部察议，亦足以示儆。国家办理案件，轻重自有常例。岂能因该道意存拖累，遂为迁就，枉人以法。臣清夜自思，查办此案，实无偏袒。惟该道性多反复。臣与许瑶光亦系同年同乡，难保不借为口实。可否照臣前奏完结，以杜借端缠讼之风，抑或饬交闽浙督臣再行查明，以昭折服之处。[78]

陈士杰在复折中同时也说王荫樾经开导后帖服无词。但随后王荫樾再次上奏都察院，言陈士杰并未传讯，其本人也并未服帖，转而责骂陈士杰办理不公。[79]事件最终以陈士杰上奏王荫樾擅用公文肆言诋骂[80]，上谕交部严加议处结束。[81]

清查荒产过程之中，地方官员出于客民垦荒所缴纳的田租利益出发，庇护客民。地方官员庇护客民的事件在浙江亦不少见，与嘉兴相邻的湖州府乌程县“经客民垦种未报者不下数万亩，民与为仇，官乃曲庇”[82]，长兴县“同治年间业主未曾归认之田，悉被占去，藉口垦荒，抗征不纳，而官以岁收其租之故，亦遂不复抑勒”[83]，“客民以官与有利势必庇护，是以有恃无恐，欺凌土著，霸占强买之风所在皆有”[84]。土民指责地方官府“庇客压土”[85]，对客民仇恨日深。

光绪八年，浙抚陈士杰发布晓谕土客示，重申任道镕《土客善后章程》十条，并以“此后该客民毋庸再行招致同乡纷纷来浙，以致无地可垦，进退为难”[86]，停止招垦政策。同年，复职的嘉兴知府许瑶光出示禁止客民继续到嘉兴。[87]但土客积怨并未因招垦政策停止而消散，仍不断有大大小小的冲突爆发。

[1]汪诒书：《谭钟麟行状》，《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首，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28页。

[2]《陕西省志》第十一卷《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3]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恭报接印日期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89—390页。

[4]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历陈库款支绌情形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99页。

[5]光绪五年八月王先谦奏折，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六《食货六》。

[6]光绪六年甲午户部奏，载朱寿朋编《光绪朝华东录》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63页。

[7]光绪六年一月上谕，载《光绪朝上谕档（光绪六年）》，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8]《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丑。

[9]《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二十五，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

[10]《查荒余议》，《申报》1880年7月25日。

[11]《穆宗实录》卷五，同治元年壬戌九月。

[12]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三《办理垦荒新旧比较荒熟清理庶狱折》，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23页。

[13]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各属荒熟田开单奏报片》，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01页。

[14]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复陈浙省查荒情形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29页。

[15]《光绪六年九月初九日京报全录》，《申报》1880年10月22日。

[16]《客民滋事》，《申报》1880年5月10日。

[17]《光绪七年闰七月初七日京报全录》，《申报》1881年9月12日。

[18]《客民滋事》，《申报》1880年5月10日。

[19]《嘉湖两属勘荒清粮情形不同说》，《申报》1880年5月14日。

[20]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各属荒熟田开单奏报片》，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页。

[21]《大清律例》卷十九《兵律·军政》，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22]《光绪七年闰七月初七日京报全录》，《申报》1881年9月12日。

[23]《长兴续信》，《申报》1880年5月21日。

[24]《乡民拆屋》，《申报》1880年6月18日。

[25]《粮案讯供》，《申报》1880年7月8日。

[26]《光绪七年闰七月初七日京报全录》，《申报》1881年8月25日。

[27]《光绪六年四月十二日京报全录》，《申报》1880年5月30日。

[28]《同知衔浙江归安县知县显考竹坡府君行述》，《恽氏家乘》卷十八《行述》，光裕堂1917年刻本。

[29]罗尔纲编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4页。

[30]许瑶光：《谈浙》卷二《谈咸丰十年夏嘉兴失守事略》，载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576-577页。

[31]瑞昌、王有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三，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册，第640页。

[32]瑞昌、王有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三，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册，第651页。

[33]瑞昌等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四，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册，第663—664页。

[34]瑞昌、王有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五，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册，第675页。

[35]《杭州将军瑞昌等奏报官军于嘉兴四次功剿获胜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422页；瑞昌、王有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四十九，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册，第60—61页。

[36]许瑶光：《谈浙》卷二《谈咸丰十年夏嘉兴失守事略》，载《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576—577页。

[37]王有龄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二百五十，载《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册，第60—61页。

[38]许瑶光：《谈浙》卷二《谈咸丰十年夏嘉兴失守事略》，载《太平天国文卖汇编》第6册，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576—577页。

[39]左宗棠：《收复桐乡县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62页。

[40]秦湘业、陈钟英纂辑：《平浙纪略》卷六，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书局刻本，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96-200页。

[41]李鸿章：《各路功剿情形片》，《李鸿章全集·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

[42]秦湘业、陈钟英纂辑：《平浙纪略》卷六，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书局刻本，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4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96-200页。

[43]李鸿章：《克复嘉兴详细情形折》，《李鸿章全集·奏议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

[44]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土客交涉》。

[45]《光绪六年九月初九日京报全录》，《申报》1880年10月22日。

[46]《论杭嘉湖三郡民情》，《申报》1880年5月29日。

[47]《嘉兴府知府许瑶光复浙抚谭中丞禀》，《申报》1880年6月4日。

[48]《嘉兴府许瑶光、嘉兴县廖安之通禀抚藩臬粮巡各宪》，《申报》1880年6月1日。

[49]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四《遵查嘉湖漕务积弊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0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125页。

[50]《来札照登》，《申报》1880年5月31日。

[51]《查荒闹事》，《申报》1880年5月6日。

[52]《兵丁捉船》，《申报》1880年5月2日。

[53]《论杭嘉湖三属民情》，《申报》1880年5月29日。

[54]《论杭州调兵赴禾》，《申报》1880年5月22日。

[55]严辰：《墨花吟馆文抄》卷下《张少蕖司马六十寿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558页。

[56]《论嘉属乡人抗勘荒田案》，《申报》1880年5月10日。

[57]《嘉湖两属勘荒清粮情形不同说》，《申报》1880年5月14日。

[58]《论民变》，《申报》1880年5月23日。

[59]《来札照登》，《申报》1880年5月31日。

[60]《论杭嘉湖三属民情》，《申报》1880年5月29日。

[61]《来札照登》，《申报》1880年5月31日。

[62]《嘉兴案情宜归罪委员说》，《申报》1880年6月1日。

[63]《嘉兴案情宜归罪委员说》，《申报》1880年6月1日。

[64]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各属荒熟田地开单奏报片》，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03页。

[65]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稿》卷七《各属荒熟田地开单奏报片》，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页。

[66]《恭录谕旨》，《申报》1880年6月1日。

[67]陈士杰：《陈侍郎奏议》卷一《复陈道员王荫樾京控各情片》，载《晚清四部丛刊》第3编第48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第12页。

[68]《光绪六年九月初九日京报全录》，《申报》1880年10月22日。

[69]陈士杰：《陈侍郎奏议》卷一《复陈道员王荫樾京控各情片》，载《晚清四部丛刊》第3编第48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第13页。

[70]《嘉守罢官记》，《申报》1880年8月28日。

[71]邓承修：《语冰阁奏议》卷一《奏为浙省清查荒熟办理失宜恐酿成事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76—77页。

[72]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议》卷七《复陈浙省查荒情形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32页。

[73]谭钟麟：《谭文勤公（钟麟）奏议》卷七《复陈浙省查荒情形折》，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2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434—436页。

[74]《光绪六年九月初二日京报全录》，《申报》1880年10月15日。

[75]严辰：《墨花吟馆文抄》卷下《张少蕖司马六十寿序》，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57—558页。

[76]《德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八，光绪七年十月癸酉。

[77]《光绪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京报全录》，《申报》1882年1月6日。

[78]陈士杰：《陈侍郎奏议》卷一《复陈道员王荫樾京控各情片》，载《晚清四部丛刊》第3编第48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2页。

[79]《本馆自己接到电音》，《申报》1882年9月2日。

[80]陈士杰：《陈侍郎奏议》卷一《复奏道员王荫樾二次京控片案》，载《晚清四部丛刊》第3编第48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2页；《陈侍郎奏议》卷一《奏道员王荫樾擅用公文肆口谩骂请旨惩办缘由片》，载《晚清四部丛刊》第3编第48册，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5页。

[81]《本馆自己接到电音》，《申报》1882年10月1日。

[82]《详述湖州费村被抢事》，《申报》1878年10月7日。

[83]《嘉湖两属勘荒清粮情形不同说》，《申报》1880年5月14日。

[84]《论长兴按亩申粮》，《申报》1880年5月24日。

[85]周家楣：《期不负斋文集》卷四《致陈隽臣中丞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1页。

[86]《晓谕土客示》，《上海新报》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87]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土客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