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清查荒田及其影响

2023-08-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对于浙江的荒田清理，谭钟麟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户部复议，提请皇帝下令，由各省督抚在接到部文起三个月内，清查各州县荒熟田地，开具清单，上交户部。[12]在户部两次请旨清查荒产、考核钱粮下，浙江巡抚不能不重视荒田垦熟后的清查。谭钟麟认为这一荒田数额中明显存在欺隐成分，而欺隐则来自两个方面。

谭钟麟在同治五年（1866）曾任杭州知府，六年（1867）又署理杭嘉湖道，办理战后之初清理田赋。同治七年（1868）调任河南按察使，十年（1871）授陕西布政使，光绪元年（1875）出任陕西巡抚。[1]谭钟麟在陕西的八年间，陕西呈报田赋的田亩由同治十二年（1873）的2584万亩上升至光绪六年（1880）的3059.6万亩。[2]对于浙江的荒田清理，谭钟麟可谓是最合适的人选。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二日，谭钟麟初抵浙江，于奏折之中首先关注田赋问题，感叹浙江民间经济虽有恢复，但官府经费问题比战乱结束之初还要严重：

伏念浙省本富庶之区，自经兵燹，民气凋残。臣前任杭州府并署杭嘉湖道。其时克复未久，市井零落，而公家经费尚能足用。今自嘉兴至省，所过城郭，村市民居比栉，阛阓喧阗，地方大有起色。惟田土尚未全辟，钱漕未能足额。频年水旱，岁不丰登，协款日增，经费之绌较十年前更形棘手。[3]

所谓经费支绌情况，光绪五年浙江全省收入中，地丁、厘金两项340万余两，盐课、盐厘60万余两，海关税钞60万余两，总计460万余两，而当年浙江省的支出需要810万余两，[4]缺额达到350万余两之多。即使在东挪西凑之后，实际不敷银两也在二百七八十万两之间。面对这样的财政情形，谭钟麟首先尝试的解决办法是奏请中央，停减浙江省的指定协饷。

然而，同光时期各省普遍存在财政压力，中央征收的地丁钱粮更是严重不足。翰林院侍读王先谦于光绪五年（1879）八月奏折中描述钱赋问题的严重程度：“旧入之款，如地丁杂税、盐务杂款等，共四千万，今止入二千七八百万。”[5]解决财政困难的最佳方式，无疑是重建战前的田赋地丁征收制度。十月，户部复议，提请皇帝下令，由各省督抚在接到部文起三个月内，清查各州县荒熟田地，开具清单，上交户部。同时要求各省督抚再次核定劝垦章程，以期将田赋回到清初原有的田赋旧额。

次年一月，三个月的期限即将结束，但奏报情况并不理想。户部再次上奏，催促各省督抚奏报所属州县荒熟田亩单，尤其注重太平天国战争中受损严重的浙江等省：

筹裕饷需，常以垦荒为第一要务。查江苏、浙江、安徽等省，著名财赋之区，现在荒地尚多，钱漕缺额年复一年，其为查办未能核实可知。近年山、陕被旱，民多流亡。该处荒田亦应力图垦辟。现计开单奏报三月期限将次届满。应再请旨通饬各该督抚，遵照上年十月奏案，先将所属各州县荒熟田地开单奏报。即并无荒田省分，亦有借口偏灾，以熟报荒，拖欠钱粮，希图蠲缓。非由州县隐匿，即由富绅把持。亦于按到此次部文后，将该省有无荒地、征收是否足额，专折奏明。其有清出隐匿、垦有成效者，奏请优叙；因循废弛者，立予严参。并将如何办理开垦之处，专案奏咨报部，以备查核。总之，丁漕等项为入款之大纲，全赖封疆大吏，认真率属，竭力整顿，悉复旧额，毋令本有之财源，视同废弃。[6]

一月二十五日，上谕批复户部奏稿，严令各省督抚认真办理垦复田亩、清查荒产，并将奏复期限宽裕至两个月之后：

国家岁入岁出，自有常经。军兴以来，供亿浩繁，以致京师及各省库储均形支绌。事平之后，帑藏仍未裕如，皆因本有之财源不能规复，可缓之用款未尽减裁。既无以备缓急之需，亦非慎重度支之意。如该部所称严催各省垦荒一条，果能认真查办，行之数年，何尝不可渐复旧额？……各该督抚平日受国厚恩，当此时事多艰，岂可懈驰因循，不知振作？著奉到此旨后，督率藩运各司，并各该关监督等，振刷精神，悉心经画，各尽其职为所当为，勿避嫌怨，勿涉胆徇，勿畏艰难，勿任粉饰，总期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方为不负委任。仍将如何办理情形赶紧安筹定议，限两个月据实复奏，不准稍有延宕。[7]

田赋事关官员的钱粮考成。清代于顺治时制定严格的钱粮考成制度，以督促地方官员竭力征收赋税，保证足额的财政收入：

布政使、知府、直隶州知州俱应通计所属钱粮完欠，照州县一体参罚：十分全完者，优升；欠一分，罚俸六个月，照常升转；欠二分者，住俸；欠二分者，降职一级；欠四分者，降俸二级；欠五分者，降职一级；欠六分者，降职二级；（俱戴罪督催，停其升转，俟完日开复。）欠七分者，降职一级调用；欠八分者，降职二级调用；欠九分、十分者，革职。[8]

由于处罚过于严格，大量官员降调，反而更加拖延了田赋征收。在太平天国战乱间，催征更加困难。咸丰年间，钱粮考成数额下调，“合计各属上忙解完至三分，下忙解完至五分，免其议处。上忙完不及三分者，罚俸一年；下忙完不及五分者，降一级留任”[9]，也即全年钱粮完成八分即可不作处罚。但光绪初年，浙江征收钱粮“尚不满七分之数”[10]。太平天国战乱后，荒田垦辟也加入官员考核之列。同治元年（1862）九月，即有御史刘庆奏请将召集流亡、垦辟地亩二事作为考核州县官员的重要标准，当地总督、巡抚、布政使随时留心能在此二事上尽心民力的地方官员，“登之荐牍，以备擢用”[11]。同治五年（1866），马新贻初定浙省垦荒章程八条：“以定劝惩，慎稽查，筹经费以考其成分。”[12]在户部两次请旨清查荒产、考核钱粮下，浙江巡抚不能不重视荒田垦熟后的清查。

谭钟麟到任之后，即开始在浙江省清查荒田，要求杭嘉湖各属将荒熟田亩开列清单呈报：

通饬各属，将境内未垦田地，查明坐落某里某村庄若干，于田畔插标，注明四至地界，由县令亲往勘明，造册申报，另委查勘。并将以前隐匿各产一律确查，果能据实开报，自当宽其既往，免于深究；即地方官应得之咎，亦可吁恳恩施，从宽免议。[13]

但令百姓种一亩熟田，完一亩钱粮；州县征一分钱粮，解一分入仓库。[14]

谭钟麟收到一月二十五日的上谕时，已是二月十五日。此时杭嘉湖三府除了杭州府的海宁州、嘉兴府的海盐县与湖州府的长兴县之外，其余20县的荒熟田亩均已陆续查报。其中查出已垦熟的田地山荡共有8374顷，而登记为荒产的土地尚有40000余顷之多。谭钟麟认为这一荒田数额中明显存在欺隐成分，而欺隐则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民间的欺隐。由于战争中册籍丢失，同治三年（1864）重新开始对田地征税，直接由花户自行呈报亩数，不免存在以多报少，甚至将征税率较高的田以税率较低的地来呈报，图谋更改征税科则。而且之后历年来都未能清查土著继续开垦的田地数量，原有呈报数字的水分更大。

二是官吏的渔侵。州县官员不清楚境内田地荒熟的具体数字，每年开征田赋时，直接照上一年的数额酌情增加1％至2％呈报。然而，地方官知道实际开垦成熟田地的增长率远多于所上报的数字，征收的额度往往多于上报的数额。在官吏的侵占与民间的隐瞒下，浙江省田赋在战后十余年无法恢复到旧额。于是，向上呈报的荒田缺额长期存在，无法稽查核实。

面对混乱的土地呈报情形，浙江省却无力进行彻底的土地丈量。谭钟麟在奏折中直言，民间的土地荒熟状况，只能由民间自行举报，否则官府无法获得土地的真实数字。浙江省府能做的不过是发布晓谕，制定之后垦熟荒田清查出后的处罚措施，在民间“晓以大义，谕以利害，宽其既往，惩其将来”。在二月接到上谕之后，谭钟麟出示晓谕：

通省军民人等，食毛践土，宜思覆载恩深。我朝轻徭薄赋，厚待民生。值筹费方殷之际，加派毫无。此次清查粮赋，以应要需。若仍隐匿不报，是诚何心？自示之后，务各激发天良，力除积习，赶将自己名下未经呈报之成熟田地，及从前短报之产开明坐落、亩分，据实赴县呈明。既往之咎，不复深究。倘有再阳奉阴违，推诿延宕，则是自外生成，法所不贷，无论绅民，提省分别惩办，并将短报之数归于成熟田地项下，按亩摊赔，以足岁额。[15]

既然省府无法获得田亩实数，所谓清查出短报之数的惩罚威慑力如何，不能不令人怀疑。但在钱粮考成的压力之下，自省府至州县的官员又不可能任由荒田缺额继续存在。在收取荒田捐租与获得考成的两难之下，两起查荒闹事接连发生。

浙江巡抚谭钟麟的清查荒田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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