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费村土客冲突揭示的州县财政困境

2023-08-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这样的土地置换，客民逐渐由皖南经湖州府西面的安吉县与长兴县进入湖州府东部的乌程等县。湖州于隋代设州，乌程县即为州治所在。李应荣与客厂的一名工人杨秃子前来索取耕牛，双方产生争执，李应荣与杨秃子咬伤了罗阿富的手指。然而，第二天土客之间又产生了一次冲突。附近的沈村士绅沈永德出面，为土客双方提出调解办法，由土著点香烛赔礼了事，双方均表示同意。

湖州府毗邻安徽的广德州和宁国府，自太平天国战后招垦开始，湖北、河南两地的客民就陆续开垦荒田。至同治五年（1866）、六年（1867），客民渐渐增多，皖南土客冲突的压力不断增加，遂于同治末年逐渐停止招垦，甚至禁止客民进入。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就请湖北出示晓谕，不准楚北人继续前往皖南，又派炮船沿江拦截顺江而下的客民。同治十三年（1874），宁国府府治所在的宣城县令深感客民势力太强，再请湖北、河南两省巡抚出示晓谕，严禁当地人前往皖南垦荒，并规定此后再进入宣城的客民，将由水陆保甲连同载送客民的船只一起扣留，送往县衙，从严治罪。[27]在如此严格的禁令下，湖北、河南等地的客民转而大量进入邻近的浙江湖州府。

另外，按安徽善后局制定的开垦章程，3年无主认领的荒田，即由垦种客民暂时管业，等到6年仍无人认领，按照田亩高下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官府即可发给执照，土地便成为垦种者的永久产业。[28]原先在皖南广德州、宁国府等地垦荒的客民由此发现一条垦荒获利的渠道，在获得土地后售卖出去，换一个地方重新垦种新的荒地。通过这样的土地置换，客民逐渐由皖南经湖州府西面的安吉县与长兴县进入湖州府东部的乌程等县。温鼎在《见闻偶录》中也有记载：“粤逆平后，户口凋残，镇之四乡荒田计十之三，乏人工垦，污莱满目，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年，湖北人蔓延郡东。”[29]

除自发迁入的客民，进入当地的或许还有裁撤的楚军营勇。同治二年（1863）至三年（1864），浙江巡抚左宗棠平复战乱，按照谕令，裁撤遣散的湘军、楚军兵勇应当“由原管将官统带回籍”[30]。但兵勇回籍困境众多。一则欠饷，没有路费，中央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于是将路费问题推给地方官员，先是“饬令所属地方官酌给口粮”[31]，后又令“酌留各州县厘金，以供撤勇之用”[32]，但遣散章程迟迟未出，经费悬而难决。二则兵勇多来自人口压力大的两湖地区，本为无田可耕的失业农民，才选择从军谋生。太平天国战乱间两湖受灾较轻，兵勇回乡仍需面临无地可耕的境况。回籍困难重重，督抚一方更倾向于就地解散兵勇，遂有左宗棠“创立撤勇归农之法”[33]。浙江省也曾给予资金，各县划分荒田，让军士垦种。[34]

客民的到来，改变了杭嘉湖地区原有的耕种方式。当地战前多种植水田，不适宜使用牛耕。乡民多用人力垦田，也少有养牛。农书记载，“吾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最难”[35]。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前来垦荒的客民，将荡地开垦成旱田，客民于是可以全部使用牛耕。湖州府与嘉兴府交界的乌青镇处，镇志记载：

清咸丰庚申、同治甲子，吾乡两次兵燹以后，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豫、楚、皖及本省宁、绍、台之客民咸来垦荒，其耕耘多用牛功，其耕具有锄犁，有水盘。其用锄犁，以绳系之牛肩，牛负以行，且行且耕，垦田治草，并属便利。其用水盘，以水车衔接于盘而使牛负之，旋转以行，蓄水泄水，皆极适用。既省费，亦省功。[36]

受客民影响，当地乡民也渐渐使用牛力耕田。但限于财力，乡民难以购买耕牛圈养，只能长期租借耕牛。光绪四年（1878），因耕牛纠纷，湖州府的一个乡村里发生了一场土客械斗。

湖州于隋代设州，乌程县即为州治所在。北宋初年，乌程县东南划分为归安县，两县县治同在湖州府城，直至清代。距离府城二十余里，一个名为费村的村庄附近，客民在此地团体合群居住，搭建棚厂，当时人称之为“客厂”。光绪四年（1878）七月九日，费村客民李应荣的一头牛逃出，啃食田地禾苗，被当地乡民罗阿富牵住。李应荣与客厂的一名工人杨秃子前来索取耕牛，双方产生争执，李应荣与杨秃子咬伤了罗阿富的手指。

保甲制度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同治末年，湖州知府宗源瀚在处理湖州归安县与乌程县交界的埭溪一带客民问题时，拟定包括乌程县在内的七县棚民土著章程，其中第一条即为在棚民中编订保甲：

选棚头、棚长，以杜滥充。山村客民多寡不等，每一棚立一棚长，其有自立门户，分产而居者，每十户立一棚长，每村立一棚头，其一村中客民无多而左右山村又相近者，或二村三村立一棚头，各按地段情形分别办理。棚头、棚长必须有家口，有承垦田地，平日安分，本地耆老肯结保者，方准充当。如有旧充棚头、棚长而并无家室、承垦田地无人具保，一概斥退另选。[37]

“棚头”“棚长”也称为“客董”和“客长”，有管理客民、稽查田地的职责，政府对其中的优秀者给予奖励：

给花红、匾额以示鼓励。棚民之中棚头、棚长，土著之中甲长、牌长，三年之内约束有方、稽查认真、无容留匪类等事者，由官给予花红，并赏给“明干勤慎”等字匾额，平日仍优以礼貌。[38]

在客民与土著陷入争斗时，当地客长尚勤恩即以客长的身份出面，向土著乡民赔礼，一场纷争暂告结束。

然而，第二天土客之间又产生了一次冲突。有客民将豆苗种植在乡民取水往来的道路旁，豆苗被来往取水的人践踏，客民与乡民发生争论。据说乡民向客民提醒过拉绳将豆苗围起，但客民没有听取建议。

居住在和平乡的河南客民李洪春，七月十二日晚饭时到费村的客厂，见土客争端又起，借机怂恿客民攻击土著乡民。李洪春提议，费村为地域广阔、人口稠密的大村，若能压制住费村的土著力量，即可建立起客民在附近村落中的优势。

为了获得进攻土著的机会，傍晚，李洪春派李应荣和另一名客民李长新，二人各牵上一头牛，到费村土著处请罪，意图诱使土著将牛牵去，即可宣称土著抢夺耕牛。土著对客民的举动十分骇异，怀疑客民要放牛啃食禾苗来挑衅土著，于是将李应荣、李长新二人和两头牛一起捆了起来。当晚李长新逃回。第二天，土著见客民迟迟不来索回李应荣和耕牛，决定将一人二牛放回客民处，客民则要求土著放回人及牛后，还要出资办一台戏，摆一回酒席来向客民赔罪。土著不肯答应客民的要求，提出向县衙控告客民，由县官裁决处理，但当天事情还是在地方士绅的调解下得到缓和。附近的沈村士绅沈永德出面，为土客双方提出调解办法，由土著点香烛赔礼了事，双方均表示同意。[39]

七月十三日清晨，李洪春率领湖北及河南客民七八百人，击鼓吹号，手持枪械，一部分人在费村村口把守，阻止邻村救援，另一部分挨家挨户劫掠财物。这场劫掠的损失记载不一。8天后《申报》刊登了关于费村盗案的第一篇文章，记录情况为140家所有细软财物被洗劫一空，不能携带的家具物品被砸毁，乡民受伤10余人，有3名妇女被掳去。[40]两个月后《申报》又登载了费村当地人控诉客民抢劫恶行的稿件，受损情况是村中80余家的门窗厨灶与养蚕器具被打碎，村民受伤30余人，被掳去妇女仍为3人。但到了是年年底，浙江巡抚梅启照奏呈查办费村盗案结果时，情况却大为减轻，称“土民烟户、门窗、锅灶、箱柜等物多被毁坏，潘永祥等六人各受微伤”[41]，妇女被掳则毫无提及，并且客民的客厂也有毁损，客民为之逃避一空。

费村纠纷的直接受理者，既非巡检司，也非保甲局，而是乌程知县。同治三年（1864）战乱平复后，浙江各府纷纷重建保甲局，如杭州在同治三年（1864）正月设立保甲巡防局。[42]保甲局中设立段巡职位，有缉拿盗犯的职责，但管辖范围仅限于城市。且时人认为设置段巡一职目的实是安置冗官，于治安方面并无多大作用。[43]乌程县虽有专管治安的两个巡检司机构，但一在湖州府城东北方向的大钱湖闸口，一在南浔镇，且已毁于太平天国战乱[44]，费村并不在巡检司的管理范围。由此，乌程县知县成为费村盗案唯一的受理官员。但土著发现，知县对处理这一场土客械斗的态度极为消极。

就在十三日事发当天，乡民立即去到20里外位于湖州府城的乌程县署，向知县报案。当天还有土著拦住一条乘坐了4名湖北人的客船，发现了船中有几个衣服包裹和十几车湖丝，查实是在费村抢夺的物品。知县潘玉璿讯问情况后，只让乡民补呈诉状，等待究办。十四日，知县潘玉璿派捕衙前往费村勘察，本人则赴南浔镇征收钱粮。乡民递交诉状时，丁役以知县不在县衙为由，拒绝接受，也拒绝收押4名湖北客民。下午潘玉璿返回湖州城时，得知乡民仍在衙署等待，他滞留船中，迟迟不上岸回署。恰好此时有人因命案请求验尸，潘玉璿乘机离开湖州城，而由士绅沈松舟出面调解。沈氏到达县署后见到喊冤的乡民，与乌程县主办刑事判牍的幕友商议后，将呈状收下。直至十六日，潘知县才在土著乡民的舆论压力下亲往费村勘察。但乡民对知县勘察上报的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潘玉璿只提及土客争斗，对客民奸淫掳掠等事则隐讳不提。[45]

七月二十日，土著闵在江将案件上告至浙江巡抚。浙江巡抚梅启照饬令湖州府知府景隆勘察，布政使任道镕又委派浙江候补知府冯誉骢一同前往查验，并向遭受抢掠的土著居民发放抚恤洋一千元。二十一日，景隆与冯誉骢在湖州府堂会审土著与客民，在回复梅启照的禀文中言道事件虽由土著挑起，但客民抢掳逞凶，恃强欺辱土著，请求由军营查拿首犯李洪春惩治。[46]但军营直至八月二十九日才发兵前往和平镇缉捕李洪春，见到李洪春等众多客民聚集饮酒赌博，兵役却又不敢轻举妄动，次日就撤回杭州。直到九月，由一名统带装扮成乡民约李洪春一同去出售稻谷，趁机将他捉拿，用炮船押解至杭州，由提刑按察使司审办。[47]

湖州费村土客冲突揭示的州县财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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