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土客之争带来的州县财政困境和调适

如上所述，清廷为恢复经济，获得田赋以解决当时财政压力，从中央到省政府均出台章程，以蠲免荒田两年租赋等方式引导客民垦荒。在此背景下，浙江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府及河南、安徽、湖北等省的移民在“招垦”政策下进入杭嘉湖地区，形成战后的移民风潮。客民进入后，与当地土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逐渐产生冲突。嘉兴府土著指责客民“闻风踵至，各招侪类，日聚日繁，客强土弱，屡有欺凌土著，占借窃夺，争斗衅端，甚酿命盗巨案”[65]，并控诉客民侵占土民田地、房屋、农具，以常年迁徙、种植杂粮等方式拒绝缴纳田租赋税，窝藏赌博、诈骗、偷盗人员，携带枪械、火药等违禁物品，偷摘桑叶，砍伐坟荫等种种恶行。

尽管马新贻制定章程也考虑到土著与客民之间可能出现的种种纷争，并在制度上加以消弭。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这些纷争并未被完全解决，并且出现了诸多章程中尚未考虑到的问题。受于材料限制，我们难以听到客民的声音，只能从土著文人对客民的控诉中探寻土客矛盾的最初累积。

首先，客民在认田垦荒的过程中易与土民发生纠纷。客民前来垦荒，均为自行选择荒地开垦，选择的过程十分随意，“只需驱牛一犁，打一圈于田内，便可耕种”[66]，其中有将熟田也作为荒田圈占，霸占垦种土民熟田的现象。客民选择相对肥沃的土地开垦，对地力不甚爱惜，种植的杂粮又难以和种植禾稻一样收取田赋，引起土民不满。[67]章程规定客民占无主田垦荒，在田地主人归来后即须归还业主，由业主补偿垦荒花费的工本，或仍由原来垦荒的农户租佃垦种。但实际上由于垦荒的土地范围与原有业主产权范围并不重合，“有一家而兼昔时数姓之田，数人而分昔时一家之业”[68]，田土关系错综复杂，清理困难。更有温台客民将用于划分田土管业的界岸扒平，使几家田亩难以分别，“争端之肇即讼累之起也”[69]。

其次，战乱间“城池衙署大半劫灰，从前图册无可稽查”[70]，政府掌握的田地产权归属资料大量遗失，土著认田以掌握的契据为最根本的凭证。但有土著声言逃难时田契遗失，便通过邻人指认作证获取土地，甚至空口指认，“执凡系土民之田即应归土著为业之说”[71]。而客民携家带口而来，在荒地上辛苦开垦，若无切实凭据，田土交还土著自然心有不甘，或强硬拒绝交还土地，或表面同意承佃耕种，实际则拒绝缴纳田租，令土著承受缴纳赋税而田租没有着落的损失。于是归来较迟的土著“反不得与垦户争垦”[72]，另择田土垦种，土地关系进一步错乱。

再次，土著认为客民与当地盗窃、抢掠、强奸等事件有直接关联。章程试图以县级地方官员登记和建立保甲制度来维持对客民的控制，但这些制度均建立在客民能长时间定居于垦荒地区的基础上。但客民多来去无常，土著猜疑客民若非在家乡没有恒定的产业，必不至于到异乡垦荒，中间必有游手无赖与贫不能立之人，“无赖则性本凶顽，而素贫又最易诱结”[73]。温台素有“民悍”[74]的刻板印象，且在外同乡多聚集一处，地方官员未有安插举措，客民结为一党，势力强悍。湘军、淮军留居浙江的散勇亦为土著所忌惮，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乱间兵勇多以抢掠快速致富，多数难以忍受田间劳作的辛苦，“相时蠢动，故智易萌”[75]。土著控诉客民的种种恶行，如盗取山货，“愈肆攘夺，无论山货茶笋均取之如己物”[76]；霸占房屋，“不论谁家之产强行居住”[77]，嘉兴府东部的海盐县在光绪四年冬天“民房被占者二十余处”；砍伐树产，“桑榆荫木尽被砍伐”；强借田器，“农器无分尔我，见即强借”；摘取以养蚕为业的土著所种植桑树的桑叶，“闻客民各备蚕种，今年欲四出掳叶”[78]；结为匪党，传黄岩、仙居客民在余杭县石洋“搭台演戏，聚集同党一千一百余名，中立头目四名，分领其队，各带洋枪、洋炮、刀矛等类，尽伏台前，歃血盟誓，宰一牛一马，以血和酒，各饮一杯。饮毕祭旗发炮，四出剽掠”[79]；强奸女性，“遇有女人单身走路或独在家即被强奸”，海盐县有“强奸六七处，父兄恐贻羞隐忍不言”[80]。

针对越来越多的客民滋事事件，光绪五年（1879）浙江布政使任道镕在垦荒章程的基础之上，新定《土客善后章程》十条，主要希望通过保甲中的客总、圩董等人约束客民恶行。章程主要申明以下几点：（1）重申客民的登记与保甲管理，针对客民迁徙无定的情况，要求由当地客总和圩董报告客民的人口数量和居住地段，发给牌照以资核对，客民开垦需由客总取具保结并报垦荒局入册登记，客民居住的厂棚悬挂门牌，上登记携带眷口、雇用工人信息，禁止留居游民及窝藏盗贼、赌徒。（2）禁止客民霸占土著资产，客民不得擅自居住土著废弃房屋，农具田器更不得强行借用，客民养蚕须自行购买桑叶，不得盗摘土著桑树树叶。（3）保甲防范客民凶斗等事件发生，搜查客民是否私藏有军器、刀械、火药等凶斗器械，调处土客纠葛，不准土客间纠众械斗。（4）客民需按章程缴纳税赋，不得以种植杂粮、秋收后逃避他处等方式违抗征粮，否则由客董赔偿。[81]

尽管省府再度颁布晓谕，客民与土民之间的冲突并未消失。如光绪八年（1881）七月，秀水县新塍镇有旅人言，当月多次目睹客民在新塍镇滋闹，“一打饭馆，一打两药铺，一打鱼行”，而土著只得“均开店畏事隐忍过去”[82]。如此，客民与当地土著之间的矛盾日积月累，逐渐发酵，渐成不可调解之势。

[1]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

[2]左宗棠：《致李黼堂》，《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439页。

[3]乾隆《临安县志》卷二《户口》。

[4]宣统《临安县志》卷二《户口》。

[5]冯氏：《花溪日记》，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第6册，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677页。

[6]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田赋下·土客交涉》。

[7]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序》。

[8]同治《安吉县志》卷十八《杂记》。

[9]民国《德清县新志》卷十一《艺文》。

[10]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33-44页。

[11]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农业的恢复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68-72页。

[12]茅家琦：《太平天国革命后的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新建设（哲学社会科学）》1961年第12期，第49-56页。

[13]王兴福：《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的土地关系》，《史学月刊》1965年第6期，第9-16页。

[14]李文治：《论清代后期江浙皖三省原太平天国占领区土地关系的变化》，《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81-96页。

[15]王天奖：《清同光时期客民的移垦》，《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224-241页。

[16]王天奖：《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农业的恢复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68-72页。

[17]行龙：《论太平天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9-45页。

[18]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33-44页。

[20]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近代江南地区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2-6页。

[21]张福运：《意识共同体与土客冲突——晚清团湖案再诠释》，《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第104-112页。

[22]张佩国：《近代江南地区的村籍与地权》，《文史哲》2002年第3期，第145-151页。

[23]杨鸿雁：《略论清朝客民的法律调控措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93-99页。

[24]吴善中：《客民·游勇·盐枭——近世长江中下游、运河流域会党崛起背景新探》，《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第29-36页。

[25]冯贤亮：《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史林》2004年第2期，第47-56页。

[26]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27]葛庆华：《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第102-106页。

[28]葛庆华：《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7-102页。

[29]柳岳武：《清末明初江南地区土客冲突与融合——以江苏句容县为主要研究对象》，《史林》2012年第2期，第128-137页。

[30]左宗棠：《遵旨豁免浙江钱粮敬陈办理情形》，《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8页。

[31]同治二年六月上谕，载光绪《嘉兴府志》卷二十三《蠲恤一》。

[32]左宗棠：《复陈杭嘉湖三属减漕情形并温郡减定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7页。

[33]《谕蠲免浙省钱漕，于原降谕旨二年上添注同治二字》，《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

[34]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请分别征蠲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21页。

[35]《谕准左宗棠所奏蠲免浙江省新复郡县同治三年钱粮》，《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22页。

[36]关于同治减赋，参见倪玉平：《试论同治朝江浙“减漕”运动》，《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8-23页；周健：《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59页。

[37]《廷寄江苏苏松常镇太浙省杭嘉湖诸府州县饬酌减漕粮额赋以苏民困》，《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421页。

[38]左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64页。

[39]《户部奏折》，《桐乡县志》卷二十三《蠲恤一》，第8页。

[40]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杭嘉湖应征漕粮酌定应减分数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

[41]戴槃：《杭嘉湖漕粮分成量减记》，载氏著《杭嘉湖三府减漕记略》，同治六年重刊本，第6页。

[42]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杭嘉湖三府属应征钱粮分别蠲缓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55页。

[43]《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同治四年）》第十五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44]马新贻：《浙江海运漕粮全案重编》卷一《减漕事宜》，同治六年刻本。

[45]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55页。

[46]《谕左宗棠照所拟军事部署办理，并饬杨坊等措款购米运浙办赈》，《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80页。

[47]《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缕陈浙省应办事宜六条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48]《马端敏公（新贻）年谱》，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76页。

[49]《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货一》：“著各该督抚因地制宜，妥议章程，广为招垦，按荒熟之成数定属员之举劾，务使实力奉行，以拯民困而尽地利。”

[50]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三《办理垦荒新旧比较荒熟清理庶狱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315-332页。

[51]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一《各属交代酌拟设局调省勒限清结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39-41页。

[52]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三《办理垦荒新旧比较荒熟清理庶狱折》，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325-328页。

[53]左宗棠：《沥陈浙省残黎困敝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

[54]《论近日田河情形》，《申报》1875年12月30日。

[55]《穆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同治五年九月丙子。

[56]李瀚章：《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卷四《浙省垦荒请仍照原定章程折》，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364页。

[57]《论长兴按亩申粮》，《申报》1880年5月24日。

[58]《嘉湖两属勘荒清粮情形不同说》，《申报》1880年5月14日。

[59]《原杭湖属客民滋事之由》，《申报》1881年5月16日。

[60]光绪十五年十月陈宝箴奏折，载《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1辑《内政》，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4页。

[61]左宗棠：《与仲兄景乔先生书》，《左宗棠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6页。

[62]《湖州费村案可疑可惧说》，《申报》1878年9月4日。

[63]《论客民垦荒之弊》，《申报》1882年7月30日。

[64]《条陈抄录〔候补同知庄淦谨拟〕》，《申报》1884年10月21日。

[65]赵惟嵛修、石中玉等纂：《嘉兴县志》卷十一《土客交涉》，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49页。

[66]《垦荒详述》，《申报》1883年6月2日。

[67]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土客交涉》。

[68]《嘉兴残杀客民说中》，《申报》1883年4月11日。

[69]《谕客民垦荒之弊》，《申报》1882年7月30日。

[70]《论嘉属乡人抗勘荒田案》，《申报》1880年5月10日。

[71]《嘉兴残杀客民说中》，《申报》1883年4月11日。

[72]《论长兴按亩申粮》，《申报》1880年5月24日。

[73]《湖州费村案可疑可惧说》，《申报》1878年9月4日。

[74]马新贻：《马端敏公（新贻）奏议》卷三《办理垦荒新旧比较荒熟清理庶狱折》，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20页。

[75]《湖州费村案可疑可惧说》，《申报》1878年9月4日。

[76]《详述湖州费村被抢事》，《申报》1878年10月7日。

[77]《客民可虑》，《申报》1878年12月27日。

[78]《客民滋事续述》，《申报》1882年5月2日。

[79]《客民滋扰》，《申报》1881年4月22日。

[80]《客民滋事续述》，《申报》1882年5月2日。

[81]光绪《嘉兴县志》卷十一《土客交涉》，第49页；《晓谕土客示》，《申报》1882年6月5日。

[82]《客民滋事》，《申报》1882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