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近代浙江土客之争及其财政困境研究

近代浙江土客之争及其财政困境研究

【摘要】:随着讨论进展,对客民本身的研究逐渐细化。客民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在最初研究选取的经济与政治视角之后,学界也尝试从法律、文化、社会组织等诸多角度切入江南地区的客民研究。对于浙江地区土客关系问题的个案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浙江湖州府地区,忽视同样接纳大量移民的嘉兴府等浙西地区的客民问题研究,少有全局性的关注。

太平天国后浙江地区的土客冲突研究,早期学界讨论自觉地采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将土客关系视作客民代表的农民阶级与土著代表的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注重分析客民进入战后地区,对当地土地关系有何影响。争论的焦点在于进入苏浙皖一带垦荒的客民的阶级性质属于自耕农还是佃农。茅家琦的《太平天国革命后的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12]讨论客民的租佃性质,认为招垦的客民主要是佃农。王兴福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的土地关系》[13]认为招垦政策下进入浙江的客民为自耕农性质。李文治的《论清代后期江浙皖三省原太平天国占领区土地关系的变化》[14]中对太平天国战后浙江省的地权分配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土客矛盾主要围绕土地问题发生,垦民剧烈的反夺地运动和州县官府变通后的招垦政策,使地权分配发生变化。随着讨论进展,对客民本身的研究逐渐细化。王天奖的《清同光时期客民的移垦》[15]首次具体论述了太平天国战后进入垦荒的客民,文章分析战后向原太平天国辖区移入客民的五种来源,以地方志材料描绘浙江接纳客民的情况。他之后发表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浙江农业的恢复问题》[16]认为土客争斗是一场土著地主与客垦农民争夺土地的斗争,并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关系变化对战后浙江土地争夺的影响,提出战后垦荒政策维护旧地权关系以恢复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并着力于增加清政府财政收入。

20世纪90年代后的移民史研究,开始关注太平天国战后向江南的移民中的人口问题。行龙的《论太平天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17]估计太平天国战乱前后浙江等地区的人口变化,探讨太平天国后客民的移入浪潮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生活产生的影响,认为客民结帮与土民争夺是农民与地主之间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客民移入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使社会秩序趋于混乱。葛剑雄等编写的《中国移民史(第六卷)》[18]专辟一章介绍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其中浙江部分叙述了嘉兴府移民垦荒的情况,分析土客争斗,并根据地方志与其他邻近府县进行比较,对战后嘉兴府客民的人数和比例做简单估计。在此基础上,曹树基、李玉尚的《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19]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和战争后的人口增长做更为详细的估计,对移民数量也略有提及。

客民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在最初研究选取的经济与政治视角之后,学界也尝试从法律、文化、社会组织等诸多角度切入江南地区的客民研究。池子华以文化学视角考察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客冲突,文章提出,土客冲突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移民是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体。土客两种异文化在语言隔阂、风俗习惯与乡土民情不同、客民生活方式原始、土著对游移不定的客民产生不信任感、客民易受剥削、流民群体成分复杂等多元而复杂的原因下产生矛盾,并经过隔阂、抗拒、渗透、冲突,逐渐达到融合。[20]同样从文化视角出发的有张福运的《意识共同体与土客冲突——晚清团湖案再诠释》[21],文章提出“意识共同体”这一解释框架,推论土客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异,其实质是两种基于差异性地域文化的意识共同体的冲突。张佩国则以近代江南的村籍与地权的研究为切入点,讨论了客民进入村落社区的村籍问题,阐释太平天国后浙江地区土客争夺土地所有权冲突的原因为村籍制度这一游戏规则的缺失,即缺乏稳定的聚落形态下形成的村落意识共同体和客民有永久居留意向并认同入村资格限制规则。村籍观念的逻辑是封闭的族群关系网络背后隐含着村民对本村土地权的资源独占观念。[22]杨鸿雁梳理清政府调处客民问题的政策,即准予客民异地入籍、给予垦荒客民农贷支持、给予垦荒客民税收优待、将所垦土地授予客民四项措施。[23]吴善中在对长江中下游、运河流域会党的研究中涉及客民问题,认为大批客民迁入使哥老会等秘密会党蔓延至浙江地区,太平天国战败后的散兵游勇、江淮地区的盐枭势力也促成了会党的壮大。[24]

近年来对太平天国战后的客民研究,主要关注于江南地区,尤其是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江苏江宁府、江苏镇江府、江苏常州府、浙江湖州府、安徽广德直隶州、安徽宁国府这几个地区。冯贤亮的《清代浙江湖州府的客民与地方社会》从人与环境生态的角度,强调外来棚民的大增及其无节制的租垦活动,很快导致了山丘地区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从而使生态条件并不稳定的湖州乡村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也导致了土客冲突。他对整个清代湖州府的土客冲突状况作了大致描述,并梳理出光绪《嘉兴县志》所载两条光绪九年嘉兴府土客械斗的史料。[25]葛庆华的专著《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26]研究太平天国战争中及战争后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的迁入与迁出状况,在战后人口迁入方面,分析客民的迁移过程、地理分布、影响分布因素、来源、数量、入籍和发展,探讨客民对经济变迁、文化景观、区域社会的影响。在土客冲突方面,以皖南教案为具体研究对象,提出皖南教案实际为教会偏袒湖北客民而爆发的一场土客冲突,并非真正的反洋教斗争。在之后的《近代江南地区的河南移民——以苏、浙、皖交界地区为中心》[27]与《太平天国战后苏浙皖交界地区的两湖移民》[28]两篇论文中,葛庆华分别对太平天国战后河南、两湖地区向浙江湖州府等地移民的迁移过程、地域分布、影响作用三方面做介绍与分析。柳岳武利用《塔景亭判牍》这一江苏省句容县的县官审判材料研究江南地区的土客冲突与融合。[29]文章分析太平天国后客民南迁入句容县的主要原因,研究当地客民的主要构成和生活状况,列举土客冲突与融合的案例,指出句容土客冲突主要体现在争夺水土资源、风俗习惯或乡土观念差异、政府和当地社会行为失当三个方面。

以往的学术研究对太平天国后进入浙西地区的客民问题已在宏观层面上有一定探讨,对客民的阶级性质、人口数量、来源分布、社会影响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浙江地区土客关系问题的个案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浙江湖州府地区,忽视同样接纳大量移民的嘉兴府等浙西地区的客民问题研究,少有全局性的关注。本书的立足点有二:一是厘清浙江近代以来客民迁徙与土客冲突史实,勾勒客民的来源、清廷从招垦到查荒的政策转变、土客冲突的不同类型等等;二是揭示土客冲突的背后缘由。在多起土客冲突事件中,基层地方官员不惜得罪土著,而对于没有根基的客民多有袒护。这令人疑惑的举措背后,有着复杂的现实考虑,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