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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重要性及阻碍的介绍

【摘要】:学习是为了“经世致用”,如果学来的东西一无所用,那么这样的“学习”无异于瞎子点灯——白费蜡,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误身误国呢。为此而进行的学习应该有明确的目的,要做到“学以致用”。古人说,“非学无以广才”,学习在人才成长中是起着基础作用的。经过勤奋的学习,具有了真才实学,并且在平时也注意到身体的锻炼。做到这些,才能真正致力于世务,做到学以致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学以致用的实现可能会受阻。

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

——《颜氏家训·涉务十一》

颜氏所处的南北朝时代,江南上层社会的士大夫们多“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因而“不学无术,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

建康令王复甚至连老虎和马都分不清。一次,他听到马叫,竟吓得半死,说:“这是老虎,怎么是马呢?”士大夫们“体羸气弱”,出则坐车,入则扶持。可笑的是,他们不知自己的无能,还指责别人。颜之推在《涉务篇》里记载:“至乃尚书郎乘马,则弹劾之。”即使个别人有点学问,也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这些人手握麈尾,口尚清谈(在士大夫们的清谈聚会中,手握麈尾的人是主持人),“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

这样一群人出现在国家的官僚结构之中,国家又怎么能够“固如金汤”、“长治久安”呢?太平盛世还好,稍有动乱,梁朝就不堪一击,摇摇欲坠。而那些高谈阔论,不晓世务的士大夫们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每临战乱,只能战死沟壑之间。颜之推对他们的这种结局是这样描写的:“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生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作为梁朝的亡国之臣,颜之推对这一切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首先用了很多的笔墨在《勉学篇》中告诫子弟,“人生在世,会当有业”,要勤学上进,学业,是安身立命之根本,这在前面《勉学篇》中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

颜家作为当时的名门望族,颜之推也是当时名士,生活于士大夫之间,因此他对士大夫中存在的弊端有着很透彻的了解,在《涉务篇》里,他又更进一层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士大夫所谓“学”,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为高谈虚论,于事无补,于世无益。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

学习是为了“经世致用”,如果学来的东西一无所用,那么这样的“学习”无异于瞎子点灯——白费蜡,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误身误国呢。

梁朝梁元帝萧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资治通鉴》记载,梁元帝萧绎“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这位皇帝大概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爱读书的帝王了。可是,当敌人兵临城下,国家破于旦夕时,他把所藏的古今图书14万卷焚烧一光,并痛哭大呼:“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把亡国之咎归于不会说话的图书,荒谬之极!

让我们来看看梁元帝是怎样读书的。他读书的目的又是什么?梁远帝读书目的,无非寻章摘句,搜索骈丽,以博识夸耀于世。当时梁朝外有西魏威胁,内有逆贼作乱,元帝之父萧衍就是被叛将侯景活活困死的。元帝即位,不是从书本里去探索强国兴邦的经验,而是离开治国的“根本大计”,空读诗书,坐而论道。当敌人压境之际,这位皇帝还坐在龙兴殿眉飞色舞地给大臣们讲述《老子》。无怪乎,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贬斥他“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批评他的读书同沉缅酒色、放浪形骸、玩物丧志无甚区别。

类似梁元帝这样虽好读书却不明读书精义的帝王,还不止一个,如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等,这些人是出名的昏君,其读书专以夸饰,不以致用,于国无补,于己无益,终成千古笑柄。

因此说,人在世应务实,致力于业务。为此而进行的学习应该有明确的目的,要做到“学以致用”。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此,“书呆子”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

民族英雄文天祥就义前,曾经写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大意是:“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所为何事?这一问问得实实在在,支吾不得,而能磊磊落落地回答,心无愧怍,这样的读书人在古代并不是很多的。

今天,读书热潮遍布神州,绝大多数人都以振兴国家为己任,为追求真理而读,为陶冶情操,充实自身而读,目的明确,态度端正,读书之花已结出不少智慧之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明确了读书目的,下一步就要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古人说,“非学无以广才”,学习在人才成长中是起着基础作用的。

清代诗人袁枚讲:“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这里的才,是指才能,包括各种能力和科学的方法论。能力则包括观察能力、表达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自学能力、组织能力等等。

这里的识,是指见识,包括政治生活领域的见识与业务领域内的见识。政治生活领域的见识,指的是能够看清并顺应时代前进的方向,业务领域的见识是指能够看得准本专业学科前进的方向,以及具有关键意义的攻关课题。关于“识”,往往不为人所重视,或者说不知道“识”的重要性。其实,如同射箭一样,如果有了弓,有了箭,却瞄不准靶子,那么又怎么能命中目标呢?“识”就是教我们在有了弓、箭后,怎样瞄准靶子。

像颜之推笔下的士大夫们,他们的“识”不是为了“经世之用”,只是为了在“高谈虚论”时做惊人之语,以炫耀于人。而论到“才”他们“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简单得可怜!即使偶而有人兼有“识”与“才”,又往往由于养尊处优,“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不耐寒暑”,没有健康强壮的身体,在动乱中“生死仓猝者,往往而然”,至于“力挽狂澜”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健康的体魄也是“涉务”的前提之一。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就如同有了弓箭,瞄准了靶子,却拉不开弓一样。“体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没有好的身体,再广博的见识,再卓越的才能,都将失去依存的条件。

经过勤奋的学习,具有了真才实学,并且在平时也注意到身体的锻炼。做到这些,才能真正致力于世务,做到学以致用。

在我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在高校学生中,流行“及格万岁”的口号,学习只是为了毕业后的一纸文凭。全社会重“文凭”而忽视实际能力,简单地在文凭与真才实学中划上了等号。结果许多真正懂技术有能力而没有文凭的人长期得不到发挥,贻误了各项建设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进一步增长了重“文凭”之风。随着时代发展,有能力的人逐步得到重视,选才的标准不再只看“文凭”,而高校的学风也日渐好转,出现一些勤奋学习的好现象。新一代的学生必能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学以致用的实现可能会受阻。因为种种原因,自己的定位也许与所学相悖,虽然努力求变动而终无法改变,那么,不应该因此垂头丧气,甚或自暴自弃,把前途等等一概抛弃,而应该努力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在可行的情况下,应坚持自己的追求。这才是对人生对生活的积极的态度。人也必能从这种积极的态度中得到回报。

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一直从事棉花研究。十年动乱中,他受到造反派的迫害,游街、批判,未了又剥夺了他搞科研的权利,让他去扫街,打猪草。但他坚强不屈,抓住各种机会,创造条件,继续研究。不准明着搞就暗地搞,在自家后院种上棉花;外出打猪草,本村地里不许搞,就到外村地里搞;被迫去看瓜园,就在瓜园旁的棉地里搞试验。虽然,屡被禁止,但他的研究在一点一点地前进着。

动乱一结束,他的研究很快结出了硕果。1977年8月,中国农村科学院组织十三个省市近百名科学家和植棉能手到涑阳参观。所要观看的就是吴吉昌培育出来的“多杆两层”棉苗新品种。这种品种的棉花,上、下两层充分利用光照,中间通风,每株比单株棉增加了十一个桃。这种品种经推广后,大大提高了棉花的产量。后来他又在解决棉花落铃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奥斯特洛夫斯基有句名言:“只为家庭活着,这是禽兽的私心;只为一个人活着,这是卑鄙;只为自己活着,这是耻辱。”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活于世,应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世务,干好本职工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把我们所处的“人世间”建设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