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与妇女角色的价值

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宋代有位“三朝佐治天下，一生恪守清规”、“为后世广为赞誉”的贤明皇后——仁宗曹皇后。

她先后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本身又是一位胆识过人、才华出众的女中豪杰，却没有步汉朝吕、王、邓、梁以至唐代武后等人的后尘；三朝辅佐天下，一生恪守清规，严格要求亲属，杜绝外戚干政。生前倍受尊敬爱戴，死后得谥慈圣光献，可谓“生荣死哀，永垂不朽”。

曹皇后，可以说与颜氏心中理想的妇女形象完全一致。在《治家》篇中，颜氏谈了一家之中妇女地位的责任和看法。

他认为“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即妇女的本分应是处理家中的起居饮食、接人待客等事务，使之井井有条符合礼节。如果有聪明才智的话，也可以辅佐丈夫，帮其成就事业。但切不可以逾越职责，越俎代疱。

曹皇后主管内宫大小事务，件件事都处理得极有分寸，受到朝里朝外、上上下下的普遍尊敬和爱戴。确实做到了颜氏所要求的“主内”，尽了家中“半边天”应尽的义务。

大家都知道，古代帝王后妃之间争宠火并是常事，甚至闹到“秽气熏天，臭不可闻”的地步，有些朝代后妃穷争恶斗，内结宦官，外连朝臣、外戚、诸侯一齐上阵，搞得乌烟障气，乃至国破家亡。曹皇后深知其害，自己持身严正，对嫔妃能驭之有术，教之有方，据载：仁宗特别喜欢张美人，她“巧慧、多智数，善承应，势动中外”（《宋史·后妃传·张贵妃传》）倚恃皇上恩宠，总想耍娇卖乖、出风头。曹皇后性情温厚，对张美人也能涵容爱护，同时进行感化教育，使她日日向善。一次张美人要出去游玩，向仁宗闹着要借用皇后的车盖抖抖威风，仁宗明白这是僭越礼制的行为，但被张美人缠得没办法，便推说“你自己去借借看”。没想到曹皇后竟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张美人跑回来向仁宗报告好消息，仁宗一想不对，便严肃地教训张美人说：“国家的文物典章，都有上下礼制，你用皇后车盖招摇过市，外边公卿大臣不会放过你的。”张美人羞愧而罢。

曹皇后正是以这种高风亮节、宽厚仁和的态度对待嫔妃，使偌大一个后宫井然有序，春色满园，皇帝高枕无忧，嫔妃相安无事，这可以完全归为曹皇后治家有功。

曹皇后还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辅佐仁宗的事业，并也难能可贵的没有惑乱朝纲，做到了“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国不预政，家不干蛊”（颜氏语）。

曹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本想不干预朝政，后因英宗患病，与群臣恳请她“权同处分军国事”，遂慷然应允。对当时的群贤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曹太后十分敬重信任，虽然垂帘听政，却只坐于小偏殿，出令发言只用普通人的第一人称“吾”，而不称朕；难以裁定的事件，她总是说：“诸位先生再商量商量。”从不随意拍板定案。由于熟读经史，本身又睿智机敏，所以她裁决处理大小事件头头是道，高人一筹。

治平元年夏天，英宗的病大见好转，太后即命撤帘，还政于英宗。英宗迟迟不肯同意，太后则坚持不再出宫，拖到秋天，英宗只好独坐朝堂了。

曹皇后的一生，确实可以垂范千古，她在宫中四十五年如一日，恪守母仪规范，佐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高风亮节，为后世女人树立了典范。她死后得到“慈圣光献”的美谥，可谓当之无愧。

当然，在今天看来，她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的东西。颜氏对于妇女在家中定位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说妇女应“主内”，可“相夫”时，时时不忘提醒她们不应逾越“本分”，做本属于男人的事。“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这是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女人是祸水”之类观点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必然要被遗弃，但不可否定，颜氏观点中的某些部分，在当今仍有指导意义。

在今天的中国，从总体看事业的主力军仍是男人。这就意味着对大部分家庭而言，依然是男主外、女主内，并且这种状况暂时不会改变。一记者就妇女未来的愿望对一万名妇女作了民意调查，只有5%的女人希望在家庭中得到温暖和依靠，更愿意为丈夫的事业而“主内”，因而好的女人，就应管好家事，教育孩子，孝敬老人，为丈夫免去后顾之忧，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们的事业。

孔繁森事迹轰动神州后，记者采访了他的妻子王庆芝。几天含泪的采访，记者写下了《楷模背后的楷模》一文，篇首写道：都读读这篇报道吧，你会知道她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贤内助！

1979年，当孔繁森第一次告诉王庆芝他要去西藏工作时，王庆芝听了眼泪叭嗒叭嗒地掉。当时，孔繁森的母亲七十八岁、父亲七十五岁，身体都不好，三个孩子最大的才八岁。王庆芝不敢想象，她一个弱女子怎能撑起这个家。但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忍泪送走了他。

那是个艰苦的年月，王庆芝受的苦，现在叫人听了也会掉泪。在农村呆过的人，大都见过猪圈铲粪的场面：五大三粗的汉子，穿着小裤头、光着脊梁，站在没膝深的猪粪中，汗流浃背地一锹锹把稀泥般的猪粪铲到猪圈外。这是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一般的老爷儿们都吃不消。但王庆芝作为一个柔弱的妇女，却不止一次干这活。每次出粪，她都要等到夜深人静，做贼似地穿着小裤钗和背心，跳人猪圈……

诸如此类的苦真是说不完道不尽。王庆芝还要做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儿媳。

孔繁森的三个孩子，从小到大，几乎没让父亲操一点心，硬是被母亲一手拉扯大，并且“没丢繁森的脸”：两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

孔繁森素有“孝子”之美誉。自从援藏后，王庆芝便代他尽力伺候着公婆。在农村时，她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肯让公婆帮忙，进城后，更是好吃好穿的尽着婆婆。她说：“照顾好爹妈和孩子是繁森的一再嘱托，否则他不会安心的。”

王庆芝是个多么了不起的妻子。她以无私的奉献，给了孔繁森多大的帮助与支持，很难想象，没有她所做的一切，孔繁森怎能在西藏为事业执着地奋斗九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确实要一位默默支持他的女人。

女人操持家务，对男人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清代彭绩，在其妻死后写过一篇墓志铭《亡妻龚氏矿铭》，全文朴实简短却饱含深情。

文章开头写妻子何时逝世，埋于何地。再简略介绍妻子的家世，接下去写了妻死后自己的状况：于是彭绩始知柴米价、持门户，不能专精读书。期年，发数茎白矣。”将妻子在世时自己专精学业，和妻子逝世后自己“持门户”而“不能专精学业”、“期年，发数茎白矣”的状况进行对比。最后发出感慨：“作于官，息于土，吁嗟乎垄。”冷竣平静、含蓄简约的语言中，充满了对亡妻一生操持家业、辅佐自己专精学业的深深感激和对龚氏之死的真切哀痛。

所以，好女人为了丈夫有所成就，就应管好家事，做好贤内助。现在一些思想过于“现代”的女人，一味追求所谓的“女权”：下班后，家务不干，孩子不带，只知昏天黑地地“砌长城”、“泡舞池”。让丈夫忙了这头又忙那头，累得焦头烂额，苦不堪言，这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一个家，由丈夫和妻子共同组成，也应共同支撑。丈夫在外，为单位出力、为家计奔波很不容易，因而妻子就应多体贴一些。这种体贴除了感情上的关怀，更需要家务上具体的奉献。这是为人妻的本分，也是义务和责任。只有各司其职，一个家庭才能维持平衡。所以劝那些将大部分业余时间花于个人娱乐中的妻子们，少关心一下麻将、舞鞋，多关心一些家务、孩子、老人，为了丈夫的成就，也为了家庭的平和。

用自己的聪慧帮助丈夫成就事业，更是妻子难能可贵的品质。这对女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更有现实意义。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在母亲燕妮死后曾说：“如果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么卡尔·马克思就不能成其为马克思，这决不是夸大。”这是对一个女人把她的一生献给丈夫和他的伟大事业的最高礼赞！

还有许多优秀的女人也是如此。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燕妮之于马克思一样，也是列宁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战友。她积极支持《火星报》的创刊，协助列宁做了大量党内组织和领导工作，在列宁生病时，她体贴人微地减轻了他的病痛，并用笔记下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保存下列宁的宝贵遗嘱。在列宁逝世后她没有消沉，又开始忘我工作，“继续走列宁的路”。

许广平也是鲁迅的助手。在上海的共同生活中，她替鲁迅购买参考资料、查找书籍，抄找和校对各种文章。对于鲁迅的重要活动与谈话，随时作下记录，以便编辑成帙。她又是鲁迅文章的第一个读者，经常热情地提出各种修改意见，许广平所付出的一切，对鲁迅的事业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能对得起你。”鲁迅对许广平这样说。

现代社会中不乏一些家庭，妻子总向人抱怨：“我为他（丈夫）带孩子、养双亲，做牛做马地服侍也，可他总对我不冷不热，话也不肯与我多说，进家就像进了客店一般……”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丈夫不懂得感激，另一方面也可归咎于妻子不能给丈夫以事业的帮助。男人一般都想有所成就，都想在单位和社会上受人尊敬。如果最亲的人——妻子能给这方面的帮助，那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有的妻子却长期只尽一个“保姆”的责任，缺乏与丈夫的交流与沟通。不了解他的事业，不熟悉他的处境，当丈夫事业不顺时，既不能给予安慰，也不能给予鼓励与帮助。夫妻之间缺少“对话”，久而久之，当然会日益淡漠。

有位名人说过：“身为妻子，不了解丈夫的事业，也就走不进他的心。”有的丈夫甚至公开宣称“我需要的是益友，而不是保姆”。这些话都令人深思。因而一般来说，妻子仅忙家务是不够的，事业上的帮助也是必需的。

对丈夫事业上的帮助，并不是要求每个女人都像燕妮、克鲁普斯卡娅、许广平那样，做得那么出色。事实上，由于职业、能力等各方面的原因，给丈夫事业以具体的帮助，并不是对每一个女人来说都能成为可能。帮助也可一分为二，一是有形的、可见的、具体的，可以付诸物质的；另一种就是精神上的，虽看不见、摸不着，但作用也不可低估。

好女人，是丈夫动力和良好心态的来源，是丈夫的依靠，是丈夫事业成功的基本前提。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了一则题为（“强人”夫妇的相互作用）的文章，对各种类型丈夫的理想妻子作了分析，还颇有道理，可以给人一些启示。

文章认为有的丈夫是发号施令者，喜欢独断，所有人都听他指挥，不只在工作岗位上如此，在家里也行使领导权。科尔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当了十四年的联邦德国总理，同汉尔洛雷结婚三十六年了。科尔夫人分析说：“我处处顺从丈夫是我们的婚姻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

有的丈夫迷恋于事业成就。他们生活中最憎恶“市侩习气”。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经常以引人注目的装束和青年人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例如德国电视节目主持托马斯·戈特沙尔克就是因此成名的。结婚二十年的妻子特亚为他的成功形象共同付出了努力，特亚一开始就对丈夫说：“您更适合主持电视节目，而不是在电台当播音员。”以后，她便在幕后操纵，在生活上给予了很大帮助，以便他能腾出手来潜心事业。

有的丈夫走的是特殊的成才之路，无论周围的人对他是爱还是恨，对他来说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理解他、支持他。网坛明星贝克尔和他妻子芭芭拉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是贝克尔最忠实的球迷，给了他获胜的动力，分担他失败的痛苦，在公开场合她会尽全力维护丈夫的声誉。因为特殊的人也是敏感的人，为了事业的成功，他们需要有和谐的私人生活。

有的丈夫是生活中的幸运儿，妻子与他共享成功的喜悦。贝肯鲍尔和他的妻子聚比勒便是如此。这位足球皇帝这样说：“她能使我在工作中保持镇静。”聚比勒则说：“我不干涉他的生活，但是，我一直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伙伴关系令双方都感到满意。

说以上这些，并不是叫妻子一味迎合丈夫，甘愿居于从属地位，成为丈夫的附庸，（妻子有能力，也可以出外“挑大梁”，现今不是有许多妻子都这么做了吗？）笔者只是说，两人相处，要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要想让丈夫有所成就，妻子应该多体谅、多奉献一些，邓颖超老人说过：“怎样创造爱情？就是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要更加能够互相帮助，事业上更加努力发展，在新的知识上互相求进步，并需要双方互相待以坦白、真诚。”鲁迅也说：“爱情应该时时不断地更新、生长、创造。”确实，爱是有所附丽的，而事业，则是爱情的润滑剂。一个妻子能帮助丈夫致力于事业，是最令丈夫感激的。这样的爱情，这样的家庭才会幸福牢固。

1995年，是前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一代儒将张爱萍和夫人李又兰的金婚之年。看了二老对他俩大半生爱情事业生活的回忆，笔者不禁感叹：李又兰就是现代女性的典范！

年轻时的李又兰就是一个难得的才女，她不仅上台能演、挥笔能写、集会能讲，而且在速记方面也有其天才，能将漫无边际的讲话记录整理为逻辑严密又颇具文采的好文章。正是在她为张爱萍记录编辑整理讲话的过程中，她的才华受到了张爱萍的钦慕，二人因此而相恋了，进而于1942年建立了家庭。

结婚后不久，由于时局的原因，张爱萍的师部要转移。临别前，这对爱侣制定了三个“君子协定”：一、孩子出世后，抚育的重任由李又兰承担，不以家庭事务牵扯张爱萍带兵杀敌、驱寇兴邦的精力；二、正直自立、好学、有所作为是孩子成长的目标，也是李又兰教育的重点；三、夫妻俩任何时候都不以任何理由溺爱孩子。

文革之后，在云开雾霁的日子里，张爱萍“父困得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组织安排李又兰到将军身边工作，她随将军“十年重上阳关道，飞越祁连到马兰”，倾自己全部聪明才智，辅佐将军所酷爱的建军兴国之业……

将军对夫人常怀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还常常不无歉疚地感叹：“当年她真不该同我结婚。她同我结婚，受了很多的劳累，很大的牵连，很多的罪，不仅把她的才华给耽误了，而且把身体也累垮了。”

“长期以来，我的诗词手稿、照片，一些文字材料，都是她给我保管整理。文化大革命抄家，她把这些东西藏在屋顶的瓦下面。正是由于她的精心保管和精心整理，才出了《纪事篇》和《神剑之歌》。更不用说，她全部承担了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家务管理这些重担了。”

“这些都是义不容辞的。”对于丈夫的赞美之言，李又兰对记者说：“能使他腾出些时间以更多的精力为党为人民干点事情，这是我的愿望，是我的幸福。”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用彼此的坚贞迎来了生命中的金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