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颜氏家训·兄弟第三》颜之推在《兄弟篇》中首先指出,在一个家庭中,无外乎有三种关系,即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这三种关系的主体,分别构成不同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古人非常重视兄弟之间的关系。......
2023-08-03
今年的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劳复魄,殓以常衣……吾当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随……载以鳖甲车,衬土而下,平地无坟……其内典功德,随力所至,勿刳竭生资,便冻馁也……
《颜氏家训·终制二十》
在《颜氏家训》的最后一篇里,颜之推谈到了自己的身后之事,要求儿子俭朴办丧。与颜之推同时代的士大夫们生时崇尚奢靡,死后往往大肆操办,力求厚葬,古器珍玩一律都要带到所谓阴间,死后要接着享受。颜之推身处那样的时代,却能发出“丧事从俭”的请求,真是难能可贵!
他讲到死后要“殓以常衣”,“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随”,“衬土而下,平地无坟”。他还提出灵前供品只需“白粥清水干枣”即可,不可以有酒肉饼果。平时祭祀,不必特意去杀牛宰羊,只随自己的力量办就行了。颜之推后事安排如此节俭,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许多人所不能及的。
一位作家曾在文章中记录了发生在一条颇为热闹的街上的一场颇为热闹的丧礼。
一户人家死了人,活人们先在临街的屋里设起灵堂,摆着层层迭迭的花圈;接着在人行道上搭起“灵棚”,琳琅满目地挂着挽幛挽轴;又是一桌接一桌的“豆腐羹饭”延至街面。这还不算,更有善男信女、三姑六婆,高烧香烛,围案团坐,手击木鱼金钟,口中念念有词,一时间,屋里嚎啕悲痛的哭声与屋外举杯痛饮的笑声并作,收录机催人肠断的哀乐和老女人呕哑嘲哳的噪音齐发,形成了土洋并举,中西合唱的奇观。入晚,又请来和尚道士,三教九流,或道袍加身,大吹法螺;或头戴高帽,面目可憎。通宵达旦,闹得街坊惊心,鸡犬不宁。出殡之日,西装革履的孝子贤孙们,披麻戴孝,或执幡鸣锣,或烧纸焚锭,招摇过市。
治丧如此兴师动众,大事铺张,这与颜氏对自己后事的安排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既劳民伤财,又滑稽可笑,其实大可不必。
唐高祖时宋国公萧璃曾说:“生而必死,理之常分。”也就是说,有生就必死,这是理之常情。唐太宗时宰相卢承庆也曾说:“死生至理,亦犹朝之有暮。”大意是:死与生的最根本的道理,也好像有早晨之必有晚上一样。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孟子也曾提倡丧事从俭。孔子认为人死以后,魂魄远去,尸体唯求“速朽”,即指人死以后,只希望尸体迅速腐烂。因此,他们都主张丧事从俭。
历史上有名的贤相——姚崇在去世之前留下的遗书中,对葬礼有一段精辟的议论:“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千古,咸月遗言,嘱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服中,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的孔子、孟子,母亲的坟墓毁坏了并不再修;梁鸿是位贤达的人,父亲死了用席子卷着安葬。东汉时代的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时的英才贤达,通今达古,他们也都有遗言,嘱咐后代薄葬。他们或穿洗过的日常衣服,或戴一方普通的头巾,他们知道真魂去身,贵在速朽。子孙都照着办了,至今传为美谈。姚崇以历史上许多名土从俭办丧的实际事例指出了薄葬被后世的赞誉,是值得并且应该广为提倡的。
同时,他还指出了厚葬对后世危害极大,进而告诫后人丧事应从俭。他是这样说的:“凡厚葬这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大意是说,那些厚葬之家,都不明智,或者沉湎于流俗而不察是非,都以奢侈厚葬为忠孝,以节俭薄葬为吝惜,以致后来坟墓被人盗窃,而尸骨暴露于外,使死者受到摧残,而生者也因此陷于不忠不孝。这实在令人感到悲痛啊!姚崇因而感叹万千:“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去的人没有感知,就同粪土一样,何必一定要厚葬使伤清素之业。如果真的死者有知,那么他的心神当然不在灵柩之内,那就更用不着违背君父遗令,破费衣食之资去操办丧事了。
姚崇的见解十分有理。家里死了人,活着的人为之治丧,原本无可厚非,也是人之常情。但治丧,仅止于悼念致哀而已,何须铺张浪费!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说:转眼之间,现实社会里许多东西就成了历史陈迹!
一场轰轰烈烈的丧礼也不可能留下更多的记忆,一座高高大大的陵墓只会在日复一日的沉默里渐渐被人们遗忘。死后的风光于死者又有多少意义呢!而那些飘飞的冥国纸钞、精致的洋楼、纸彩电、纸冰箱等等,真的会随同死者一起走向未知的冥界吗?与其死后用这许多伪造的东西寄托感情(有的并非如此,而只是为了一种炫耀),倒不如在死者生前多给他(她)们一份爱与关怀。
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户人家不仅大操大办,大肆铺张,还让早已敛迹了的迷信沉渣重新泛起,大出其不伦不类的风头。
西装、革履、收录机、外国乐之类,可以说都是现代化的东西。本来懂得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人,应该同时懂得现代精神文明,至少该分得清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愚昧,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迷信。然而,在我们的生活里,、确实还有一些物质文明现代化,而精神文明大退化的畸形角落。那些兴师动众的治丧者们,区别不开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以至于视腐朽为神奇,办丧事如庆典,却欣欣然以为荣耀得很。着实可笑!
在文明不如今天的古代,就有许多古人为我们做出了丧事从俭的榜样。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进步思想家黄宗羲是这样安排自己的丧事的:“我死后,即于次日舁(共同抬东西)至圹(墓穴)中,敛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随后他又写了《梨洲末命》,里面再次声明,“一被一褥,不得增益”,“不可用纸块钱串一毫”。为了防止死后家人祭扫坟墓时铺张浪费,又交代:“祭扫时不可杀羊”,“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废除”,“来者所赠银两纸烛,一概谢绝。相厚之至者能在坟上植梅五株,则稽首谢之”。康熙34年7月,八十六岁的黄宗羲溘然长逝。家人便遵照他的遗嘱,以一被一褥及平时所穿角巾深衣收敛他:在安化山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不用棺材埋葬了。
黄宗羲这样一位久负盛名而又年享高龄的人,不搞迷信,去奢从俭,为后人做出榜样,可敬可佩!
历史上像黄宗羲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生前都能爱民护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死后又绝不劳民伤财,从俭办丧。老百姓因而更加称颂他们。他们的坟墓可能早巳被时间的洪流所淹没,然而他们的形象仍留在老百姓的心中,仍受到人民的爱戴。而那些生前不择手段聚敛财富,死后大操大办,墓葬品丰厚的王公将相、高官富商们,他们的古墓往往被后世贪财好利之辈发掘一空。叶赫拉那氏慈禧太后,死后不过20来年,军阀队伍就浩浩荡荡开到她的陵前,她的安息之所被翻了个乱七八糟,连她身上穿戴的缀满珍珠宝石的寿衣、寿帽,都被盗了出来。死后还要受此大辱,慈禧地下不知有知否?盗墓者正是冲着她丰厚的陪葬而来的。不要以为盗墓这种事离现代人很遥远。在某座著名的大城市,有一条专门廉价出售旧衣服的街道。据悉,其中有些衣服来路不明。
厚葬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不可取的,一来对于死者真正的安宁大打折扣;二来厚葬所花费的大笔钱财都要由生者负担,有的人大受其累。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看到一些人本来不富裕,为了顾面子,讲排场,东凑西借地办丧事。结果弄得筋疲力尽,负债累累。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何苦呢?即使是死去的人,看到后人累成这样,在黄泉下也不会安心的。
土葬、重殓厚葬、封建迷信,是汉族丧葬沿袭几千年的旧习俗了。现在,国家提倡改革丧葬旧俗。提出了一个总的方针:积极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破除旧的丧葬习俗,节俭办丧事。
火葬并不是什么新的事物。它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墨子·节葬下》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现在的甘肃省庆阳县西南一带,人死了以后就有“聚柴薪而焚之”的习俗。东汉时佛教传人中国以后,火葬得到进一步的推广。《水浒传》中描写武大郎被害后,就是拉到城外“化人场”烧化的。《红楼梦》中描写晴雯死了以后,也是被拉到城外“化人厂”焚化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在民间,火葬一直存在着。
相对于火葬来说,土葬要耗费更多的时间钱财,也不及火葬卫生。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口增多,耕地相对减少,在一些地区出现死人与活人争地的情况。据报道,风景胜地苏州城外,有好几处小山上坟冢累累,望去满眼都是墓碑,秀丽的旧风景面目全非。因此说来,国家推行火葬是极有道理的。新的丧葬习俗,已给人们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为了纪念死者生前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以追悼会的形式对其作出评价以寄托哀思,亲属可以保留骨灰。有些人死后自愿把遗体捐献给医院或医学院作为科学研究或教学解剖之用。
总之,在我国,一种文明、简朴、节约办丧事的新的丧葬习俗正在形成,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丧礼会变得更加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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