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为人处世的关键

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今北土风谷，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颜氏家训·治家第五》

“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九百多年前，北宋宰相司马光在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中，语重心长地强调了这个观点。

他认为，“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可以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奢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即无论是身居要位之人，还是寻常百姓，如要贪婪多欲，就会惹祸上身，自取不幸。这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阐释“奢”的危害。

确实，纵观历史，因奢而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晋朝石崇以奢侈浪费夸耀于人。如《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粘褙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障碧绫呈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这种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真是骇人听闻。

又据史书载，石崇还用千金买回一个美妾绿珠，孙秀向他讨要不给。后来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征讨赵王司马伦，战败而亡。孙秀趁机弹劾石崇参与叛乱，朝廷于是抄了石崇的家，并灭其满门，石崇本人也被腰斩东门。在被抄家时，石崇感叹道：我就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财产来的。抄家的人反问：既然知道巨财为祸，为何不早散之呢？石崇不能回答。

到了近几年，在新中国缔造之初，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人民财产、穷奢极欲，民愤极大，被毛泽东亲笔批示，处以死刑。1995年1月，创下了建国以来最大受贿案记录的新中国第一贪——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因受贿人民币四百八十多万元、美元七十八万元而锒铛入狱。

由古至今，一例例“因贪取祸”的劣迹令人触目惊心。不仅只是“大人物”，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奢，也会致祸。古人对此早有论述：“世人只为‘体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为之疲劳，名行为之隳裂。试问：供张应付，费从何来？饶者既匮赢余，乏者遂亏产业。若作宦则窃帑藏，腹闾阖。居乡则事居闲，恣渔猎。护惜小体面，伤大体面而不顾，岂不大错？”

确实，奢，恶之大也。人要生活奢侈，就必须有大量的财富，而如果通过正当的手段得不到的话，当然就只有或“豪夺”或“巧取”了，这样最终只会惹祸上身。正如北宋很受仁宗赞誉的“大儒元老”贾昌朝分析所言“又见好奢侈者，服玩必玩，饮食必珍，非有高资厚禄，则必巧为计划，规取货利，勉称其所欲。一旦以贪污获罪，则终身之耻，其可救哉？”

历代贤名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了奢侈的祸害，不仅自己俭朴守拙，而且把它作为重要的处世之准则，以教育后人。宋朝宰相王旦在家训中说：“我名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清朝东阁大学士也训诫后辈“京中浮华，须立定主意，不为所染。盖天下惟诚朴为可久耳”。

而俭，不仅可以保全性命，远离祸端，更是有所成就，能建功立业的必需，“俭，可以养德”，一个人要培养品德，修身养性，不节俭自持是不行的，更为重要的是，人在物质上少欲知足，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投用于事业的奋斗中，用于为祖国为他人的无私奉献中。

春秋时齐国的相国晏婴，在个人生活方面一贯清廉而俭朴。一次，齐景公趁晏婴出使晋国之际，强令晏家周围的居民搬到别处，拆毁他们的住宅，为晏婴建造了一座堂皇华丽的新居。晏婴返回齐国，对眼前的事实感到十分痛心。他在拜谢了齐景公的好意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派人拆毁新居，修复周围的住宅，请那些流散各地的邻居们返回故里，并向众人解释说：“大家早已移居此地，相邻相亲，这是神明安排我们这段缘分，神意岂可违背？君子不为非礼之举，百姓不做不祥之事，这是古代遗制，我哪敢违背古训？”在晏婴的反复请求下，齐景公也不再坚持原意。结果，晏婴仍然安居旧宅。

晏婴死后，葬仪也很简单。八百多年后的十六国时期，后燕皇帝慕容德有一次经过齐城，登上营丘远眺，看到晏婴的墓冢后向随行人员说：“按礼大夫不应临城而葬，晏平仲为古代贤人，号称知礼，却生居闹市之侧，死葬城门之下，是否另有深意呢？”青州秀才晏谟回答说：“晏平仲是我的祖先，他曾得到孔子的赞赏，岂不知高门大户、美衣美食更为体面呢？只是由于当时政在家门，奢侈成风，才故为过俭之举以矫时弊。他生时甘居潮湿狭小的地区，又怎会有择而葬的想法呢？所以决定葬于城门附近，正是希望后人由此能理解他一生为什么要那样俭朴呵！”

晏婴的高尚品格使他得到世世代代的尊敬和称赞。唐代贞观年前，为保护晏婴遗迹以供世人瞻仰，唐朝延曾专门颁布法令，禁止人们在晏婴墓区十五步内打草砍柴——崇俭守朴，使他成为万世风范。

爱国将领冯玉祥，为国为民建立了不朽功业，而他一生却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不仅衣着朴素，给人淳朴农民的形象，而且饮食简单，保持北方农民的生活习惯，但他为抗日战争的捐款，却折合黄金两万三千余两。1940年5月30日，冯玉祥将军曾写了一首自题诗《我》，镌刻在泰山的墓碑上：

平民生，平民活，

不讲类，不讲阔，

只求为民，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守诚守拙。

这是何等高洁的情操，何等伟大的人格。当现今的人们立于冯将军墓前，低吟这几句平凡的小诗时，除了感动敬慕外，难道不会有更多的深思吗？一个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的人，难道会目光短浅地像鸡禽一样“只注重地下的一把糠吗？”马克思曾批评那些只贪图生活奢侈的人，说他们“具有的是猪栏的理想”，这种批评可谓严厉、可谓深刻。人生在世，切不可以像他们那样。

俭，对于治家，也有重要意义。古人说“饮食之乐多，不是好人家”，“人家治生，只怕无来处，不知其病根在去处”，“生财不如节财，省用方可足用”。

清朝大臣曾国藩曾教育家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他劝告家中妻子女儿，衣服不要多做，尤其不要大肆镶花嵌边，显得绚丽耀眼。有一段时间，他得知家中厨房每天花销费用过大，便对儿子说：“我在交卸两江总督官职时，还存着朝廷额外给的两万两银子。我当初没料到，这么多钱像今天这样放手地用，转眼也就要光了。你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做法，将每月要用的银子限定一个数额。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我带兵之初，就立下志向，不取军营钱财来肥私囊。你们要想不至于过于穷困，不低三下四地求别人的施舍，要想操持以后的生活，只有大力推崇节俭的美德。”

曾国藩作为清朝重臣，举家食玉饮桂，穿裘披锦，何患不能？他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要求家人，是因为他意识到奢可以败家，如古话说“名门右族，莫不由祖宗忠厚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嚣奢傲以覆堕之”。更为严重的是，“自俭人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一旦家人养成奢糜的生活风气，再想过俭朴的日子也就困难了。对于这一点，北宋人张知白有更深刻的论述。

在张知白做宰相时，家人生活也如同在河阳作节度判官时一样俭朴，有些亲友曾规劝他随俗一点：你现在得到的俸禄实在不算少了，而生活却这般俭朴；你虽自信清约，外人免不了要讥讽您如汉时丞相公孙弘，是在装穷。你应当稍微随大流一些。张知白听了，叹息着说：以我今天的俸禄收入，即使全家锦衣玉食，哪里会做不到？然而按人之常情，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就难了。像我今天这样优厚的俸禄，岂能常有？其身又岂能常存？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而家人习惯于奢侈已久，不能马上转为节俭，必致流离失所。哪里比得上我在位去位，身在身亡，生活大大如常的好？

张知白的眼光多么深邃、独到，可以说将这一问题看了个透。那些治家只贪求享受，放纵家人娇奢淫欲的人，难道不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吗？

现在的家庭，家长放纵孩子享受而导致的悲剧时有发生。1996年的《法制天地》上刊载了一起发人深省的母女犯罪案，读后让人慨叹不已。

当母亲张成梅因诈骗罪而判处死刑后不久，三个女儿也锒铛人狱。三朵金花过早地凋谢了，为什么呢？

张家有姐妹三人：张萍、张丽和张静。小时候，她们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俭朴生活。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家里有了钱，富了起来。家中有了三辆汽车，两辆摩托，两间房产，各种家电，还曾捐款二十万元拍《西楚霸王》电视剧（实际上电视台上当受骗，分文未得）。三姐妹成了千金小姐，要啥有啥，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张丽的丈夫也吸毒成瘾。

时隔不久，她们的母亲突然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房产、存款被冻结。随后，张丽的丈夫也因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三个“贵族小姐”，因断了经济来源，一下跨人了穷光蛋的行列。愈来愈深的毒瘾无情地折磨着这姐妹三人。老二老三丧失了廉耻，先后卖淫，随后又参与犯罪团伙。而大姐张萍，也吸毒成瘾，在罪恶的深渊里陷得不能自拔。

张成梅不但自己犯罪，还对三个女儿忽于管教，放纵让其过醉生梦死的生活，也毁了三个女儿；不但自己在人生坐标上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轨迹，而且给三个女儿铺成的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灰色的人生之路。奢，毁了她，也毁了她的家人。

个人俭才能安身立命、建功立业；家庭俭才能保门户平安。那么，俭对国家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西汉初年，由于楚汉战争的破坏，社会一片荒凉凋敝的景象：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百姓无余财，将相乘牛马。面对如此现状，汉文帝刘恒采取了免除田税与减省耗费两个密切相关的措施。正是因为能够禁奢侈、戒铺张，将官府的各项开支降到最低程度，才能有宣布“除田之租税”的胆识和气魄。文帝即位之初，贾谊曾劝他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兴礼乐，加强天子的威严，文帝认为这套改革方案兴师动众，过于靡费，未加采用。

文帝天元六年夏天，京师各地遇到特大旱灾和蝗灾，汉文帝又削减宫中日用品的供应，裁减郎官名额，开仓赈济灾民。正是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西汉社会到汉武帝时期才达到空前的繁荣，“民人给家民，都鄙廪，庚尽满，而府库余财。”

在新中国的初建时期，党中央领导人生活崇俭，也为后人留下佳话。三年自然困难时期，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每餐只吃腌辣椒、马苋菜，足有七个月未吃肉。工作人员给他按摩时，他脚背及踝部的肌肤由于浮肿，一按下去就一个坑，久久不能平复，这是严重营养不良的特征。周恩来知道后，一次又一次地劝毛泽东：“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大家也许都还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国内有天灾人祸，国外又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条件可谓艰苦卓绝。但正是从党中央到老百姓都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我们才终于渡过了这个难关。

可见，俭之于国，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从执政者开始崇俭守朴，就能在社会上形成艰苦创业的风气，一个国家有了这种风气，就不愁不振兴。反之，如果国家的统治阶级只知道奢侈享受，甚至由奢而贪不择手段地搜刮民脂民膏，那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清王朝大厦的倾覆就是很好的例子。

溥仪作为亡国之君曾说过这样的话：“清亡就亡在两王三贝勒。”两王即载沣、奕忻；三贝勒即载洵、载涛和毓朗。其中又对奕忻的印象尤坏。据魏元旷《光宣佥载》中载“庆亲王奕忻继恭王当国，不问政事，专事货贿，各官皆有价目，非贿不得。”奕忻的儿子载振与其父是一路货色，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庆记父子公司”。这个“公司”卖任何官职都是有价码的，小小的一个邮部尚书就值三十万两银子，奕忻父子用搜刮来的财富，大肆挥霍。

后来奕忻死后，内务府拟谥号曰“哲”，溥仪不同意，说：“奕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后经恳求，才勉强谥“密”字。溥仪作为皇帝，能看出奕忻之流奢侈腐化，贪赃受贿对清王朝的统治为害甚烈，也算总结了一条正确的历史教训——不过这是亡国之后才总结的。

历史之页翻到了20世纪，世界各国都展开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我国较之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这更要求我们发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但是不是人人都做到了这一点呢？

一桌饭，花掉几万块钱，公款报销；公款旅游，游遍中国的名山大川不说，还跑到外国去看花花世界。据《辽宁日报》载，辽宁省某市从1992年开始至1993年6月，用公费出国（境）旅游团组共一百七十二个，五百二十七人次，共耗费外汇八十九万美元；有的企业，反正资产是国家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的原材料便大量浪费，从领导到职工都熟视无睹等等，这些现象真令人痛心疾首。试想一想：他们浪费的都是国家的钱哪，这些钱物节约起来投入建设，可以创造多少财富？想一想日本，他们经济地位首屈一指，但他们的国民也以节俭著称于世。公司内从老板到职工都抱着主人翁的态度，尽力为企业节省。据说中国一个代表团去日本三菱公司考察时，竟然发现其抽水马桶里也塞有砖头，以便于节约用水：多么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只顾个人的花天酒地而挖国家墙根的“蛀虫”，联系自己比一比，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但也有深明大义，为国家节俭一财一物的人，宜昌三峡运输股份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永恒便是。这种人可以说是祖国建设的“脊梁”！

1996年8月19日，是该公司正式创办的大喜日子。张灯结彩，热闹异常，三十多名市县领导、新闻记者及二百名股东代表都到了，将大会的气氛推到高潮。下午2时30分，大会结束之时，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永恒宣布，请大家吃饭，不多久，服务小姐开始上菜了，首先是在每人面前摆一碟寻烩菜，紧接着便是一钵饭。大家望着面前一钵一碟饭菜感到疑惑难解，更多人不以为然，迟迟不肯动筷子，等着上菜。

这时，总经理陈永恒端着同样的饭菜走进来，向大家宣布：“从现在起，凡是公司各种工作性会餐能免则免，能简则简。确实需要会餐的一律实行份饭制；各种大小会议一律不准摆烟，不准摆水果；开会大典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以后凡是非生产性开支要尽力压缩。董事会、监事会要对各位股东负责，坚决杜绝大手大脚、大吃大喝现象发生。大家算一算，我们只按每桌二百元算，三百人就需坐三十桌，烟酒茶要花掉六千元。与其吃掉这么多钱，不如拿这笔钱给广大股东多办点实事，多分点红利……”陈永恒话音一落，餐厅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读到这则令人感奋的事迹，笔者不禁想：在现在的创业阶段，这种节俭奋斗的精神多么可贵，国家多一些像陈永恒这样远见卓识的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不就可以加快一些吗？一些人只哀叹中国穷，可他自己是否从节约一财一物起，为国家作了贡献呢？李商隐有诗云“历览前圣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至理名言确实值得人们细细体会，并付诸实践。

人奢，则身败；家奢，则家穷；国奢，则国贫：由此观之，俭，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