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为人处世技巧：学习《颜氏家训》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善焉。今不修身百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颜氏家训·名实第十》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这是《群英会蒋干中计》中周瑜酒后佯醉时，舞剑狂歌时的唱词。听后，一股豪迈之气顿时充彻肺腑。现代人，尤其是男人常把“成名成家”挂在嘴上，确实，人生在世需要成名，需要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被社会承认。那么，我们如何摆正名与实的关系呢？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颜氏的一番话，以一个形象的比喻道出了名与实的关系，值得所有一心想有所建树的人细细咀嚼。怎样才能求得名誉呢？颜氏认为应该靠“德艺周厚”即实力与实干来求取，有了这些，好名声就像一个人的美丽出现于镜中的形象也一样美，一样来得自然；反之，无其实而求其名只会费尽心机也一无所得，贻笑于人。这就像一个人如果容貌丑陋，他就不能奢望面前的镜中会出现一个宋玉或西施一样。

成名，是大多数人的追求，但不同的人对名也有不同的态度，恰如颜氏所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让我们从名与实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一看这几种人的不同态度。

居里夫人的一位女朋友到居里夫人家里做客时，忽然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在玩一枚奖章。女朋友拿过奖章一看，竟是英国皇家协会刚刚奖给居里夫的金质奖章！对此，居里夫人只淡淡一笑，解释道：“我是想让孩子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不能永远守着，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巴西的女科学家约翰纳·德贝赖纳确定了一种能和植物保持奇特合作关系的细菌，将它植入大豆的种子后，使大豆根部生出可以从空气中吸引氮的节状物，这样就不需给大豆施用化肥。这一发明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巴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豆生产国。巴西科技部长若泽·瓦尔加期曾赞扬说：“她对科学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人们一般以为取得那样大的成就，约翰纳一定早已成了百万富翁。在其它国家，像她这样的人一定会在广场上塑像，拥有设备最先进的实验室。靠发明专利权可获得数百万美元，但在巴西她的姓名几乎不为人们所知，她每月工资仅两千多美元，同其它六个研究人员共用一个实验室，她肯定地说：“我从没有为名利工作过。”

我国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帅才。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在安阳召开的功臣大会上，冀南人民的代表把绣着“常胜将军”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刘伯承谦逊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仗就不错了，是党的力，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已有。”建国后，当时的苏联要出版《百科全书》其中有一个辞条写刘伯承，刘伯承在审查稿子时，把称呼他为“革命军事家”的说法改为“革命军人”。他说：“要讲什么军事家，应该革命军队是个大‘家’，没有大家，哪有这个‘家’，那个‘家’。不要说我是个军事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军人。”

其实，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而是自己到底付出了什么。邹韬奋就曾说过：“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受益于他工作的裨益，才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这种情操可谓高尚，心存重实轻名的人基本上都信奉着这样或类似的人生哲学。臧克家的一生经历过坎坷，也曾面对辉煌，但都能做到泰然处之，年近九十，他仍“心境静，身也静”，他认为对人民有益的事要满怀激情去做，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则不必去计较什么。正是这种信条，使他永远处于精神快乐之中。

颜氏认为忘名的“上士”是因为“体道合德，而享鬼神之福佑”。这个观点姑且不论，就个人而言，我只觉得自己被他们的伟大的人格力量深深感动，他们的功业、德操、修养已使他们到了“荣宠不惊，闲视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看天边云卷云舒”的境界，那是种常人难以企及、小人望而却步的境界。是否一个人成就越高，就越在乎本身的内涵和实际，就越淡泊名利这个身外之物呢？

现实社会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一定的境界，有一定的品德和层次去做“上士”的。我只想提醒“中士”之流在追求名利时要注意手段，切不可沽名钓誉。颜氏说，只有“容色姝丽”，才会“影必美焉”，正是提醒世人注意这一点。前不久在报上看到的一家日本大商场的经理的事迹，可谓求名有方。

日本有一小有名气的商场，一次售货员因疏忽将次品卖给了外国客人。商场经理听说后勃然大怒，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事业刚起步，名声相当重要，这样做可能会前功尽弃。”当自作聪明的售货员申辩说外国客人因为匆忙，只付了钱而未带走购物凭据时，经理还是觉得不妥。他按售货员提供的关于顾客的一些线索，查找了市内所有可能居住的饭店，费尽周折，终于查清了外宾的处所。他亲自打电话致歉并派人将好商品送去。事后外宾感谢再三，当这事被公众知晓后，人们感动于那家商场对顾客的诚实与不欺，都愿意去那里购物，顿时商场生意兴隆，名声也随之远扬。我们说，这位经理的做法很明智。他知道，错误发生后，隐瞒否定求取虚名只会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真相大白后，最终名誉只会加倍受损；相反，坦白诚实的态度倒更能令人接受，“伪巧不如拙诚。”因而，人有了疏漏错误，应学德高的人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不学小人文过饰非。君子之过，应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容色姝丽”，才会“影必美焉”；“德艺周厚”，也才会“名必善焉”，所以“名”的基础是“实”，现代人不是要“成名成家”吗，就更应摆正“实”与“名”与“家”的关系：有“实”，“名”才会长久，才会发展，进而成“家”。由此，我想到了当今文艺界存在的追名逐利、华而不实的“不甘寂寞”的浮躁现象。如今文艺界成名者多如过江之鲫，今天一个“星”，明天一个“家”，令人眼花缭乱。这些人中自封为“家”的有，众人捧“家”的也有。于是有人惊叹：这年头，成名成家真是太容易了。

真是这么回事吗？从事文艺工作，成名成家确实是事业成就的标尺。只要在文艺上真正有成就，肯定会名至实归，最终卓然成家。然而成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前几年，“追星族”应运而生，一些机构或个人出于种种目的或机缘制造了一大批新星，让人应接不暇，但这些人中大部分却因为无“实”又不肯努力、勤奋而与“家”保持着无法缩短的距离。

因而，评论界感叹太多的人成“名”而太少人成“家”。究其原因，是因为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培养了有名无实、华而不实的“名人”；人们进而忧思：当老一辈艺术家卸下主角重担后，有几位大“家”能继续担起重担呢？

所以，为了明天的成就，我们应将眼光放长一点，不要只注重暂时的虚名而放弃切实的奋斗。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生活中也不乏一些为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鲜廉寡耻的人。那些“小人干名”的穷形尽相，真令人嗤之以鼻。

《颜氏家训》中有几例，为追求“淡泊功名”的声誉，伯石让卿，王莽辞政，而这些事后证明都是蛊惑人心的假象。为求孝子之名，一贵人在亲人死后，于苫块之中选巴豆涂脸，使脸上长出疮疤，向别人显示自己悲哀过度，以致哭伤了脸。

在文革期间，曾发生过一件耸人听闻的案例，其主角为了求名，竟到了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一九六八年《人民日报》向全国推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护桥英雄刘学保，说他有一天傍晚在林场内部院子里巡逻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他猛扑过去，压断了对方四根肋骨，同时发现桥上冒着火花——反革命分子竟在桥上放了炸药！他马上掏出斧子砍向那人的头，又赶快抱起炸药包……他被震倒在河滩上，失去了左手，他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桥上的炸药炸了没有？”刘成了名噪一时的英雄，事迹传遍神州，编进了多种宣传教材，写进小学课本，一顶顶桂冠飞向他：兰州军区党委委员、中共九大代表……

谁知历史又在和人们开玩笑，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后，不断有人给县委去信，提出多种疑点：工业导火索燃烧时怎会有蓝火花？脸盘大的炸药包爆炸，可使人粉身碎骨，而刘当年为什么只伤了左手的几根手指，地面也没有留下被炸的痕迹……

几经侦察，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为出人头地，捞取英雄头衔，刘在那天晚上尾随职工李世白，在行至桥东南侧八米处时用斧头和石头连砍李世白的头部，致其重伤倒下，然后窜至大桥南侧三米处的河滩引炸了相当于雷管杀伤力的爆炸物，伪造爆炸现场。

虽然十六年过去了，法律却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放弃对罪犯的惩罚。“护桥英雄”刘学保被依法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

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那人当时费尽心机，“自以巧密”，一旦真相暴露，则“承之以羞大也。”我们万万不可和他一样，为获取名誉，而不顾廉耻。莎士比亚有句名言“虚名是一个下贱的奴隶，在每一个墓碑上说着谎话”，让我们还是远避虚名为好。

沽名钓誉的小人和名人上士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上士，他们越是谦卑，越是淡泊，人们越仰慕他们；而小人呢却是投机钻营，不择手段，越是受到人们的鄙夷。由此我想到了臧克家的诗《有的人》，它将两种人对工作、对人民的态度，与他们的结局作了形象的比较，如果对此深思一番。可得一些启示。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而结果呢，“把名字刻人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因而，奉劝所有人，求名之际更要看重“实”，不要只在意表面的浮华的东西，以至在追求奋斗时“舍本逐末”。应少一些花架子，诸如“将名字刻人石头”之类的举措，多一份切实的奉献，常言道“人不追名骨气增，人若追名自身轻”。《南方周末》报曾报道了浙江一位普通的个体户祁九如捐赠千万元给金华大学的事迹。他把装满五十多个麻袋的一千零二十万元用两部面包车拉到金华大学，把这笔巨款捐给学院，并拒绝透露姓名（他的名字是经过一番查找才证实的）。在这以前，他已匿名捐了几十万元给市民建房。他对记者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名利，如果真要讲点名的话，我认为生前名是虚名，要身后名才是实名。但从为人民做贡献上看，任何名利都可能是过眼云烟。”他不求名利，不求吹捧、赞扬，只是默默地奉献。他属于臧克家所说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那一类人。人们会永久的记得他、感激他。

另外，名有时是个说不准的东西，它并不是评判人的价值的最公正的权威，所以更应该正确对待它。杜甫的诗歌是不朽之作，但在他生前其价值并未被社会承认，直到中唐——他死后几十年后人们才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大文学家曹雪芹、蒲松龄也是如此：曹学芹晚年“举家食粥酒长赊”，穷困潦倒，顿挫失意；蒲松龄也一生不得意。《红楼梦》、《聊斋志异》也是在他们死后才得到社会的承认。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历史有时偏偏让一些小人、一些不学无术之辈得势。就《明史》而言，《文苑传》中所列的不少所谓名人，身居高位而才情浅薄。他们是靠什么成名呢？是门第、权势和裙带关系，而像冯梦龙这样才华出众的通俗文学家竟未被列人。

现代社会依然是复杂的，类似于此的现象不会完全不出现。对于那些有才华、有能力而暂时未被社会承认，以致消沉失意的人，应该认识到“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有实际的能力和实在的成绩，不必太担心名誉不来，为一时的名利未得而斤斤计较是大可不必的。人，应有宽阔的胸怀，应向着目标孜孜不倦地奋斗努力，相信偏见和忽视只是暂时的，社会最终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摆正名与实的关系。那么我们如何去鉴别现实生活中的真名与真实呢？

记得孔夫子说过：“不有祝舵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与今之世矣。”祝鸵是春秋时卫国人，因为能说会道，巧舌如簧，被卫灵公封为大夫；宋朝是宋国贵族，由于外表俊美，取得了卫灵公及其夫人南子的宠爱。大概是春秋之时“以言取人”和“以容取人”的弊病太突出了，所以孔夫子也不免发出感叹：如果没有祝宋之流的巧言或美貌，在当时的社会是难以受到重用的啊。

对不注重实际能力，而贪其“巧言”“令色”之名的待人态度，孔夫子早已提出过批评。后世人仍往往看重被任用者有无“才子”之名，是否出自名门而忽视其真才实学，晋朝左思在《咏史》中就悲愤地写道：“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但北宋的晏殊在审视人才时，却不看重名气门第，他选出“真才”王琪的故事，被后世誉为佳话。

晏殊选才时没有按当时的惯例：先报作者姓名、籍贯、职务、门第，只让随从念他们所作的诗。其中有一首颇具文采，经打听方知其人姓王名琪，是江都县一小主簿，如果从年龄、门第、官位而论都只是一个无名之辈，可晏殊却破例邀王琪相见，试其才华，说：“我写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有下联。”王琪当即答道：“何不用‘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对？”晏殊喜出望外，大为赞叹。他正是看重实际，才选出了真才。相反，战国时的赵国用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事空谈家赵括，结果使赵国损兵四五十万，赵国也因此元气大伤，由盛而衰。由此可见，当我们看待一个人时，他的“名”是一方面，更应看到盛名掩盖下的实，重名更重实。否则，贻害不浅。

现在，各行各业为了本身的发展都在积极招揽人才。但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重名不重实的现象。有些单位只注重文凭而忽视了真才实学，只注重口头的夸夸其谈而忽视实际能力，只重所谓的“气质”而忽视内涵等等，都是重名不重实的直接或间接表现。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

才能，是很实际、很实在的东西，它平时“深藏不露”，到具体用的时候方才显现出来。仅仅一张文凭，一副好口才，是不能成为评判它的依据的（这里好口才对于公关之类的职业除外）。所以，选拔人才时领导应将眼光放精，放深邃一点，应注重待选之才是否有实际能力和实干精神，而不是表面的浮华的那些东西。“良才值千金”，那些真才在事业中给人的帮助是巨大的，能启用他们，是领导的幸运；而有名无实的赵括之流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误用了他们，到时后悔也就晚了。

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一句话：个人奋斗时，应求名，更求实；审视他人时，应重名，更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