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需要、分工与货币新问题域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需要、分工与货币新问题域

【摘要】:在[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分工]和[货币]两个片断中,马克思集中评述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争论,并在围绕需要、分工和货币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提供了超越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新的思考。在有关“需要”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隐含着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挑战。与特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中的“需要”相关,马克思同时还必须回应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分工的问题,一个是货币的问题。

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对以工业为基础的私有财产和现代市民社会内在对抗性矛盾的新的认识。基于这一认识,面对当时西欧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当德国西里西亚爆发纺织工人起义的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基于私有财产的批判性分析,总结评述了有关共产主义问题的七个要点。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前五个要点被后来的编者作为一个独立的片断,并冠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标题;第六个要点与马克思随后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合并为[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第七个要点独立成一个片断,被命名为[私有财产和需要]。在[私有财产和需要]、[增补]、[分工]和[货币]两个片断中,马克思集中评述了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争论,并在围绕需要、分工和货币问题进行的讨论中,提供了超越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的新的思考。

笔记本Ⅲ[需要]一页

作为马克思自己论述共产主义问题的第七个要点,[私有财产和需要]的讨论实际上是对第四条讨论中所涉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感觉对象性问题的补充。它主要围绕国民经济学,特别是其中关于奢侈与节约的争论展开。站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无论是罗德代尔、马尔萨斯还是萨伊、李嘉图,国民经济学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双方共同的根基是私有财产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发财致富,共同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因此,在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国民经济学揭示的是“撇开了道德”的现实,人的需要变成了财富积累的工具,无论是穷人“粗陋的需要”,还是富人“讲究的需要”。不得不说,在“需要”的问题上,马克思切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实质。

在有关“需要”问题的讨论中,已经隐含着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挑战。这是因为: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作为基础的恰恰是作为感性对象性存在的人。作为对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感性对象性的人,无疑具有彻底的颠覆意义,但是在面对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时,感性对象性存在却不得不面对其中所涉及的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的“需要”,以及现代市民社会内部不同经济关系中的“需要”;尽管马克思的补充分析是直接针对赫斯的讨论展开的,但追根溯源,这势必导致对费尔巴哈的反思。与特定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中的“需要”相关,马克思同时还必须回应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分工的问题,一个是货币的问题。

分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既具有历史过程的含义,也具有社会结构的含义。一方面,分工的发展是财富生产、社会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分工又构成了市民社会内部结构的核心要素。“需要”的讨论与分工存在直接的关联。而分工的形式又构成了理解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分工的讨论标志着马克思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考的不断推进,同时也必将带来自身哲学方法论的反思。在一年多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作为社会历史理解的直接出发点的就是分工和生产力概念。

早在1843年底写作《论犹太人问题》时,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市民社会中货币的作用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之前的部分,马克思还曾在批判的意义上将黑格尔的逻辑学比喻为“精神的货币”。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则明确提出,货币是交往的中介和异化形式,而交往则是人的类本质和对象性存在。在第三笔记本的最后,马克思撰写了有关货币的片断。虽然这一片断更多呈现出文学性描述的特征,但是结合马克思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此时对货币的理解,具有市民社会中异化的、奴役性的抽象物的哲学含义;不过,马克思将逐渐意识到,对于货币的批判,不应该仅停留在异化批判的框架中,而应该深入到分工和交往的具体形式中去开展。正如我们可以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看到的那样,虽然在讨论货币和交换问题时,的确可以发现被称为“异化”的经济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的分析,需要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去寻得。

笔记本Ⅲ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