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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疑问: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及其理论问题

【摘要】:但是现实却给了这个23岁的青年人一个残酷的打击。但是在1842年底,由于理论观念的变化,马克思同鲍威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以至形同陌路。可以看到,世俗层面的问题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由理论问题导致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有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哲学探讨,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面前,会遭遇自身的困境。这个苦恼的疑问就是理性主义国家观与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马克思博士学位证书

1841年,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时,马克思仍然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的哲学教师,并在哲学思辨中推进现实的变革。但是现实却给了这个23岁的青年人一个残酷的打击。由于普鲁士国王的一道敕令,马克思失去了进入大学任教的机会。所幸,这年年底,在同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友人格奥尔格·荣格和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马克思谋得了一份差事,进入位于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工作。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精力充沛、思维活跃、文笔不错,甚至如赫斯的一封推荐信中所说的那样,“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这个人就是马克思。客观说来,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在进入编辑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了《莱茵报》的主编。但是,这一时期的政论生活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理论的。

19世纪40年代的科隆

从世俗的层面讲,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开始分道扬镳。马克思在柏林求学期间,鲍威尔与马克思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在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包括准备求职期间,都给予了马克思许多重要指导。但是在1842年底,由于理论观念的变化,马克思同鲍威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以至形同陌路。二是由于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中秉承一种激进的理论态度,这不仅使他与编辑部的同事有所龃龉,而且导致《莱茵报》本身受到普鲁士政府的查封。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了《莱茵报》编辑部。

可以看到,世俗层面的问题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由理论问题导致的。马克思早在中学毕业时,就已经确立了为人民而工作的旨向。求学阶段所发生的理论转向,也是基于对现实的分析和对理想的追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有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哲学探讨,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面前,会遭遇自身的困境。这个苦恼的疑问就是理性主义国家观与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所谓理性主义国家观,可以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并在青年黑格尔派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国家是客观精神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是对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扬弃。所谓扬弃,简单说来就是批判性继承。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主观精神,二是客观精神,三是绝对精神。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简单说来就是,国家可以在社会生活中体现绝对精神的要求,构成整个社会的伦理现实。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为这样一种伦理国家注入了更加强烈的变革既有现实、实现理性要求的意味。马克思这一阶段对出版自由的呼告,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对理性和自由的追寻。但是现实的普鲁士国家,显然不是这样一种理性国家。那么,现实的国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就是所谓的“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写作《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这两组文章的过程中,马克思越来越直接地感受到一个问题:现实的国家非但没有体现理性的要求,按照理性的原则行事,反倒是在具体法律政策的制定中,反映了私有财产所有者的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的泛滥,是对传统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冒犯。此时的马克思还以一种哲学的笔调,发泄自己在面对物质利益的难题时所产生的愤懑不满:“在真正的国家中是没有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作为这一类粗陋的物质成分同国家协议的;在这种国家中只有精神力量;自然力只有在自己的国家复活中,在自己的政治再生中,才能获得在国家中的发言权”。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然而,在现实中,马克思却发现现实的国家被“三文臭铜钱可以换得”的“下流的唯物主义”所支配。也就是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使用的唯物主义,与其在《莱茵报》时期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存在根本的区别。在1843年之前,马克思所理解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下流的唯物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应该被表述为拜物教,或者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物质主义。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转向唯物主义呢?这又同青年黑格尔派有怎样的理论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