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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哲学

【摘要】:马克思是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由于当时的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密切关联,青年黑格尔派的讨论首先是从宗教领域展开的,无论是施特劳斯、鲍威尔还是费尔巴哈,其论述对象首先都是基督教问题。因此,马克思选择拥抱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本身同黑格尔所强调的绝对精神,以及作为客观精神实现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念并不冲突。

马克思是在大学期间,成为一名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准确来说,其标志是1837年底,马克思在给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汇报自己的求学生活和思想变化时,提到自己在法学研究中,因为利用康德、费希特式的形而上学建构法学体系失败,最终投入了之前的敌人——黑格尔的怀抱。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坚持在现实中发现理性,这一点是从应然出发的法的形而上学所不能比拟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马克思此前的生平和求学经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发现:马克思转向的黑格尔,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所坚持发展的黑格尔哲学;而从康德、费希特转向黑格尔,并不意味着对前者的彻底抛弃,而是在自我意识哲学的基础上,捍卫了康德、费希特所秉承的理性主义立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所坚持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自我意识哲学,更接近于费希特而非黑格尔。

从18世纪末开始,受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西欧社会开始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其称为“双元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影响也波及当时的普鲁士。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对这一变革进行了回应。可以说,受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分别以哲学的方式论证了“市民社会”兴起的合法性。只不过,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以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挪用,黑格尔更加强调绝对精神的辩证实现,并将伦理国家视为客观精神的一个必要环节。

马克思1837年致父亲的信

伊曼努尔·康德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然而,黑格尔去世后,他的思辨哲学却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被加以继承和运用。一种方式是由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提供的,他们把黑格尔客观精神在理性国家的实现作为普鲁士王权的理论辩护。另一种方式是由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阐发的,他们把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视为变革现实、实现理性的理论工具。因而,青年黑格尔派也被称为黑格尔左派。由于当时的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密切关联,青年黑格尔派的讨论首先是从宗教领域展开的,无论是施特劳斯、鲍威尔还是费尔巴哈,其论述对象首先都是基督教问题。

1818年,马克思出生在普鲁士西部边陲的小镇特里尔。这里是普鲁士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位秉持理性主义观念的律师。这一点可以通过他以犹太人身份改宗基督教体现出来。受其父亲影响,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最先学习的是法学。在法学研究中,为了抵制保守主义的观念,马克思曾经尝试以康德、费希特式的形而上学,即从理性的原则出发,建构一个法学体系。但是在对现实问题的解释上,这个体系遭到了破产。马克思不得不转向黑格尔,选择在现实中发现理性的辩证观念。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自己之所以会发生这一转向,是同他与博士俱乐部成员的交往直接相关的。换言之,这一转向在直接的意义上受到了当时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特别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所谓自我意识哲学,可以追溯到康德和费希特。按照黑格尔的判断,康德提出了自我意识的问题,而费希特的哲学则把自我意识原则化。黑格尔自己进一步将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精神的内在特征。鲍威尔在基督教神学批判中,强调了自我意识哲学的重要性。

只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观念,并非个体意义上说的自我的意识,而是理性辩证运动、自我实现的原则本身。因此,马克思选择拥抱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本身同黑格尔所强调的绝对精神,以及作为客观精神实现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念并不冲突。只是到了后来《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活动中,马克思才发现了挑战自我意识和理性国家的难题:物质利益问题。

作为这一转向的结果,受鲍威尔影响,马克思选择了以哲学史研究的方式来论证自我意识哲学的合法性。作为其成果的,就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其中,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强调的作偏斜运动的原子,来比附自由的自我意识,阐发一种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观念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

布鲁诺·鲍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