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不得不承认，这并非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2023-08-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读：马克思的再度震撼
【摘要】：因此，历史并未如胡克所期待的那样——“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继续被鼓掌欢呼，而是在1970年之后就逐渐为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格奥尔格·卢卡奇
1971年，《新左派评论》杂志曾经发表了一篇对卢卡奇的访谈。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提道：
当我1930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梁赞 诺夫给我看了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写的 手稿。你们可以想象我的兴奋心情：读这些手稿，使我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关系发生了变化，使我改变了我的哲学观点。
不仅仅是卢卡奇，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之后，一大批西方学者表达了兴奋之情。只不过，这种兴奋之情可能具有多重含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朗兹胡特和迈耶尔、马尔库塞、亨·德曼、弗洛姆等人所宣称的“新发现的马克思”或一个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
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中被命名为“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844）”］撰写的导言《马克思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意义》中强调，“人的真正使命的实现，是贯穿整部著作的思想。……他（马克思）以自己整个余生的精力集中于指出那些使观念和现实的矛盾得到解决的既存的现实力量（资本）”。马尔库塞则在1932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强调，“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在其发表的《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更为赤裸裸地宣称：“这部著作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更清楚得多地揭示了隐藏在他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隐藏在他一生的全部科学创作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伦理的、人本主义的动机。”
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
也就是说，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甫一问世，这部作品就被西方学者看作是阐发一个新的、不同于既有理论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出发点。这种新的阐释的最为核心的要点就是：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这种观念，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发展、冷战开始后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一发不可收。对此，美国学者悉尼·胡克在1966年曾经以一种文学化的笔调描述道：
胡克《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被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奇异景象，即卡尔·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弄得困惑不解。他的第二次降世不是像《资本论》的作者那样，是身穿风尘仆仆的常礼服的经济学家，也不像是革命的长裤汉，《共产党宣言》中很有鼓动劲的作者。他穿上了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衣服，带来其作用超乎阶级、政党或宗派的狭隘圈子的关于人类自由的喜讯。
同样，这种依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反思和批判。早在1932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刚刚开始借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释“新发现的马克思”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卡尔·施穆科勒就专门撰文进行澄清和批评。在这篇名为“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的文章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成果。20世纪50年代后，以拉宾和巴加图利亚为代表的苏联学者，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视为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重要环节。尽管与苏联学者有所区别，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其《保卫马克思》中同样批判了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倾向，并明确指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从“意识形态”到“科学”的认识论断裂。
简单说来，利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发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其理论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迎合了西方学者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敌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口味和需要。无论是文本依据还是理论逻辑，这种观点都难以经得住考验。因此，历史并未如胡克所期待的那样——“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继续被鼓掌欢呼，而是在1970年之后就逐渐为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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