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经以不同形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存在十种中译文。1956年9月,《经济学—哲学手稿》全译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存在四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文全译本。中共中央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2002年10月版。......
2023-08-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写作于1844年4月至8月间。写作者是卡尔·马克思。因为写作这份手稿时,马克思旅居巴黎,所以它又被称为《巴黎手稿》。这份手稿,马克思在世时并未对外人专门提起。甚至连马克思一生的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并未专门谈到过这一文献。这份手稿连同马克思的其他文献遗产,在马克思去世后,由恩格斯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原稿辗转流传,现在保存于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1920年前后,《手稿》连同《巴黎笔记》的其他笔记本,曾经被照相复制,由苏联(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大卫·梁赞诺夫收集保存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192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3卷上,《手稿》第三笔记本曾以“《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为题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1932年,《手稿》完整的三个笔记本被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第一部分第3卷上。这也是第一次出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个标题。几乎与此同时,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在《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中编辑出版了《手稿》的第二和第三笔记本,并命名为“国民经济学和哲学(1844)”。19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第一部分第2卷,以写作顺序和逻辑顺序两种编排方式再次出版了《手稿》。
众所周知,1932年《手稿》以两个版本几乎同时公开问世,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范围、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或“两个马克思”争论。借助于《手稿》的发表,西方学者强调从中可以发现一个不同于《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形象,并以之来补充甚至是反对第二国际以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被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对此,美国学者悉尼·胡克曾形象地描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包括苏联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的基础上,开始对《手稿》文本和逻辑进行细致的研究梳理。最具代表性的,是1965年阿尔都塞出版的《保卫马克思》,直接批判诉诸《手稿》阐释的人本主义思潮。此外,《手稿》的研究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研究。
依托MEGA2两种编排方式的研究,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文本研究的推进,经过多年的探索,《手稿》已经被普遍视为马克思“正确世界观的发源地”。也就是说,《手稿》中的确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很多至关重要的因素,而马克思后来的研究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溯源于这一时期的思考。但是《手稿》毕竟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加以历史的考察。相应的,在马克思诞生200年、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70年之后,回过头来重新研读《手稿》,追溯马克思早期探索的心路历程,回顾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伟大理论实践,结合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总结《手稿》研究的学术成果,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论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手稿》尽管并不能被称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我们却没有理由不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典。
为了更好地把握《手稿》的文本、思想和意义,体会马克思的伟大人格,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我们尝试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探索工作:
第一,回顾《手稿》的发现之旅。不仅《手稿》的文本存在一个被发现、整理并调整的过程,而且《手稿》研究也存在一个形成、争论、深化、发展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手稿》的发现就不是狭义上的文本的发现,而且是青年马克思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之路的发现,以及在此过程中,围绕“市民社会解剖”所进行的理论争论及其思想效应的发现与探讨。其中,“青年马克思”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史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以说,尽管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青年马克思问题”在学术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热点话题,但是由此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质及其确立过程的研究,仍将是一个学术研究中需要不断回顾的话题。
第二,探索《手稿》的文本形态。经过多年研究的积淀,在目前的中文语境中,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到的《手稿》文本,主要存在三个形态:一是MEGA1所提供的,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2卷为代表的文本形态;二是MEGA2所提供的按逻辑顺序编排的文本形态,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为代表;三是MEGA2所提供的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文本形态,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2014年版)为代表。结合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提供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档案,我们可以尝试结合档案的文本形态和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综合考察《手稿》的文本形态,并为理论研究的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基础。
第三,追溯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纠葛。《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挪用,对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卫·施特劳斯的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与改造,是既有研究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对于《手稿》的理论逻辑,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早年转向青年黑格尔派,并在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中逐步告别青年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历程,将《手稿》置于从理性主义国家观批判到人本主义逻辑反思的进程中来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涉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基本范畴,也将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中获得更为具体的历史的阐释。
第四,梳理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得失。从1843年10月马克思到达巴黎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就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并逐渐成为其研究的重心。作为最早研究政治经济学并进行独立批判的理论成果,《手稿》的理论得失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回到《手稿》的文本和逻辑中去,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把握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矛盾和理论困境,并尝试进行了哲学的反思,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进,新的问题域不断涌现,相应的,马克思自身所具有的哲学逻辑框架也处在一个不断嬗变的过程之中。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意义上,《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无法替代的角色。
第五,厘清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改造。谁也不能否认,1844年伊始,马克思已经自觉站在了无产阶级和人的解放的政治立场上来,但是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对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与改造,《手稿》提供了直接的文本依据。《手稿》直接记录了马克思面对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对当时德国和法国流行的种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进行的研究和反思。在这一点上,《手稿》的意义,除了是帮助我们澄清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帮我们把握马克思对当时不同的社会运动以及这些运动背后的思想观念的态度。而这,也深深地内嵌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思想探索之中。
第六,总结中国学者《手稿》研究的经验与成果。《手稿》公开问世之后,旋即被介绍翻译到中国。中国学者的《手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观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窗口。围绕《手稿》的翻译和研究,《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人本主义和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等主题,中国学者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成果,并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征程中,《手稿》研究可以也应当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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