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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版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因素及经营绩效研究

【摘要】:Meyer和Rowan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技术性或复杂关系模式的产物,同样也是文化规则理性化的产物。例如,Williamson提出,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组织的协作成本和内部代理成本的增加,这是企业组织结构从U型组织向M型组织转变的根本原因。组织结构关系是组织理论家和实际管理者研究的基本对象。Scott在《组织理论》一书中指出,外界环境、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组织边界对组织结构存在着影响。

组织是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都非常重视的研究主题。经济学界对企业组织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Marshall(1937)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资本”与“土地”三要素模型进行修正,认为应该将“组织”作为第四项生产要素来对待。Marshall强调指出,组织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Scott、Meyer、Rowan和Zucker为代表的新制度组织理论认为,组织不仅需要在一定的技术环境中运作,还要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新制度组织理论从组织的制度环境着手,以组织域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基于制度同构的思想去分析和解释组织同质性过程,同时强调,组织在环境中的运营,不仅要满足技术环境的要求,还必须服从企业的制度环境所制订的规则和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组织效率。例如,Meyer和Scott(1983)认为,尽管所有的组织都会受到技术与制度环境的影响,但由于组织的产品特点、行业属性等的不同,有一些组织容易受制于技术环境,而另一些组织则更容易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Meyer和Rowan(1977)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技术性或复杂关系模式的产物,同样也是文化规则理性化的产物。以Coase、North和Williamson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理论则认为,企业规模的边界由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管理费用)与市场的边际交易费用决定,交易成本的变动会导致组织结构的转变。例如,Williamson(1991)提出,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了组织的协作成本和内部代理成本的增加,这是企业组织结构从U型组织向M型组织转变的根本原因。

同样,组织结构及其变革也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组织结构关系是组织理论家和实际管理者研究的基本对象(Kast&Rosenzwig,2000)。以泰勒、法约尔、韦伯西蒙、巴纳德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管理研究已经开始以实践为起点来认识组织结构,并对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Taylor,1911;Fayol,1916;Weber,1946;Simon,1956)。泰勒(1911)主张将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离,作为职能部门的计划部门主要决定工作流程,进行动作分析以确定作业的操作顺序,控制和监督作业部门的工作,另外,他还提出企业应实行职能工长制。这样有利于把专门化的知识集中于职能管理,从而更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法约尔(1916)提出了直线职能制的组织结构,他认为在统一指挥、统一领导的基本原则下,企业应该设置参谋机构,从而形成传统的直线组织和参谋制结合的组织结构——直线职能式。韦伯(1946)提出了理想的科层组织结构体系,他认为,合理合法的权力是科层制组织形式的核心要素,以理性和合法的权力为基础的科层制组织是最有效地进行管理的组织形式。只有理性和合法的权力才可以成为行政组织的权力基础。由巴纳德(Chester I.Barnard)创立,并由卡斯特(Fremont E.Kast)和罗森茨维克(James.Rosenzwig)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系统学派,以系统的观点分析组织,提出组织是一个由5个分系统,即目标和价值分系统、技术分系统、社会心理分系统、结构分系统和管理分系统组成的协作系统。以伯恩斯和斯托克(Burns&Stalker,1961)、钱德勒(Chandler,1962)、琼·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1965)、菲德勒(Fidler,1965)、劳伦斯和洛希(Lawrence&Lorsch,1967)、卢桑斯(Luthans,1973)等学者为代表的组织权变学派,在系统学派组织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组织结构的“适应”理念。他们认为:现实中不存在某种唯一最好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合适的组织结构形式就是有效的。企业应该依据环境、技术、规模、战略等因素确定合适的组织模式。而某一种组织结构形式是否适用于特定阶段的特定组织,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境因素或权变因素来综合确定。以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斯隆(Alfred P.Sloan)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发展了组织权变的思想,但更强调组织管理应从实际出发,以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把管理经验升华为管理理论,以给予管理实践工作更多有用的建议。

由于组织结构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研究组织结构的定义、内涵(Blau,1974;Ranson,1980;Robbins,1983)和组织结构的维度(Weber,1947;Hage,1965;Hage&Aiken,1967;Pugh,1969)以及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Burns&Stalker,1961;Mintzberg,1979)。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因素。Scott在《组织理论》一书中指出,外界环境、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组织边界对组织结构存在着影响。Daft研究了企业战略和组织有效性的关系,分析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Child(1973)提出,“复杂性是促成科层化控制(即正式化与分权化的程度)的因素。其中,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可以通过组织的规模、技术、位置及环境等变量测量。相对于组织规模而言,复杂性与组织正式化的联系要更为直接”。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组织结构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Williamson(1975)的研究发现,某些特定类型的组织结构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获利能力,企业采用合适的组织结构将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目标。Armour和Teece(1978)发现,M型组织结构形式与企业的获利能力存在正相关。Lai和Limpaphayom(2003)认识到Keiretsu型公司的组织结构会对以收益率衡量的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的影响。Keister(1998)通过对中国企业的研究,提出具有一定结构特征的企业集团在组建后,可以显著提高附属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生产率,企业集团的集权程度越高,集团的经营绩效就表现得越好。Lin和Germain(2003)也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提出,行业的增长绩效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控制特征存在关联,其中,增长绩效与组织结构中的分权化特征负相关,但与正式控制和分权化二者的交互作用正相关。这些研究也进一步明晰了组织结构变革会影响到企业后续的经营情况。

企业是通过特定形式的企业组织结构使其内部成员能既分工又合作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工作。企业组织结构发展先后经历了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虚拟网络制等各种不同形式,而这些组织结构形式,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专业化、知识化、制度化、标准化、权力集中化和程序化等特征。企业的创新发展要求组织结构必须是有序的和规范的,这样有利于企业整体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要求具有自由、灵活和宽松的特性,来使成员具有一定的创造力。因此,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设计,应该确保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但由于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高层管理者需要审慎权衡和协调这两者之间关系,以确保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的组织结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