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大脑与领导力行为—心理学家探究社会关系的进化优势

2023-08-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社会化的器官。事实不过是，我们有一种意识，观察和反思我们的行为和周围的世界，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层面。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们将意识的存在归因于社会关系。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潜意识的产物，并为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提供了进化上的优势。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大脑功能，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生存。

在我们的生活中，社会关系对我们是谁、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成就有多重要？我们的大脑是一个个人得分最大化的机器，还是一个集体平衡的机器？我们应该只关心自己，还是应该把宝贵的大脑能量花在别人身上？归根结底，领导力是个人游戏还是社会游戏？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令人惊讶，有时甚至是违反直觉的是，“我们”比“我”更重要，因此，这些问题成了BAL模式的核心。一个不能理解并与他人的大脑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的领导者是注定要失败的领导者。

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社会化的器官。社会关系对大量的大脑功能和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忽视它们或降低它们的等级，只会损害我们的整体领导能力。事实不过是，我们有一种意识，观察和反思我们的行为和周围的世界，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层面。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们将意识的存在归因于社会关系。英国心理学教授彼得·哈里根和大卫·奥克利（2015年）这样解读“意识”：

……只是太晚了，无法影响与之相关的心理过程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潜意识的产物，并为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提供了进化上的优势。

这是个神奇的观点，似乎让我们彼此不同，甚至让我们的行为变得自私自利，让有意识的思考变得独一无二。实际上是无意识的大脑功能，帮助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不是个人生存。“我们”创造了“我”！我们在组织和个人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深刻的个人主义，这听起来是多么的矛盾。据哈里根和奥克利（2015年）的观点，我们的潜意识把所有的信息和决定传达给我们的意识，然后创建一个个性化的构建，以在现实世界中开发适应性策略——比如，预测他人的行为；选择传播信息；能够基于外部刺激而调整认知。而且，并不是只有他们这样认为。神经学家迈克尔·格拉齐亚诺提出了“注意力概要理论”（the Attention Schema Theory），他认为，我们的意识是为了探测他人的意识，从而能够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假设。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古兹曼，2015年）中说道：

我们感知他人的意识。这对我们作为社会动物来说很重要。你知道，光看另一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把那个人想象成某种机器人，你必须预测他的下一步动作。我们有这样一种直觉或直感的印象：另一个人是有想法的。我们用它来帮助我们理解他人，帮助预测他们的行为，更好地与他们互动。我们经常这样做。事实上，我们非常渴望看到其他事物的意识。

我们本能地利用我们的注意力，无意识地发现他人的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迹象，以便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注意力概要理论”：我们利用我们的一部分注意力来获取别人的思维、感觉和行为的模式。另一位心理学教授兼《人类关系中的神经科学：依恋与社会大脑的发展》（The Neuroscie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brain）（2006年）的作者路易斯·科佐利诺强调：“大脑和身体是生物有机体，也是社会有机体，例如，大脑中的神经元是一种社会有机体。它需要与其他神经元连接（沙利文，2015年）。如果人类和神经元不能在整个社会领域或大脑中建立足够的连接，它们就会被孤立，甚至被社会和神经系统所排斥，结果可能是消极的。由于神经元需要为大脑创造新的途径来保持健康和繁荣，人们需要建立新的关系来保持健康和繁荣。为了使神经可塑性（如本书前面所述）工作，以及创造新的神经通路，我们的大脑需要得到充分的刺激。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我们的增长机会就会减少。科佐利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只是开始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分开的存在，我们真的只是一个蜂巢的成员，而且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比现在意识到的要紧密得多。”（沙利文，2015年）。

对于专业人士和组织来说，这不是真的吗？一个经理、一个公司、一个行业，甚至整个国家，都与整体环境相脱节，这些实体变得越来越低效，最终会衰落下去。我们的大脑主要是一个连接、互动、信任、合作的器官，人类的进化为它提供了证明。事实上，我们人类形成多层次社会关系的独特能力，以及与基因无关的个体在高度复杂和协调的群体活动中合作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与其他生命最重要的区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起源研究所所长柯蒂斯·马雷恩坚信，智人非凡的合作能力，他所谓的超亲性，不是一种有学问的倾向，而是一种遗传编码的特征，这是帮助我们的物种战胜其他相关物种的原因，比如尼安德特人（马利安，2015年）。尽管在灵长类物种中也有合作，但人类在大型、组织良好的群体中合作的独特能力，通过运用基于声誉和惩罚的复杂道德能力，才让我们占了上风（德·瓦尔，2014年）。

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惊讶，但真正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的不是我们的优越推理，而是我们的社会技能。相关研究（托马塞洛，2014年；范德·戈特等，2014年）发现，黑猩猩和人类的儿童在典型的智商测试中表现相同，但是，人类后代在与社会认知技能相关的测试中表现得更好，比如互相学习（斯蒂克斯，2014年）。因此，当有人吹嘘竞争在促进个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力量时，只要提醒他们，没有我们大脑的合作、相互学习和社会公平的倾向，我们仍然会在洞穴中度日，甚至完全灭绝！正如哈佛大学生物学和数学教授兼进化动力学项目主任马丁·诺瓦克所说，人们倾向于认为进化是一种严格的狗咬狗的生存斗争。事实上，合作一直是进化的推动力（诺瓦克，2012年）。

现代组织中的领导者不能继续处于激烈竞争的精神状态，也不能从他们的社交环境中孤立出来。相反，全心全意地拥抱合作与协作，伴随着必要的竞争和不可避免的冲突，将把他们推向真正的大脑适应性领导。

社会化大脑与领导力行为—心理学家探究社会关系的进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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