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人性理论及组织行为学 (第二版)

2023-08-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下面简要介绍我国古代几种典型的人性理论。我国古代的人性观点是许多先人们对人性理论不断探索的结果。我国古代的人性论，虽然从总体上讲，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不能也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人性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却为整个人类的认识史积累了认识真理的颗粒，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颜元的人性理论是其反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性问题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们十分注意并探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们激烈论争、分歧较大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战国时期的孔子提出“性相近”起，人性思想即有发端。尔后，从先秦时期的人性善恶的辩论，汉唐时期的人性三品说的提出，到宋元时期人性二元论的创立，明清时期人性学说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性思想的丰富，并且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人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我国古代人性思想尽管丰富多采，具有很多可取成分，但由于历史局限性，这些理论观点就其思想体系和思想实质来说是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下面简要介绍我国古代几种典型的人性理论。

1.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前372—前289）对于人性问题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孟子》这部著作中。孟子主张人性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就像水性向下流一样。同时指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里是说，人人都有善的萌芽，君子（统治者）能保持，发展它，庶民不能保持，就丧失它。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孟子还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认为，基本道德——仁、义、礼、智四端，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人只是受了物欲的障蔽，才丢失了这种本心。

总之，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但为善不为善，或是成为君子或小人，则受后天环境的影响，以及本人之所为。孟子性善论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承认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则含有朴素唯物主义成分。

孟子的性善说是他的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他主张“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歙”。“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这些确实反映了孟子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民是最宝贵的财富的观点。仁政学说为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巩固封建统治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前298—前238）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后天教育可以由恶变善。所以“人之性恶”与“化性起伪”就构成了荀子的人性学说。荀子在《荀子·正名》中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又在《荀子·礼论》中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讲的“性”，是指人的天赋本质，即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伪”，就是人的加工，“文理隆盛”是指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人为制作的。他把人性看做是自然和社会加工相结合的统一作用的结果。

荀子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人人都有欲望追求，是性中自有，不待学而有。对这种物质利益的追求，就决定了人的性恶。为此，要后天的礼义教化，使人由恶变善。因为人性为恶，性、情、欲为人天生之资质，所以，荀子主张，为了治国安民，就必须教化引导，变化性情，节制欲求，积习成善，节欲合道，用礼养欲。若不如此，如果顺从人的性情要求发展，就会变成“禽畜”，引起社会混乱。“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荀子性恶论开宗明义的宗旨，也是最终的结论。荀子的人性论为他的法治、礼治的政治主张找到了理论根据。

3.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

告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名不详，生卒年失。他曾受业于孟子门下，但在人性问题上与孟子有重大分歧，他的观点存于《孟子·告子章》中。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说，曾形象地比喻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这是说人性好比一江湍急的流水，从东面决口，便向东流，从西面决口，便向西流。所以，人的本性无所谓善与不善。

告子主张人不是生来就有善性的。所谓善性是后来经过社会环境的教育塑造成的。人性好比流水，向哪边引导就往哪边流去，这里明确指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人的自然属性，告子提出“食色，性也”，人性生来都有饮食和男女的欲望，和动物差不多。明确指出食本能与性本能是人的两大自然属性。由此看来，告子在人性问题上，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但他忽视了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地位，错误地把人降到了一般动物的水平，认为人的本性只是食色的本能要求，带有严重的局限性。

我国古代的人性观点是许多先人们对人性理论不断探索的结果。探索中包含了先人们对人生的看法和对政治的主张。因此，人性理论一诞生就对当时管理者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产生着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为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我国古代的人性论，虽然从总体上讲，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不能也不可能科学地解决人性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却为整个人类的认识史积累了认识真理的颗粒，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研究我国历史上人性论的形态及其演变，不仅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理论的思想及其实质，也可以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借鉴。

知识卡片2-2

颜元的人性理论

颜元（公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我国17世纪著名的唯物论者和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颜元的人性理论是其反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作“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的体现，其大者为仁、义、礼、智，是先天存在的；“气质之性”指人所禀赋的天气地质（注），它与人的物欲有关。“天地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圣人和凡人之所以不同，在于气禀的殊异。圣人禀气清正，能反躬“天理”不失其善性，凡人禀气浊偏，易为物欲昏蔽而失其善性。因此必须致力修养，“变化气质”，而修养之道则在于通过“习静”（或“主敬”）“去人欲，存天理。”颜元否认人性源于“天理”，否认“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认为“人性皆善，气质非恶，恶由引蔽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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