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救援：现代城市里的好邻居

我们看见“当你和他很接近的时候，你的邻居都是你的同类”，不管这种接近是因为地理上的、社会意义上的、产业关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城市层面上的，毋庸解释的是，寓言中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有去将这弄清楚的必要性。但是，最显著地应用于上帝的词语和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词是“减轻身体的痛苦”。

经常听见慈善家们说他们宁愿帮助九十九个“不值得”的人，也不愿让一个“值得”的人错过帮助，而且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来源于圣经。但就是这一个人迷失在了上帝的预言中，根本不是其他九十九个人。在圣经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将处于痛苦的人划分为“值得”和“不值得”的考虑，因为这个划分本身没有实用价值。在一个慈善组织社会中，一个工作人员必须要承受最痛苦的磨难之一是大众最广泛的印象即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确保穷人得到更充分和更明智的照顾，通过“值得”和“不值得”的区别对待，然后以聪明的策略来保护那些心地温和的人。但出于另一个目的，这种区别是必要的。我们所有人都有应该得到的东西，也有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不论是最小或最大的我们(指群体规模不同)，或只是我们认为(的群体规模)，最实际的是发现什么能帮我们脱离困境，或使我们避身事外免受困境伤害。

捐赠的真正价值是什么呢?没有谁能比Phillips Brooks解释得更好了，他说:

“我想给予穷人我所能给予的，这是我的义务也是我想去做的事。我应该给他点什么?在第一阶段，如果我没有更加深远的资产帮助计划，当我在他空空的手上放满美元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满意。但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我不会再满足，直到那些美元替我给予他人文关怀;如果没有，那这份给予就是没有价值的，(付出带来的)高尚与高贵精神使文明包围着我。但是，如果我更深入地考虑，并学会把真理作为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那么至少到我努力地为他的身体和心灵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把‘我能想到的’都给了他。然后，作为最后一个层次，我尽我所能地开始将他的特点纳入考虑。我的意识不允许我休息，我应该意识到我的恩惠是不完美的，甚至是有伤害的，直到我接触到他最核心的特征，并让他给予分享——这是我的目的，也将是我倾其一生努力的方向。”

这里，我们列出捐赠的过程阶段:(1)钱财或者是它的等价物;(2)更崇高的情形;(3)特征。伟大的传教士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有时直接给予礼物的方式可能是没有必要的。有时，现代的捐赠者可能会像在庙门上的彼得一样说‘金银我都没有，但以耶稣之名祝愿你’。”然而，通常来说，钱财的帮助是必要的。针对这本书中所涉及的那些被其他职责占据的忙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怎么能被以下观点说服呢:在没有提供更好的环境与联系的同时提供资金帮助，对受助者的影响是残酷的。

那些需要我们慈善救助的乞丐和流浪者可能不到(所有人的)十分之一，但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证据显示，有多达十倍的人等待救助。因此，除出于善意的公共慈善外，我们犯下十倍的错误，这是让人失落的。对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们自然有着治愈痛苦的需要。

是谁导致了一个生活落魄的人沦为流浪者，他们过着流浪的生活，不再是邻居或者拥有睦邻的权利?有些人会在他身上看到我们反叛军的表现与吉卜赛人的渴望。有些人本能地会认同并且同情这种游戏，并促使他在不确定的道路上找到其一天坏运气的主要缘由。明天将会赢得黄金，所有赢家所赢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精湛的玩法获得的。有人看见他作为受害者不断以笨拙的和错误的方式进行着。有些人会赞同他(的做法)，因为他过着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的选择。还有一些人，虽然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他们期望知道什么是对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即复杂的、莫名其妙的、艰涩的真相)，以使他们不再不知不觉地制造他们的同类，也为了使他们能够脱离那个贫困、错误、不友好、反社会的自己。

流浪者需要得到比他现在已得到的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同情、更多的思考和关怀;而且我觉得劝阻给予者在街上、在正门边、在后门或在办公室里给他们施舍零钱几乎是犯罪;对这个阶级来说，除非同时向捐赠者展现一种更好的帮助方式(否则其他都是无效的)。这种办法已经能够展现出:(1)金钱或是其等价物;(2)更好的环境;(3)个性特征。金钱和其他的物质帮助会让他陷入一个与当前生活一样的恶性循环，环境的作用被逐渐淡化，让他们的生活处境更加恶化。

Charles Booth说:“两个让人们幸福的条件是工作和慈爱，当一个人为他所喜欢的工作而努力时，这是最好的使他充实的条件。”这指出了为流浪者改革的方式。当我们帮助他在没有人际关系和没有职业分工的情况下正常生活的时候，无论(他)是富人还是穷人，我们都在犯一个大错误。在立即提供工作和尽可能恢复家庭关系后，一个针对流浪者的有效救援(制度)必须建立起来。

但街上提出申请的流浪者有成千上万人，而有成百上千人有帮助他的冲动。怎样给到他在工作中等值的金钱，或好的环境和特性呢?我们自己为所有明显申请的人实现这些是不可能的。通过提供所要求的而不是所需要的东西，来撤销一些已经在努力去做的事情要容易得多。

为了避免这种无休止的重复，也为了给每个申请人及时提供工作和更好的环境，一个现代化的机构就像旅店救助撒玛利亚人一样有效地救助了我们。某些地方提供的路边小屋或市政住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旅店老板最好的替代物，尽管他们最有用的是迅速帮助处理呼吁，但只能作为有效救济的第一步。每个房东和每间商业房都应该让那些避难的人免费居住，除非有工作测试才不得使用这些地方，以此让入住的人立即受到就业的有益影响。这项工作应该很容易地适应于不同的身体素质。我们应该进一步确保，工作庇护所可保持高标准的清洁卫生。洗澡应该是强制性的，应该有适当的规定来杀死虫子并熏衣服。食物的供给应该是廉价的、丰富的以及多样的。这些旅馆有时会疏于照顾受伤的旅客，所以无意间，疾病会从一位受害者传染给另一位受害者;不幸的是，那些宣称是撒玛利亚人的继承者通常是最糟糕服务的提供者。如果有必要的话，通过个人访问来保证我们自己能提供(睦邻友好)照顾，然后系统地选定住所来帮助无家可归的人。

一个好的庇护所不仅干净整洁，而且还能为所有的来访者提供一个可进行工作测试的地方;也应该期待它可以帮助每个对象解决其特殊问题和需要，以寻求一种可以把定期工作和人际关系进行链接的“更加稳固的环境”，以更新他的生活方式。在劳动市场工作，这总是比暂时性和“制造”的工作要好，应该为健全的人和那些因肢体残疾而不能从事适合其能力的特殊工作的残障人士提供帮助。年轻人应该再次与他们的朋友联系起来。年长的人应该得到充分的亲属照料，而且这部分人群(即受助者群体)应该不断扩大。有疾病的人应该接受及时和充分的药物治疗。

而且所有的这些步骤，最终能最大限度地关注到个人特征，每一步都需要我们的睦邻帮助。为无家可归者而建立的机构办事效率比较低下，除非他们学会如何在教会中吸引到年轻人，对个别被收容者来说，他们最大的需求是得到他人的照顾;除非他们能够引起那些“借助他人的思路”寻找工业机会的商人的兴趣。每个家庭都有一些自然而简单的救助方式。一些家庭可以购买该机构的劳动力或产品，有些家庭可以提供服饰来帮助一个有上进心的人，还有的可以为其提供一些工作。没有人认为传统的帮助方式在满足现代需求时是有待检验或无效的。

家庭雇用活动的慈善也应该被带到新的计划中。当他发现自己的一个女佣在他家的后门给所有人喂食时，他身为一个示范机构的工作者表示很困惑。他所负责的另一个机构，即他的家正在使另一个机构的目标落空，而他在这方面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与思考。但是，女佣也是人，她们不会为政治经济学的格言或简单的命令所改变。新政策积极的一面必须被细致地解读给她们，并耐心地加以说明。一个房东一直向她的女佣仔细阐释每个在门前收到的帮助申请的结果。“你永远不会通过分发你女主人的东西而荣升天堂。”一个聪明的牧师向他的女佣说。事实是如此的简洁却又准确。真正的好房东将会培养佣人良好的睦邻习惯。

据说，一些帮助无家可归者的人不仅需要从长远来了解他们(受助者)无家可归的真相，同时也需要汲取知识，以便使他们(施助者)可以找到避免我们的现代社区出现越来越多的流浪者、流浪汉和乞丐的方法。这不是讨论更大的预防和镇压措施的地方，这些措施必须与家庭成员接触无家可归者的教育共同提出;但是，由于户主可以影响警察部门和州立法机构的政策，这里的一些由纽约联合申请局的Orlando F.Lewis针对“流浪汉”进行的研究所提出的建议应该被关注到。当他们发现公民都对影响政策感兴趣时，警方也将会对反对乞讨的法律实施表现出更高的兴趣。

(a)流浪乞讨人员擅自闯入铁路应当逮捕，并被苦役监禁，新闻界、警方和法官应该监督法律的执行，反对非法侵入。

(b)在乞讨者为城市制造麻烦时，应该有便衣的警察出现来进行逮捕，并做出相应的惩罚。

(c)由慈善机构运作的住宿房屋应该是同类组织的模范。慈善机构提供寄宿的房子应该是他们国家的标准型。向贫困者提供食物或住宿的任务应该要求合理的工作量作为回报，任务的功能是精神上的恢复。使大部分人虚伪或懒惰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

(d)每个国家至少应该有一个为习惯性的流浪者建立劳工聚居地，为酒鬼建立医院。

从无家可归到城市乞丐，任何一个在门口申请获得帮助的人应该被告知没有帮助，但是应该有人可以迅速得到回应，帮助申请者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申请人的名字和当下的地址应该打电话告知，或者写给慈善组织会社或相关的慈善组织，并且在申请书上尽可能地收集申请者的所有细节。慈善组织会社将会在24小时内拜访申请人并保证及时到达，如果需求紧迫或者紧急遇险时，服务援助要立刻进行，不得因为任何制度约束而延缓。之后要实施更加充分的家庭援助计划，具体的援助方式将在下章具体描述。

这里简要地提到三种乞讨者，分别是乞讨信作家、残疾乞丐以及儿童乞丐。

那些世代交替的老故事仍然是乞丐交易的库存。他们的古物似乎在许多人眼里都是圣洁的。乞讨信作家或许患了一种你刚康复的病，或者他最年轻孩子以你的名字命名，或者他需要的东西是如此之多(几乎总是一样的总和)以让他永远摆脱对慈善的需要;或者一个共同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你，或者他对你某位刚去世的亲戚非常敬佩，或者他梦到你将会帮助他，或者是其他上百个同样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可以让与他通信者相信他是写给其他人的，那他是幸运的。但是应该仔细跟进这些沟通(指来往的书信)，因为作者应该根据乞丐的实际需求而不是他们自己宣称的需求来帮助他们。

在另外一个种类的乞讨者中，技巧性不足但他们的呼吁成功率更高，对盲人和残疾人而言，坦率地说，这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通过生物本能隐藏畸形。当我们怂恿一个人通过他那干瘪的手去获得他人同情时，我们是在贬低他。我们经常给予这些肢体残疾的乞丐以最深的道德污蔑，(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盲人离开服务机构去街上乞讨，因为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并有更多的自由时间。“盲人乞丐，”一个为盲人服务的领导人写道，“是一群真正威胁我们工作成功与否的人，他们的存在使得盲人更难以维持自我尊重。”否定盲人的社会存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持续推进盲人工作，确保他们有更好的就业培训与更加安全的个人就业机会^[1]，但是当我们对这种可以彻底改变盲人境况的方法不感兴趣时，我们太容易阻碍他们，因为我们总向那些在门口和街上的乞讨者施舍零钱。我认识的一个盲人拒绝了一份能给他带来他能获得收益的两倍且可训练他赚钱能力的工作，但他仍然和他的妻子一起在街上游荡，在街角吸引人群以此获得些微施舍。

跛子几乎是可以工作的，除非他们的畸形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声称二十年来从没有连续两个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现在已经生活和睡在同一个地方好几个月了。当地的慈善组织会社通常尝试着去为任何一个可以被说服去工作的跛子找工作。

对在门口或街上乞讨的孩子来说，(我们)把钱或物品给他们的做法是很困难的。在每一次这样的呼吁之后，有成百上千个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需要得到满足，而不是一个;他们没有被满足，仅仅是在得到帮助的瞬间被成功地隐藏了。

慈善社会不能被个人的慈善机制所替代，它值得长期存在。慈善不能太个人化，但是，另一方面，它需要团结协作和聪明才智。一位纽约神职人员在纽约社会慈善组织上说道:“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

我身上发生过一个个案，“我了解所有事情”对我来说没有调查的必要。当他要求我一个月给他十美元到之后的五美元，在糟糕的紧急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地索要)十美元，我继续给他，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为缓解一个有教养的穷人提升资助;直到一两年以后，某种感觉让我感到怀疑，我说“我要去慈善组织会社的办公室”，我走到一半，鄙视自己怀疑这些人，(因为)我知道所有关于他们(的事)。在向其中一名女负责人提出申请并将她置于保密保护下后，我终于问道:“你能告诉我，在你的救助名单上是否有这个人的名字吗?”她离开后很快返回，并给我带了大约半盒信件，我想应该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的传真，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救助困境之中。因此，在那之后，我得出结论:对于那些我“了解所有事情”的案例，我应该参考案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为了使慈善组织会社完成工作测试的任务，(提供)旅行者住所或市政住宿的地址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给上门申请帮助的人提供有效的帮助。在一些城市里，无家可归的妇女被安置在临时住所里，而在其他一些城市，有一个(专门)为她们提供庇护的庇护所。警察总部应该把那些提供虚假借口与错误地址的顽固罪犯监管起来。许多人在获取帮助的乞丐的姓名与地址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他们报给慈善组织会社的信息经常是错误的;但是救助还需要继续，因为大量证据累积会使社会停止同情，停止用行动去帮助乞丐成为一种可能。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有需要的人，无论受过良好教育和值得尊重的人(还是其他人)，对社会都是未知的，社会对待所有阶级和守护个人隐私都非常谨慎。如果没有参访的请求，慈善组织会社将不会有参访付诸实施，但通过实地参访确定申请人是否在其中央办公室登记始终是个很好的咨询方式。

【注释】

[1]对盲人工业化援助感兴趣的学者可详见“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Vol.XVII，p.405，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