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孩子: 弥补城市管理不善对穷人孩子的影响

最近有个作者估计，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平均每分钟就有七个新公民出生，他宣称，为了让新生儿看到(更加美好的)世界，每个政治家、每个社会组织者、每个慈善家和每个人的首要任务就是竭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竭尽所能”在世界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含义也不尽相同。以前，当镇议会允许遵循古老传统在街道上(设置)牛道时，他会竭尽所能，但现在，如果议会是明智的，他就会雇用像Olmsted和Robinson这样的专家来制订一个未来五十年的市政改善计划。在我们的城市有相当多的好的拯救儿童的工作正在被执行，但是其中很多都类似于古老的道路(一样不合时宜)。

部分困难存在于我们这些真诚希望成为好邻居中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被我们关于小时候和年轻时的不完美回忆所限制，也被未能理解我们从小生活的城市的巨大改变所阻碍。在最近五十年，儿童时期的失落被非常不完美地实现了。很多过程在之前就一直在我们工作和玩耍的家里进行着，对孩子而言那里充满了家庭戏剧性的意外和教育性的兴趣，这些东西现在是被隐藏在商场和工厂里的。因为我们应该看到以后，商场和工厂不能弥补儿童已经丢失的东西;对于那些在煤气厂或毛纺厂、面粉厂或锯木厂(长大)的孩子而言，是没有机会弥补或部分弥补我们家庭产业的整个过程的^[1]。

在上一代人之前，我们可能没有紧随从炼脂到点燃蜡烛，从收集羊毛到穿着机织物品，从研磨谷物到烘烤面包的整个过程，但是比起今天，我们更加靠近了一点。此外，我们在乡村耕种的机会是过去的两倍半;天空中的鸟儿、田野中的野兽以及田野本身(较以前)有两倍半的可能性辅助植入我们的教育中，现在我们没有以前一半的责任心去阻止街上玩耍的人以防止损失。纯奶和纯净的空气、有机食物、身体锻炼、早点休息，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有可能促进我们的成长，并使我们免于电影、低俗剧院和赌博计划里的狂热和不良兴奋，(而这些东西)现在每个转弯的地方都在等待孩子的便士(指随处可见，吸引孩子们去消费这些不良事物)。

有很多对城市孩子损失的弥补，并且可能更多;但是弥补不能均匀地分配在管理不善的地方。在一个管理不善的城市，损失最严重的是穷人的孩子，尽管条件好的孩子正如过去一样通过使用金钱摆脱了管理不善带来的明显后果。如果城市的学校教学不好、风气不良，条件好的家庭就会送孩子去私人学校;如果街道不干净、排水系统很糟糕、水不纯净，(条件好的家庭)每年会把孩子带走几个月，并且在他们城市的家里使用昂贵的过滤设备或购买矿泉水;如果警察部门没用，他们就会雇一个私人看守人;如果恶人猖狂，至少不允许他们出现在更好的邻里环境中。

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将要继续在城市里长大;相较于谴责城市里的(负面环境)，不如把所有的孩子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一旦这样做)很可能就会成为睦邻友好的一部分，而最贫困的人的孩子也会在里面成长，并且将以一个无间歇性和无恐慌的、稳定的和持续性的方式进行。我们大概知道需要做什么，但是那些有很大势力的人没感觉到这种需要的压力，因此他们也不能富有创造力地意识到他们邻居的迫切需求。

除了教堂以外(它的影响力稍后再考虑)，还有与塑造正常的城市孩子关系最大的社会代理人，即孩子的父母和全体成员，他们是家庭、街道、学校、车间、卫生局和警察。工作和健康我将在其他章节讲述。

最好的和最古老的照顾和教育孩子的机构是家庭。我完全同意那些观点，即认为现代工业的改变以及很多来自家庭功能的移除使得学校的重组非常必要。我们在学校系统里给产业训练一个更加突出的地方，延长学校就读的时间，的确这些都非常必要。但“改变事情”这一习惯可能会变成一阵狂热，迫切地将家庭、学校和车间的关系重新调整为孩子的生活，这很有可能使家庭陷入另一个危机中——我已经写过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但家庭组织已从这一强大敌人(的手中)幸存下来。我们会鼓励妇女离开家庭和孩子去工厂;我们可以将日托所延伸到合法用途之外，将它作为那些寡妇的孩子或白天不能留在家中的残疾男士的妻子的孩子的庇护所，且托儿所接收那些希望从家庭照顾中解放出来的母亲的孩子;我们会成立一百个机构去为孩子的生活提供必要的服务，作为我们对必需品拓展的产物;但是，迟早我们会重新发现这一传统事实，那就是我们不能只拯救孩子而不拯救家庭，(因为)是家庭最终塑造着孩子们或好或差的性格。

只要家庭生活继续，生活的数量和质量都将受到更多的控制(而不是没有受控制)。由于渴望尽快得到好的结果，我们也许反复地忽视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诚挚地相信睦邻友好，即一个帮一个的互助方式，相信逐步改革的步伐，我们将不会因为触及这个关于家庭生活的最基本事实而不可避免地被每一次大规模运动检查所吓倒。但是如果单靠最友好的和具有最好意图的措施而脱离家庭，事情是不可能被完成的;事情可以在家庭内通过沟通、劝说、邻居帮助和同情来完成。为了给每个家庭带去“孩子的需要”这一新的意识，需要从视觉、听觉、呼吸、语言能力和营养缺陷等方面平稳且稳定地提升整个家庭的标准，从长远来看，这比任何一个短期措施(最近两个例子，如免费提供眼科医生和眼镜，或者是为学校里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午餐而不考虑父母的责任或他们承担责任的能力)都更有效。

如果工薪族不能支付为他的孩子买眼镜的钱，除了学者的眼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重新调整吗?免费提供的眼镜使用的频率如何?它们能用多久(保持多久不坏)?有些父母无法为孩子提供眼镜，当诊所和其他机构为那些孩子提供眼镜时，为什么要为所有孩子提供眼镜呢?

如果一个来学校的孩子看起来营养不良，最紧急的和最简单的补救无疑是一顿校园午餐，但是如果持续贫血该怎么办?如果是孩子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或晚餐和早餐什么都没吃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继续允许女人和家里的男人整日离家并且丢下孩子，包括那些低于学龄的孩子和没有妈妈的孩子，(他们营养不良)怎么办?午餐满足了其他的需求了吗?或者它只是延长了满足他们需求的一点时间呢?^[2]当然，处理学校孩子真实需求的唯一方法是采取真正的补救(措施)，比如说那些被纽约学童体育福利委员会所采纳的方法——给明显营养不良的孩子的家庭提供到家厨师服务，赢得妈妈们的共同合作来发明更好的购买和准备食物的方法;或者在收入不足的地区，通过改善贫困状况联合协会寻求补充手段。在几个城市，这个实验正在被一个有偿的学校访客所尝试，一个已经接受过社会工作训练的人，她的职责是在她所隶属的学校、慈善机构和孩子的家之间作为中间人行动起来。

为了给只从孩子福利这一视角出发产生的所有问题提供方案，以及为了不考虑其他事情，很容易犯本质性的错误，但它对孩子生活的影响却是灾难性的。“它好像完全不可避免，”Bosanquet女士说，“一个在家庭中接受从属经济地位的男人(容易)退化成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和一个暴君。”我们也许对家庭生活报以最认可的态度，但当我们未能将所有收入问题和救济看作家庭中的头等大事、母亲(的位置)只是其次、孩子一点也不(重要)时，我们会积极地参与到破坏它的行动中。当学校老师听到孩子对家庭需要的描述后，他们在收集衣服、鞋子和钱以获得救济时，他们忽视了这一原则;教会和主日学校工作人员在与贫困家庭有各种联系时也经常忽视这一原则。

除了救济，这一同样的原则也被运用到其他事情中。一个新英格兰牧师，过去经常急切地在他所在城镇的更贫困的街道上寻找在主日学校上学的孩子们，然后劝说他们去他的学校，当他在号召家庭里的父亲们并正式地寻求父亲们的允许时，采纳了一个音响发声器的方法。他发现这一小小的体贴行为帮助其复兴了一种责任感意识，这一意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广博的仁慈之中了。为了交换家庭情感，交换植根于家庭责任感的美丽和深度，有什么善举可以被施行呢?

我已经说过了城市应该变成一个对孩子成长而言更加安全和更吸引人的地方。为此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与其一直强调让他们远离街道的重要性，不如在更多方面讨论让街道变得更干净的重要性，以便让孩子们在干净的街道里随意跑动。城市孩子如果想要变得健康就必须经常在户外(活动)，并且城市的户外必须是有监管的、明亮的、干净的以及远离非法贩运的，让街道变成一个适合孩子们花一天的部分时间的地方。我们必须提供充足的健康娱乐(方式)，然后严格处理不益因素的残余。另一端的开始是忽视自然的方法并发起运动去抵抗低俗的电影院以及其他不道德表演的大量涌入。

操场运动是为了提供(给孩子)教育性的和规模性的组织好的玩耍(服务)，它应像我们的学校系统一样广泛(这一运动现在已经被发起了);如果它受到所有好邻居的明智支持，就会被激发出更多的可能，让城市变成一个(对孩子)更好的地方。不仅是无知的、粗心的父母，即便是博闻的、认真的父母，如果因贫困环境而受到谴责，他们一定会发现他们的孩子受他们玩的本性的影响而更积极、更专横地直接走向坏的一面。操场、娱乐公园、户外和室内体育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俱乐部和家庭花园、音乐、图片以及最爱的户外(运动)——所有这些为希望分享快乐的好邻居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机会。目前芝加哥的娱乐中心每年有500万人参加(活动)，但如果任何一个城市中的人意识到健康、真诚、良好的公民身份、工业效率和道德它们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这个数字将变得渺小。

街道和学校(的建设)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日常事务，并且那些我们已经全力以赴(改善的)学校条件将变成一个社区真正睦邻友好的公平测试。如果一些校舍非常拥挤以至于学生们只能得到一半指导，如果建筑物通风不好并且不卫生，如果老师、守卫和负责人遭受政治侵扰，我们将让社区中大部分无家可归的成员沦为小偷。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孩子们的利益我们要把城市中的教育部门和健康部门去政治化呢?

我们也可以鼓励那些努力通过改善校舍环境和(加强)系统的医疗检查来争取延长工业培训并更好地照顾学童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可以鼓励并支持所有改善学校(环境)的公民运动，比如公共的教育协会和父母协会。在不妨碍我们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将我们知道的没有定期来上学的所有学龄儿童报告给义务教育局，以此来帮助学校当局。

除了我们对儿童生活中这些更大更普遍的方面感兴趣外，我们还必须对那些有特殊需求的人保持密切关注。一个孩子是不是被残忍地殴打了，或者是被残忍地忽视了，或者是暴露在重大的道德错误中?一天太长了，不能让一个易受影响的孩子或任何孩子待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越深刻地相信父母的权力和责任，就将越快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向社会报告保护孩子免受残忍行为的事实，并以此跟进我们的投诉，找出哪些障碍(如果有的话)仍然阻碍法律的正确执行。

那些与儿童进行非法交易的烟草经销商、酒馆老板和潜在人员应该尽快解决。

是否有到现在都没有接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的残缺的孩子，或者是一个有视力缺陷、听力障碍或说话障碍的孩子?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影响力，和父母一起见证那个建议被快速地寻找到，见证医生的指导被执行。是否有被父亲或母亲抱怨他的恣意妄为，也许还在他八九岁的时候说他“无可救药”的孩子?他太需要或更多是父母需要，一些懂得如何解决儿童恣意妄为问题的儿童保育专家建议，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缺陷，在儿童早期阶段治疗将会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是否有孩子因为贫困问题而将要离开他的父母或他的单亲母亲?这里就需要最好的以及最有经验的建议了。邻居会说“放他走”，然后慈善机构(尽管没用这个词)将会建议把他送进这个或那个机构中;但是这个决定关乎孩子的整个未来，因此这个决定不应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识或喜好。应有儿童救助团体或同类机构去明智地处理这样的紧急事件。也许他们可以发现不让家人分离的方式。

美国在古巴陆军的一个少校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公共慈善部门负责人。他的管理工作是几个月前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推给他的。尽管如此，他仍在缺少专业知识和无专业人员请教的情况下迅速地熟悉了每一块业务，形成了能准确辨识的好习惯。在关于儿童福利的所有问题中，他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城市生活变化、儿童心理知识、家庭基础知识与慈善行动的效果;我们发现，我们处在一个想要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情境中，也许是因为受训练的同情和清晰的判断。如果我们学习到了陆军少校的习惯，敲开正确的门并且大胆地问问题，我们应该都能成为更好的和更有用的邻居。

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我们最有可能需要去敲的那个门，和我们应该提供的被写在羊皮纸书卷的末端或被放在便利的地方的地址，应该是公共教育协会、父母协会、教育部门、义务教育局、游乐场协会、儿童国家郊游社团、儿童防暴社团、缓刑官和儿童救助社团。

【注释】

[1]参阅John Dewey的《The School and Society》，对于他而言，社会工作者对这个问题持有更深刻的看法。

[2]参阅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Vol.XVII，p.1104，“School Lunches in Milwaukee，”by Zilpha D.Smith;and the Rale Review，Vol.XV，No.3，“Feeding of School Children，”by C.S.L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