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焦点效应(一)焦点效应焦点效应指的是人们在自我观察的时候,会高估自己的突出程度,把自己看作一切的中心,直觉地高估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度的现象,它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种偏差。(二)自利偏差自利偏差也称为自我服务偏见,当人们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一种潜在的偏见:我们一边轻易地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边欣然接受成功的荣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2023-08-01
上述四种归因理论,尤其是凯利的三度归因理论,基本上都假定普通人的归因是一种合理的、有逻辑的过程。但是,社会心理学者指出,普通人在许多情况下,对行为原因的解释是武断的、不符合实际的偏见。近年来,社会心理学者非常重视个体所做归因的内容,因为不管归因是否正确,个体接下来的行为常是以此为基础的。
(一)基本归因偏差
人们经常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人格或态度等内在特质上,而忽视他们所处情境的重要性。罗斯(Ross,1977)称之为基本归因错误(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发生基本归因偏差的原因在于:第一,有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即个体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人们的归因重视内部因素,而忽视外在因素的作用;第二,在一个环境中,行为者比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更为突出,使得我们往往只注意行为者,而忽视了背景因素和社会关系。
在基本归因偏差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基本归因偏差通常只发生在我们解释他人行为的时候,而不发生在我们解释自己行为的时候。这种现象被称作行为者与观察的归因效应(actor-observer bias)。它是指当人们作为一个评价者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的时候,往往倾向于稳定的内部的作用。
为什么人们会犯基本归因偏差?一个原因可能是观察者与行为者在解释行为结果时所掌握的信息不同,行为者对于行为过程的环境条件更有体会,他们可以较有把握地做出环境归因;而观察者则不太了解行为过程的环境条件,做出行为者内在因素的归因更加容易。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行为者与观察者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行为者倾向于把自身看作稳定不变的因素,他们的归因焦点在于不稳定的环境因素;观察者倾向于把环境条件看成稳定不变的因素,他们的归因焦点在于无法确定的行为者的个性因素。
(二)自利性归因偏差
观察者对自身行为的归因则有可能发生自利性归因偏差。自利性归因偏差,又称利己主义归因偏差、自我强化归因偏差、自我防御归因偏差、自我服务偏差等,指人趋向于把别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而把别人的失败和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个体一般都对良好的行为采取居功的态度,而对于不好的、欠妥的行为则会否认自己的责任。因为人们总是希望获得成功,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自利性归因偏差。如果我们把成功看作加强自我权威或保护自尊心的手段的话,我们就可能对自己的失败行为做外在归因。人们往往把自己成功的原因归结于内在属性,例如能力、努力和好的品质等;与此相反,又从外在环境中为自己寻找失败的原因。当原因不明确时,这种自利性归因最容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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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性归因偏差的原因与影响因素
自利性归因偏差是指人们偏向于把积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自身因素,而将消极的行为结果归因于环境因素。自利性归因偏差最早由维纳在1971年发现,后来在不同的领域得到证实,例如体育比赛、学校成绩等。运动员和体育教练们是否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而为失败找借口呢?当我们留心阅读报纸的体育版或者观看电视上的赛后采访时,可以从中找出一些答案,可以发现他们是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归因的。
如果我们试着对竞技选手的说法进行分析,就可举例来说,在2007年6月至7月,中国队为亚洲杯而战期间先赢后输。赢球后中国队教练认为中国队队员“比较坚决地贯彻了赛前部署”,中国队整体实力有所提高,现在已经有希望问鼎亚洲杯(内部归因)。输掉比赛之后,球员们强调“运气太差了”(外部归因),而教练则提出“可能是因为球员体能差而输掉了比赛”(外部归因)。
关于这类自利性归因偏差发生的原因,存在两种分歧意见:一种意见是从认知角度出发,用认知失调理论来加以解释,认为人们把积极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而把消极结果归因于环境因素,是由于两种结果与人们事先对结果的预期不同造成的。当一种结果符合个体对结果的预期时,它就和个体的认识处于协调一致的状态,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不会导致认知上的失调;相反,当一种结果不符合个体的预期时,将这种结果归因于个人因素会导致认知失调,如果归因于环境因素则能降低失调感,维持个体认知的同一性。另一种意见是从动机的角度出发,用传统的“趋乐避苦”的原则来解释,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把成功归因于自身原因,是由于成功总是和欢乐、愉快等正面的、积极的情感体验相联系的,而失败总是和痛苦、不愉快等消极情感体验相关。至少有三类动机与自利性归因偏差的产生有关:第一是增强和维护自我估价的动机;第二是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的动机;第三是避免认知失调和维持对环境控制感的动机。从本质上讲,这两种解释都是个体主义文化观的反映,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认知解释观注重的是个体自身的认知体系的和谐一致性,动机解释观则强调维护个体的形象与自尊、保持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它们同时体现了把他人视为竞争对手和自我利益的威胁者,力图通过提高自我、贬低他人来保持自尊的竞争主义文化内涵。
自利性归因偏差在群体中也经常发生。当一个集体合作项目获得成功时,成员很容易将主要功劳归因于自己;相反,在面对失败时,成员又常常责怪其他成员。坎贝尔(D.Campbell)等人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让被试和朋友或陌生人一起承担一项任务,而每个人的任务反馈结果被随机分配“成功”与“失败”两种结果,这种结果实际上和他们的实际表现无关。而后,研究者要求被试对反馈结果进行归因。结果发现,与陌生人一起工作的被试更多地把成功归因于自己,而把失败归因于合作者。
与自利性归因偏差相对应的一种偏差是“自我消损”,即行为者把消极行为结果完全归因于自己的一种归因方式。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发现,自利性归因偏差存在着文化差异:美国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自利性归因偏差;而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则表现出相反的偏差,即自我消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美国社会鼓励独立的自我解释。在那里,自我满足是有价值的,个体的唯一性被最大化,行为的意义是根据个人的想法和感情来决定的。与之相反,团体取向的社会,例如日本社会,鼓励和认可的是相依型自我解释。在那里,人际和谐与服从受到鼓励,其文化强调的是个体与他人相适应,行为的意义是在他人的想法和感情中被发现的。另一种解释是个体主义取向社会的成员,例如美国人,通过自我提高偏见,促进并保持了独立的自我观念,即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强壮的、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与此相反,集体主义取向社会的成员,例如日本人,自我提高偏见会产生自我优于他人的意识,从而把自我与他人分离,这与相互依赖的观念是相互矛盾的,会引起很大的心理冲突,所以个体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三)忽视一致性信息
凯利的三度归因理论指出,人们在归因时需要三种类型的信息:一贯性信息、区别性信息、一致性信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致性信息经常被忽视。人们往往只在意行为者本人的种种表现,却不太关注行为者周围的人如何行动。其原因有三点:第一,人们习惯于注重具体、生动、独一无二的事情,往往忽视抽象、空洞和统计类型的信息;第二,人们可能觉得直接信息比间接信息更加可靠,而一致性信息涉及行为者周围的人,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分散,观察者很难一一获知;第三,周围的人与行为者相比,处于较不突出的位置上,往往只构成观察的背景,因而被忽视。
(四)低估情境的诱导
观察者对他人出现基本归因偏差时,过高估计个人因素而低估情境因素的情形也同样会发生在自我归因过程中。萨拉希克和考维(Salancik和Conway,1975)调查了大学生的宗教行为,大学生被随机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看到的问卷陈述中,描述支持宗教行为的陈述大多包含副词“有时”,而反对宗教行为的陈述大多包含副词“经常”;第二组被试看到的问卷陈述恰恰相反,即描述支持宗教行为的陈述大多包含副词“经常”,反对的陈述多包含“有时”。结果发现,因陈述的措辞不同,用“有时”描述支持宗教行为一组的被试中认为自己支持宗教行为的人数明显多于另一组。可见,学生们在推断自己的行为时,忽略了情境中微不足道的副词。
(五)文化差异
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基本归因偏差现象均普遍存在,只是受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观察者对背景环境的信息更加敏感。而自小被教育从人格特质解释个体行为的观察者,总会倾向于将事件的原因归结为行为者自身。
在西方的归因理论中,基本归因偏差被认为是一条普遍的归因规律。然而,尽管这种归因偏差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根深蒂固,但是在集体主义取向的亚洲环境中则明显减少。米勒等(G.Miller)发现,美国人通常把行为结果归因于行为者的个人品质,印度人则把行为结果归因于行为者的社会角色、义务和其他情境因素。
美国人给出的特质归因是印度人的两倍,而印度人在行为评价中给出的情境因素则是美国人的两倍。米勒做过一项调查,分别向印度人和美国人描述一个女孩总是有许多同伴,让其解释该行为发生的原因,结果印度人偏向于情境解释,如“她的朋友总是与她一起”,美国人偏向于个人气质,如“她很亲切”。米勒认为,这种归因的文化差异是通过社会化过程逐渐发展起来的。
1994年,莫里斯(M.M.Morris,1994)等人分析了英文报纸和中文报纸对美国发生的两件相似惨案的报道。一件惨案是,一位在艾奥瓦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认为受到导师的不公正待遇,为此开枪杀死了导师和几位相关人物;另一件惨案是,一位底特律邮递员认为受到了上司的不公正对待,开枪杀死了上司和几位在场者。研究者分析发现,英文报纸对这两件惨案的报道,几乎完全集中在对两位谋杀者的消极心理和个性因素的推论上,而中文报纸的推测则集中在情境、背景以及可能在工作中发生的社会因素方面。研究者进一步调查了中国大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如何解释这两件惨案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大学生更偏爱情境归因,而美国大学生更偏爱个性归因。这种归因倾向无论是对底特律邮递员还是对中国留学生都是一样的。
社会认知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它受认知主体、认知客体、认知情境因素的影响。另外,认知主体只能根据所获得的外部信息推理认知客体的本质,形成社会认知的间接性特征的同时,也因信息不全面引发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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