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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及其影响

【摘要】:(二)维纳的归因理论维纳在海德的归因理论与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归因理论。表4-3 朴素归因理论的四种可能性图4-5 弗里茨·海德海德认为事件的原因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内因,比如情绪、态度、人格、能力等;二是外因,比如外界压力、天气、情境等。维纳的归因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归因结果对个体以后的成就行为的影响,对成功或失败不同的归因会引起个体不同的情感和认知反应,例如自豪或羞耻。

(一)海德的朴素归因理论

海德(Heider,1958)在他的著作《人际关系理学》中,从通俗心理学(native psychology)的角度提出了归因理论,该理论主要解决的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找出事件的原因。海德认为人有两种强烈的动机:一是形成对周围环境一贯性理解的需要;二是控制环境的需要。而要满足这两个需求,人们必须有能力预测他人将如何行动。因此海德指出,每个人(不只是心理学家)都试图解释别人的行为,并都具有针对他人行为的归因。

背景人物

弗里茨·海德(1896—1988)(见图4-5),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的创始人。他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0年在哲学家迈农的指导下获得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海德曾赴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学习,受到韦特海默、科勒和勒温等人的影响。1927年,他受聘于汉堡大学。1930年赴美国,任职于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的史密斯学院,成为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研究实验室的成员。海德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认知平衡的P-O-X模型。

图4-5 弗里茨·海德

海德认为事件的原因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内因,比如情绪、态度、人格、能力等;二是外因,比如外界压力、天气、情境等。海德还指出,在归因的时候,人们经常使用两个原则:一是共变原则,它是指某个特定的原因将许多不同的情境下和某个特定结果相联系,该原因不存在时,结果也不出现,我们就可以把结果归于该原因,这就是共变原则。比如一个人老是在考试前闹别扭、抱怨世界,其他时候却很愉快,我们就会把闹别扭和考试连在一起,把别扭归于考试而非人格。二是排除原则,它是指如果内外因某一方面的原因足以解释事件,我们就可以排除另一方面的归因。比如一个凶残的罪犯又杀了一个人,我们在对他的行为进行归因的时候就会排除外部归因,而归于他的本性等内在因素。

(二)维纳的归因理论

维纳(B.Weiner,1972)在海德的归因理论与阿特金森(J.W.Atkinson)的成就动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归因理论。维纳基本同意行为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种,他还提出一个新的维度,即把原因分为暂时的和稳定的两种。依照这两种维度,维纳对成功行为归因作了分类。

在维纳看来,普通人对成功行为可能有四种归因(见表4-3):第一,归因于稳定的外在环境因素,例如任务难度非常低;第二,归因于暂时的外在原因,例如机遇问题;第三,归因于稳定的内因,例如当某人形成了很强的个人能力时,那么其在特定领域内的成功就是可以预测的;第四,归因于暂时的内因,例如努力,当某人在考试前做了充分准备和复习时,他很可能会考出好成绩,但是如果他此后不再努力或者不再认真复习的话,其成绩就不好说了。

表4-3 朴素归因理论的四种可能性

以上两种维度即“内在—外在”“暂时—稳定”,在归因中都非常重要。它们分别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暂时—稳定”对预测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假如我们认为中国乒乓球队整体作战能力强(稳定因素)、队员个人能力强(稳定因素),那么我们可能预测它与对手相遇时,绝大多数情况会胜利。假如我们认为甲上次考试成绩好是因为试卷简单(暂时因素),恰好他又做了相关的准备(暂时因素),那么,甲下次能否考好就难说了。同理,“暂时—稳定”维度对解释失败也同样有效。当失败被归因于稳定的内因或外因时,可能预测其后依然会失败;当失败被归因于暂时的内因或外因时,其后的情况则很难说。

海德认为,内因对普通人的行为预测具有重要作用;维纳则认为,稳定的因素才有助于行为预测。维纳的归因理论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归因结果对个体以后的成就行为的影响,对成功或失败不同的归因会引起个体不同的情感和认知反应,例如自豪或羞耻。德韦克(C.Dweck,1975)发现,把成功归因于努力的学生相比把成功归因于能力的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坚持的时间更长,把失败归因于能力的人相比把失败归因于努力的人在未来的工作中所花时间更少。

维纳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归因理论,于1982年提出了归因的第三个维度: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即事件的原因是个人能力控制之内还是之外?在维纳看来,这三个维度经常并存,可控制性这一维度有时本身也可以发生变化。

表4-4 改进后的归因模型——以对考试成绩的归因为例

维纳的归因理论引起了人们对归因风格(attributional styles)训练的兴趣,即怎样帮助人们发展出适应性更强的归因风格。德韦克(C.Dweck,1975)的一项现场实验证明这种训练的有效性,实验的被试是一些经常把失败归于自己缺乏能力的小学生。因为如此,当研究者给这些小学生新的学习任务时,他们的毅力很差,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一种无论自己如何努力,也注定要失败的信念。德韦克的训练计划包括25个时间段,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给被试一系列的在解决数学问题上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当被试失败的时候,教会他们把失败归于努力不够,而不是缺乏能力。在整个实验结束之后,德韦克发现这些学生的成绩和努力程度都有显著的提高。据此,德韦克提出了成长心态概念,认为人的智力特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智力可以靠后天的努力而改变。与成长心态相对立的是固定心态,认为人的智力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常用的智力测验就是以后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德韦克因为提出这一理论,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奖金最高的“一丹教育研究奖”。

(三)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理论

琼斯和戴维斯(Jones和Davis,1965)提出的对应推论理论(correspondent inference theory)适用于对他人行为的归因,该理论试图解释在什么条件下我们可以把事件归于他人的内在特质(dispositional trait),即人格、态度、心情等。琼斯等认为,当人们看到某种行为时,首先需要判定这种行为是不是行为者有意做出的,以及这种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中哪些是行为者所希望的。如果行为结果只是行为者无意造成的,就不能根据它来判断行为者的品性,即首先判定行为者的动机,然后由此推定行为者的品性。琼斯和戴维斯还提出了几种可能影响对应推论的因素:

第一,行为的自由选择性。如果认知主体观察到某种行为是行为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认知主体通常会假定该行为能够反映行为者的意图,进而由此推论其品性。如果认知主体认为外在力量强迫行为者必须如此,便可以使用情境因素来解释行为者的行为。因此,若行为者的选择自由没有受到限制,观察者就更有可能进行对应推论。例如,在一次模拟辩论赛中,甲队抽到正方的签,那么甲队的辩论言辞并不能表明他们支持正方论点;相反,当甲队自愿选择了正方的论点,认知主体就可以比较自信地认为他们支持正方的论点。

第二,行为的社会合意度。社会合意度很高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大多数人会采取该行为,无法由此推论行为者品性。相反,那些社会合意度不高的行为更能反映行为者的动机,可以通过其行为反映其独特的品性。例如,某人在应聘营销职位时表现得非常健谈,我们无法确认他就是性格外向,因为他的行为表现可能是在迎合招聘者的要求;相反,如果他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表现得少言寡语的话,观察者就能比较确定地认为他性格内向。

第三,行为是否为角色要求。特定角色要求的行为模式,难以帮助人们判断行为者的社会动机。例如,消防员帮助市民救火是出于职业角色的要求,并不能说明他乐于助人。若无关的行人帮助救火,就可以推论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人们通常想知道行为者为什么会做出特定的行为,并且试图在个人内在稳定的品质中寻找对其行为的解释。为了实现倾向性归因,认知主体就要使用个体所在情境的线索,还要利用已知的关于个体的信息,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能够帮助观察者进行对应推论。当然,对应推论的恰当与否取决于事实上行为者的内在属性与其行为的一致程度。

(四)凯利的三度归因理论

哈罗德·凯利所提出的三度归因理论,又被称为多线索分析理论,或称共变归因理论,是凯利在海德的共变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人们多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归因的。人们从多种事件中积累信息,并且利用共变原则来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

凯利认为,人们在试图解释某人的行为时,可能用到三种形式的归因:归因于行为者,归因于客观刺激物(行为者对此做出反应的事件或他人),归因于行为者所处情境或关系。例如,某人连续几天去展览馆看新展出的油画,这种行为的原因可能有三种:(1)他喜欢这幅画;(2)油画很有欣赏价值;(3)这几天他没有什么事做。为了确定哪种解释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凯利指出,观察者需要使用三种信息:区别性信息、一致性信息、一贯性信息。

背景人物

哈罗德·凯利(1921—2003)(见图4-6),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贡献集中于群体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人际关系等方面。凯利于1943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参军,从事美国空军人员选拔等方面的研究。他1950年任教于耶鲁大学,1971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78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图4-6 哈罗德·凯利

区别性(distinctiveness)信息,是指行为者只对特定刺激对象产生反应,还是对许多不同的刺激对象产生相同的反应。区别性高是指行为者只对特定刺激对象产生反应;区别性低是指行为者对许多不同的对象产生相同的反应。上述例子中的某人如果只看这些油画,而不看其他展品,就说明他对不同刺激物的反应有高区别性。

一致性(consensus)信息,是指行为者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是否一致。如果周围不少人也看了新展出的油画,则表明某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一致性高;相反,这个人的行为与其他人一致性低。

一贯性(consistency)信息,是指行为者对当前刺激对象是否一贯产生相同的反应。如果行为者一贯产生相同的反应,则一贯性高;相反,则一贯性低。例如,只要这幅油画展出,这个人一定去看,说明他的行为一贯性高,相反,则说明他的行为一贯性低。

上述三类信息的使用情况,决定了我们对行为归因的可靠程度。通过对这些信息的组织,观察者就可以断定引发某种具体行为的原因。社会心理学家麦克阿瑟以实验对凯利的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揭示了三种信息与归因方向的关系。研究者给被试一个假设的事件——玛丽昨晚观看表演。当一位喜剧演员登场的时候,玛丽笑得前仰后合。研究者通过变化区别性、一致性和一贯性等信息,测定被试所进行的归因,结果如表4-5所示。

表4-5 三种信息与归因方向的关系

只有将三个方面的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分析考察,才能保证归因的准确性。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无法充分掌握各类信息。例如,我们可能不曾在从前的某些场合观察过这个人,无法获得一贯性信息,或者我们不知道在同样情形下其他人会有怎样的反应,无法获得一致性信息。凯利认为,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有关因果关系的现成观念(即因果图式)就会发挥作用。

因果图式的种类较多,比较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多种充分原因模式”,可以帮助观察者从多种可能的因素中判断何者是行为的原因。例如,我们知道某人买了一部手机之后,可以想到几种可能的充分原因:他以前没有手机现在想用了,他的旧手机坏了需要新的,他想换一部新手机用。在这些解释中要判断行为的真正原因,取决于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他原来有手机而且也没有坏,那么通常会断定他只是想换一部新手机用。另一种是“多种必要原因模式”,按照这种模式的逻辑,某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人们经常用这种模式去解释那些极端事件。比如,甲突然和乙打起架来,那么,是因为甲生性好斗,还是乙爱招惹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或者说,观察者会寻找多个原因来解释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