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焦点效应和自利偏差

(一)焦点效应

焦点效应(spotlight effect)指的是人们在自我观察的时候，会高估自己的突出程度，把自己看作一切的中心，直觉地高估别人对自己的注意度的现象，它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种偏差。吉尔洛维奇(Gilovich等，2000)展示了这种焦点效应。在研究中，他们让康奈尔大学的学生穿上某一品牌的T恤，然后走进一个还有其他学生的房间。研究发现穿T恤的学生猜测大约一半的同学会注意到他的T恤，而实际上注意到他的人只有23%。

和焦点效应相对应的是透明度错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即人们认为自己隐藏的情绪一旦外露就会被别人发现的错觉，实际上别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比如我们触按了图书馆的警铃，或者自己是宴会上唯一一个没有为主人准备礼物的客人，我们可能会非常苦恼(“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怪人”)。其实，这些都是透明度错觉在发挥它的作用——把过多不必要的焦点聚焦在了别人对我们自己情绪的看法上。

沙维斯基和吉尔洛维奇(Savitsky和Gilovich，2003)在研究中发现人们总是高估自己内在状态外露的程度。比如说谎的人认为他人都会觉察到他在欺骗别人，如果你喝了很难喝的饮料，你就会觉得别人观察到了你对饮料的厌恶。许多人在作公开的陈述报告时，会认为自己看起来不仅紧张而且焦虑，并认为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些。

沙维斯基和吉尔洛维奇想知道“透明度错觉”在那些没有经验的演讲者身上是否也会出现?在研究中，沙维斯基和吉尔洛维奇以康奈尔大学的77名学生为被试，让他们作一个3分钟的演讲并录像，内容是关于学校内部种族关系。被试被分为三个组：

告知组——向被试解释了透明度错觉：“研究结果已证明观众不会如你们预期的那样注意你们的焦虑——演讲者感觉他们自己很紧张，而实际上并不那么明显。把这个记在心上，你们应该放松并做到最好。要知道如果你们紧张，很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安心组——主试告诉被试：“你们不必过多地担心他人的想法……把这个记在心上，你们应该放松并做到最好，你们不必担心自己紧张。”

控制组——主试没有给参加实验的被试更进一步的说明。

在演讲过后，用7点量表对演讲的质量和演讲者的紧张度进行评定，结果如表3-2所示，告知组的演讲者比另外两个组的演讲者对自己的演讲和表现都感觉较好，观察者也证实了演讲者的自我评价。所以，当你担心自己表现紧张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实际上他人并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注意你。

表3-2 对演讲的质量和演讲者的紧张度的评定结果 *p＜0.05

(二)自利偏差

自利偏差也称为自我服务偏见(self-serving bias)，当人们加工和自我有关的信息时，会出现一种潜在的偏见：我们一边轻易地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一边欣然接受成功的荣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施密特和艾里科(Schmitt和Allik，2005)对53个国家的自尊研究作了分析，发现每个国家平均的自尊分数都在中间分数以上。

坎贝尔和迪基德斯(Campbell和Sedikides，1999)分析了一些实验结果后发现，当得知自己成功后，人们表示只乐于接受成功的荣誉——他们把成功归结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却把失败归咎于如“运气不佳”“问题本身就无法解决”这样的外部因素。再看看那些造成交通事故的司机的理由：他们会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辆车，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刚到十字路口，一个东西忽然挡住了我的视线，以至于我没看见别的车”；“一个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钻到我车轮下面去了”。在那些能力和运气同样重要的情境里，这种现象尤其容易出现。

金登(Kingdon，1967)发现政治家们也倾向于把胜利归功于自己的勤奋工作、为选民服务，或者声誉或策略；把失败归因于不可控的因素，如本选区政党的组织问题等。梅祖利斯(Mezulis，2004)在研究中也发现当公司利润增加时，CEO们把这个额外的收益归功于自己的管理能力而当利润下滑时则归于经济不景气。

人们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时，也会出现自利偏差。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总体水平相比，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胜任自己的工作，自己更友善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并且在自我评价时也更为客观。像加里森·凯勒的小说《沃伯根湖》一样，“所有妇女都很强壮，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比平均水平要好”。虽然12%的人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老，但却有66%的人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就连弗洛伊德也闹笑话，他对妻子说：“如果咱们俩中的一个先去世，我想我会搬到巴黎去住。”

罗斯和西科利(Machael Ross和Fiore Sicoly，1979)研究了婚姻中的自利偏差，发现加拿大年轻的夫妇对自己承担的责任的归因比配偶的要多：丈夫们估计自己做了约42%的家务活，而妻子估计她们的丈夫只做了33%。

自利偏差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戴夫·巴里(Dave Bamy，1998)指出：“无论年龄、性别、信仰、经济地位或种族有多么不同，有一件东西是所有人都有的，那就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比普通人要强。”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多数主观的和令人向往的特质上强于一般人，自我服务偏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伦理道德。大多数生意人认为自己比一般生意人更道德(Baumhart，1968；Bener和Molander，1977)。一个全国性调查有这样一道题目：“在一个百分制的量表上，你会给自己的道德和价值打多少分?”50%的人给自己打分在90分或90分以上，只有11%的人给自己打分在74分或74分以下(Lotett，1997)。

(2)工作能力。90%的商务经理对自己的成就评价超过对其普通同事的评价(French，1968)。在澳大利亚，86%的人对自己工作业绩的评价高于平均水平，只有1%的人评价自己低于平均水平(Header和Wearing，1987)。大多数外科医生认为自己患者的死亡率要低于平均水平(Gawande，2002)。

(3)优点。在荷兰，大部分高中生认为自己比普通高中生更诚实，更有恒心，更有独创性，更友善且更可靠(Hoorens，1993，1995)。

(4)驾驶技术。多数司机甚至一大部分曾因车祸而住院的司机都认为自己比一般司机驾车更安全且更熟练(Guerin，1994；Mc Kenna和Myers，1997；Svenson，1981)。

(5)聪明才智。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比周围的普通人更聪明，更英俊，更没有偏见(Public Opinion，1984；Wylie，1979)。 当有人超过自己时，人们则倾向于把对方看成天才。

(6)忍耐度。在1997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中，只有14%的美国白人在黑人歧视程度的10点量表(0～10分)上打分达到或超过5，可是在给其他白人打分时，44%的白人的分值达到或超过5。

(7)赡养父母。多数成年人认为自己对年迈父母的赡养比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多(Lerner和others，1991)。

(8)健康。洛杉矶居民认为自己比大多数邻居更健康。而多数大学生认为他们将比保险公司预测的死亡年龄多活十年左右(Larwood，1978；C.R.Snyder，1978)。

(9)洞察力。我们假定，他人的语言和行为能够体现他们的本质。我们私下的想法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比别人更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也认为比起别人来，我们更了解自己(Pronin和others，2001)。很少有大学生会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天真或更傻，但他们会认为别人要比他们傻得多(Levine，2003)。

(10)摆脱偏见。人们往往认为他们比其他人更不容易受偏见的影响(Pronin和others，2002)。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比多数人更不容易产生自我服务偏见。

(三)盲目乐观

人们对自己的认知有时候会有盲目乐观的倾向(见图3-13)。谢帕德(Shepperd，2003)指出，人们对未来的生活事件盲目乐观，部分是因为他们对别人命运的相对悲观。例如，在罗格斯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学生们往往认为自己远比其他同学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领高额薪水和拥有更好的房子。而那些悲惨的事情，如酗酒、突发心脏病等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图3-13 盲目乐观：大多数夫妇都憧憬着能与爱人白头偕老，实际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半数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

由于相信自己总能逢凶化吉，对一些可能的失败，人们往往不去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博格和彭斯(Burger和Burns，1988)对大学生性生活进行研究，发现那些意外怀孕的女生大部分都认为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怀孕，因而没有采用避孕措施。盲目乐观的人也更有可能选择那些低年费和高利率的信用卡，对一般的借款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差的选择，他们的利息费用远远超过了年费。

那些开车不系安全带，不肯承认吸烟会危害身体健康或者不仔细经营夫妻关系的人，都在提醒我们，盲目乐观如同傲慢一样，是失败的先兆。吉布森和三本松(Gibson和Sanbonmastu，2004)发现在赌博时，乐观者比悲观者更能坚持，即使是连续不断地在输钱。如果炒股票或房地产商认为自己的商业直觉超过自己的竞争者，他们同样也可能会遭到严重的挫败。亚当·斯密预见人类将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对自己好运的荒谬的推断来源于绝大多数人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自负的幻想。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盲目乐观的现象也在上升。特温奇和坎贝尔(Twenge和Campell，2008)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一半的美国高中毕业生预测他们作为成年人将会成为“很好的”员工——这是可获得的最高的评价；而到了2006年，有2/3的美国青少年相信自己置身于前20%的行列。尽管目标高远对成功是有好处的，但把目标定得太高很有可能要面对失败。

怎样才能把我们从盲目乐观的危险中拯救出来?防御性的悲观主义者会预见问题的发生并克服盲目乐观的弊端。诺勒姆(Julie Norem，2000)提出的防御性悲观主义能预见问题的发生，并促使自己进行有效的应对，正如成语“居安思危”所说的。

(四)虚假一致性与虚假独立性

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常常表现出这样一种奇怪的倾向：过分高估或低估他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事。我们过高地估计别人对我们观点少量而现实的赞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普遍性中的“防御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如果我们赞成加拿大全民公决或是支持新西兰国家党，我们会满怀希望地以为别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好像人对世界的理解就只能是一种常识。如果任务失败，我们可能会把这些失误看成是正常的，从而让自己安心。当有人说谎时，便觉得其他人不诚实。觉得其他人也像自己那样思考和行事。

我们常会高估跟我们有同样行为的人。四个最近的研究指出：

(1)在禁澡期间偷洗澡的人会认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Monin和Norton，2003)。

(2)剧烈运动后口渴的人会想象，跟饥饿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会遭受口渴之苦。博文和洛温斯坦(Bowen和Lowenstein，2003)的一项研究表明，88%刚做完运动的口渴者会作出这样的猜测，而那些将要去运动的人中只有57%会这样想。

(3)当人们自己的生活发生变化时，可能会认为整个世界也在发生变化。具有保护意识的初为人父母者也会认为世界更加危险。此外，节食减肥的人会认为食品广告更具欺骗性(Eibach和others，2003)。

(4)对其他民族怀有消极看法的人推测很多人都会怀有这样消极的僵化思想(Krueger，1996)。 因此我们对别人思维的感知可能会揭示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塔尔玛德(Tahmud)说：“ 我们并不是客观地看待事物，而是总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事物。”

虚假普遍性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归纳性结论只是来自一个有限的样本，而这个样本显然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Dawes，1990)。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们自己的认识推及别人，用自己的反应作为线索来推断别人的反应呢?此外，我们多半和那些同我们态度和行为相近的人交往，并透过这些熟悉的人来评判世界。

能力方面，当我们干得不错或者获得成功时，虚假独特性效应(false uniqueness effect)则更容易发生。人们倾向把自己的智慧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寻常的，以满足个人的自我形象。这样，那些喝得醉醺醺也不系安全带的司机会高估(虚假普遍性)其他开车的酒鬼的数量，而低估(虚假独特性)系安全带的普遍性(Suls和others，1888)。从我们更多地把优点而非缺点归因于自己的倾向出发，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Gross和Miller，1997；Krueger，1997；Krueger和Clement，1997)。某种行为越不常见，我们就越容易高估它的频率(如果20%的人是自私的，则人们会把相对于自己的其他人中自私者的数目估计得远远高于20%)。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失误是相对普遍的，而我们的优点却是非同寻常的。

总之，自我服务归因，自我恭维的比较，盲目乐观，以及认为自己缺点的虚假普遍性，所有这些倾向是导致自我服务偏见的根源(见图3-14)。

图3-14 自我服务偏见如何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