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大动脉

在所有已知的历史描述中，20世纪的人类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无疑最为惨痛。在那个极端主义的时代，人类第一次在理论上将一部分同类定义为非人，进而以正义之名展开了对这些“非人”的灭绝行动。于是，战争、杀戮、掠夺、奴役，都在人类的痛苦体验中达到了极致。

如果邪恶代替了正义，抑或邪恶以正义之名肆意泛滥，那么它有时也会获得本不具有的诸多优势，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和破坏力毁灭着人类自己。

人们常说，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可事实上，邪恶的泛滥从未停止过它对正义的肆意侵凌。在一些特殊的阶段，甚至一次比一次理直气壮。对于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实，难道能说是造物主刻意的安排？

纳粹德国“科学地”消灭了成百上千万的“劣等人”，尔后将他们的骨灰撒在瘠薄的土地上以改善土质。日军肆虐长三角，像刈草摘菜一样屠杀了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他们之所以下得了这样的狠手，是日军将这些无辜者看成了“劣等人”。也许，对于那些邪恶的始作俑者来说，把受害者当作劣等人、猪狗一样的动物，他们的兵士就会消除所有的负罪感，放开手脚去作恶。并且，通过屠杀来强化这种认知，无限膨胀作为优等民族的优越感，进而让官兵保持旺盛的士气。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我们的仇敌，旧日本陆军的士气之旺盛，远非代表正义一方的同盟国军队所能比拟。于是，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的短短几个月之内，日军兵锋所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几乎是以行军的速度攻占了整个西北太平洋地区。

美、英、荷的数十万殖民军队坐拥优势装备，控制着几千公里的战略纵深，面对日军的突袭，竟然稍一接触，兵败如山倒。犹如雨点打起的水泡，还未成形就被日军一个个踩碎在脚下。在菲律宾，在新加坡，两地的悲剧惊人地相似，10万左右的重兵，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又是以逸待劳，却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就向几万名远道而来的肮脏的日本人投降了。

大英帝国的虚弱老底真是一捅就破。在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的军人眼里，这些日本兵下巴突出，牙齿外露，前额后缩，还是罗圈腿，通观全身，又矮又矬，怎么看都比猴子强不了多少。但愣是这些“黄皮猴子”，将大英帝国的东方事业掀了个底朝天。

丘吉尔哀叹道：“在日本战争机器可怕的威力打击之下，昔日白种人在亚洲的形象破碎了。”

于是，就像传染病一样，溃败的消息一经传开，缅甸、印度的殖民当局惊恐万状，感到失败的厄运即将来临。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恐慌，这时的日军还根本没有做好进攻缅甸、印度的准备。

照理说，缅甸资源丰富，位置重要。进占缅甸，西可威胁印度，做好与德国在中亚会师的姿态，北可扼住中国，一举切断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促使蒋介石政权崩溃。

日本人战术出类拔萃，战略上却十分低下，在这个关键点上老问题又暴露无遗。当然，造成日军的战略误判还有一些客观原因。

首先是兵力不足。此时，日军南方军还未结束马来半岛的作战，而和平进驻泰国的第15军也仅仅辖有两个二三流的师团，并且这两个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尚在运输途中。

况且，第15军的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正忙于和泰国政府签订占领协议，满心欢喜要做泰国的太上皇，哪里顾得了一片蛮荒的缅甸？

等了一段时间，不见日军有任何行动，印、缅殖民当局又从恐惧转向了侥幸。他们安慰自己说，缅甸不同于马来亚，地貌复杂，环境恶劣，战略纵深较大，加之又有印度作后盾，一时半会儿不会丢失。

白种人固步自封，一向瞧不起有色人种。他们虽然畏服于日军的武力，但对日军的其他能力却不屑一顾。他们此时并不知道，日军之所以暂缓进攻缅甸，除了兵力不足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日军在幻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的手里还握有另一把牌。

早在1940年7月，日军参谋本部的铃木敬司大佐就按照秘密指示，进入缅甸，煽起了缅甸的民族独立运动。

次年1月，铃木敬司成为“南机关”的负责人，该机关直属于日军大本营，目标更是被明确为切断滇缅路。

此后，铃木敬司领着一群间谍到处煽风点火。他们出入寺院，结交僧人，扶植德钦党，煽动缅甸对英国人和中国人的仇恨。

缅甸是个美丽的佛教之国，南传佛教一家独大，僧人地位很高，信众十分虔诚。日本也是个佛国，不过佛教到了日本竟然水土不服，蜕变成了邪教。日本军人中不乏佛教徒，但他们却可以一手持剑，一手持经；一边杀人，一边念佛。

最初，缅甸的和尚见这些日本人不是照相馆的老板，就是求佛的和尚，个个行止端正，到处礼佛诵经，只道是同种同教，真心来帮助他们这些弱小民族的。因而，仅一年的光景，缅甸的民意竟倾斜到了日本人这一边。

历史真会开玩笑。它若反复无常起来，恐怕魔鬼都不是它的对手。

日本人对铃木敬司的计谋十分看重。1941年11月5日，在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关于促进结束对英美荷蒋战争的草案》。其中，为使英国屈服，特别规定：“促进缅甸独立，利用其成果刺激印度独立。”

日本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完全低能，他们至少看到了同盟国的软肋：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代表正义，那么这些被殖民的弱小民族的苦难又是谁造成的呢？所以，英、美这些殖民帝国比起德、意、日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当然，英国人不这样想，美国人在危机面前也不会这么认为。但是，缅甸人、印度人受够了殖民主义的罪，在他们眼里，日本人作为入侵者虽然也不是什么好鸟，但他们宁愿跟魔鬼签订卖身契，也不愿继续做英王乔治六世的臣民。

英国老爷们对此充耳不闻，甚至可以说是掩耳盗铃。在有些人看来，好日子不多了，日本人说来就来，再不享受就没有机会了。

因此，直到开战之后的几个月里，虽然缅甸、印度战云压顶，但英国殖民者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因为他们是老爷、阔少，根本不需要来自穷人的任何帮助。

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中国军队为应对来自泰国日军的威胁，曾从第93师中抽出一个加强团，由刘观隆率领，从滇南进入缅甸的景栋、大其力一带。不料，印、缅殖民当局大发雷霆，认为中国人侵犯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不由分说就把中国军队撵了回去。

转过年去，日军在东南亚频频得手，英国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即将崩溃，直到这时他们才感到了危险。但他们明知力量不足，却还是停留在“日不落帝国”的旧日光环里，不肯放下高傲的身架，向中国求援。好在中国政府已与日军血战几年，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没有过多计较，再次要求英方允许我们帮助他们。

这样，我们一再委曲求全，总算是满足了英国人的虚荣心，这才勉勉强强允许中国军队的一个师进入缅甸。但英国人还不客气地附加了一句：“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

帮忙打仗还要自带干粮，真是不可理喻！

当时的中国还是弱国，蒋介石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委，但他忍住了。他知道，眼下多说无益，只有用战争来教训这些惯于恃强凌弱的“英夷”，有你求我的时候。

转眼又是一月，日军不再观望，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鼓动下，饭田祥二郎中将的第15军突破泰缅边境，攻入了缅甸。日军攻击之顺利、英缅军作战之无能，不仅令蒋介石感到意外，就连日本人也感到不可思议。

1月19日，日军一个大队几百人就轻取缅甸要地土瓦。

日军势如破竹。31日，第55师团进占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

英军败退至锡塘河一线，河西不远就是仰光，缅甸局势岌岌可危。

英国人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下慌了手脚。他们再也顾不得体面了，主动向中国方面探听口风：“可不可以加派一个师来缅甸？”

蒋介石等的就是这句话。近100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屈辱和灾难都是拜英国人所赐，能看到英国人跪地求人的样子，也不失为快事一件。

短暂的愉悦过后，蒋介石还是要收拾心情，帮英国人保住缅甸。当然，帮助英国人就是帮了中国自己。为抗战大局计，蒋介石毫不吝惜，一出手就是3个军10万人。这3个军分别是杜聿明的第5军、甘丽初的第6军、张轸的第66军。此外，在滇南、昆明一带还驻有关麟征、宋希濂的两个精锐集团军。

中国军队实力雄厚，看似战局将趋向平衡，陷入两军对峙。可谁能想到，此后的短短几十天内，东南亚战局急转直下，日本人挟胜利之势如泰山压顶，英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防线如雪崩一般崩溃。

2月15日下午，驻新加坡的95000名盟军向日军投降。在这些人中，约半数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其余为印度人。

几天之后，盟军与日军展开爪哇海战，又是盟军大败。日军像突然间挣脱樊笼的恶魔一般不可阻挡，爪哇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2月23日，锡塘河防线崩溃。英印军第17师丢下南岸的印度旅，炸毁大桥，落荒而逃。至此，锡塘河与仰光之间，除了溃兵与难民外，已无任何抵抗力量。

英国人的信心崩溃了。此刻无论是前线的将士，还是英国国内的要员，满脑子只剩下了一个念头：撤退！撤退！赶快撤退！

印缅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爵士真够背运的。不久前他在非洲战败，刚刚被调到印缅战区，可消停日子没过几天，迎接他的却是更大规模的溃败。面对新的危局，他睁着仅剩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在“一战”中被废），对即将赴任的驻缅英军统帅亚历山大面授机宜：“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保护印度为主旨。”

远在欧洲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愤愤地说：“在亚洲一片黑暗的日子里，罗斯福却要我为中国人看守缅甸。对英国人来说，放弃100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1个印度更重要。”

随着局势的骤变，英国人的心里又起了微妙的变化，保住印度对英国来说自然比缅甸重要得多。蒋介石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早就看穿了英国人的自私和势利。

早在上任之初，韦维尔为了表示对中国的重视，曾装模作样地飞到重庆，向中国政府示好。

蒋介石将客人迎入官邸，寒暄之后就单刀直入，将中方的意见和盘托出：“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派8万精兵入缅作战。”

不料，韦维尔这个缺少外交风度的爵士非但不领情，还双肩一耸，冷冷答道：“如果由华军解救缅甸，那将是英军的耻辱。”

翻译用汉语复述了一遍。蒋介石刚才还是满脸堆笑，瞬间笑容就凝固了。

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双方不欢而散。自此，在蒋介石的心里，原本就厌恶“英夷”的成见又加重了几分。

他知道，这些“英夷”从来没安过什么好心。他们先是用鸦片将中国人变成了“东亚病夫”，后来又为了鸦片贸易率先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长达100年的苦难史，很大程度上是拜这些“英夷”所赐。对于这笔孽债，英国人也心知肚明。他们害怕中国崛起之后向他们算账，因而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打压，千方百计地要遏制中国的成长。

缅北密支那、腊戍一带原为中国领土，英国人占据缅甸之后，使了无数伎俩将这块土地侵占了过去。对此，英国殖民者还不满足。他们为了进一步控制局势，在滇西、缅北一带，到处煽风点火，激化土著对汉人的仇恨。

本来，滇缅一带盛传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土著慑服于诸葛亮的神威，动辄称之为“诸葛老祖”，认为自己是诸葛亮的后代，人人以此为荣。在某些地方，有些土著甚至认为诸葛亮还活在世间。一提起诸葛亮的大名，就立即为之色变，紧张上好一阵子。英国人为了消除汉文化的影响，竟荒唐地编造了一个八擒孔明的伪故事。说是诸葛亮（字孔明）南征孟获，不仅寸功未建，反而被孟获俘虏了8次。如此颠倒黑白，真难为了英国人的想象力。

另外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英国人的险恶用心。

滇西僳僳族聚居区，一个取中文名“梁之音”的英国传教士在此活跃了二十多年。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精通僳僳族语言。僳僳族没有文字，他就用拉丁字母创造了一套僳僳文字。这看上去是件好事，怎么说也是给蛮荒带来了文明。哪承想在他编写的僳僳文课本里，第一节的几行字竟是：“汉人来了，我怕。”

对于英国人的险恶，蒋介石内心充满厌恶。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英国人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反击。

他的第一个撒手锏就是公开支持印度独立。

1942年2月，时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出访印度。在印度，他不顾阻挠，见到了“圣雄”甘地以及政治领袖尼赫鲁，他们都是英国人仇视的对象。访问的尾声，蒋介石公开发表文告，支持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更有力度的是，蒋介石还取得了美国的支持与声援。

英国人恼羞成怒，把中国看成了未来阻碍其殖民霸业的头号敌人。

20世纪的英国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输得一塌糊涂。他们太过自私、小气，他们就像中国传说中的怪兽貔貅一样，只进不出。最终，适得其反的是，他们丢掉了绝大部分的殖民地。甚至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就连北爱尔兰、苏格兰都闹着要独立出联合王国。

这是英国人的软肋。

1942年的缅甸，中、英双方的仇敌日本人正猖狂时，中、美、英一边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人，一边不遗余力地闹起了内讧。

无论如何，中国人对解救缅甸还是一片真诚。这不只是出于道义，更是为了自救，但英国人却降低了中国军队解救缅甸的热情。

尽管蒋介石对帮助英国人不“感冒”，但缅甸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东部港口全面沦陷，中国的主要外援通道只剩下四个：以香港为中心的走私路线；西北连通苏联的路线；由越南进入广西、云南的印度支那路线；由缅甸进入云南的滇缅路线。

1939年底日军发动的桂南会战，致使南宁陷落，日军切断了越桂公路。次年9月，日军又以武力进占越南北部，彻底切断了印支路线。而在此前后，香港当局也迫于日军压力，停止了向内地的物资运输。

1941年年初，坏消息接踵而至。苏联与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也停止了从西北边境线上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中国抗战进入了最黑暗的时期，滇缅路线就成了支撑中国的唯一希望。

滇缅路线名声很大，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滇缅公路。在国际上，滇缅公路一直是中国抗战的象征。翻开有关它的介绍，一张“24拐”的航拍照片总会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了滇缅公路标志性的一段。

飞机盘旋在高山峡谷的苍茫云海中，飞行员俯瞰地面，一大片墨绿之中，竟有一条白带像长蛇一样盘曲在深谷之中。他们拿起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世间罕见的奇观。

数一数照片上的那些急促的拐弯，竟有24个之多。每个拐弯都超过了90°，每个拐弯的外侧都是绝壁深谷。开车的人都知道，汽车行驶在如此艰险的路面上，危险性自不待言，恐怕还得像螃蟹一样横着走来走去。这个“24拐”早已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了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的标志性象征。

这一地带自古就以艰险著称。两千多年前，当香料、茶叶、丝织品被马帮运往印度后，印度的佛经、阿育王塔也被带到了中国西南。这条道路成就了小乘佛教在云南、缅北的兴盛，将这些蛮荒之地改造成了清净佛国，它也有了一个典雅而神秘的名字“蜀身毒道”。中国的古人称四川为“蜀”，印度为“身毒”，自古以来这条路都是神秘与诡异的代名词。

而从1937年以后，这条古道的一部分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被世人所认识。

这条碎石铺就的简易公路，北起昆明附近的下关，中经以漾濞、永平、保山、龙陵、潞西，由畹町出境，最终到达缅北的腊戍，全长959.4公里，其间80%的路段是高山河谷。这些高山中有世界上地质最为复杂的横断山脉，有中国最为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一望可知，光听名字就知道它发怒咆哮起来该有多么厉害，并流南下的澜沧江也丝毫不逊色。

在这样的环境里筑路，单靠当时简陋的设备与技术，几乎是天方夜谭，但这条路还是开工了。不但开工了，当时还创下了一个筑路史上的奇迹。

1937年11月，南京政府为应付局势的恶化，正式下达指示，由中央拨款200万元，责成云南省主席龙云限期1年内修通滇缅公路。

可交通部却惶恐不安，对云南年进度平均几公里的筑路能力，他们心知肚明。原滇西省道昆明至下关几十公里的毛路，就整整修了12年。如今要再从下关往边界延伸，不要说400公里少不了，还要翻越许多高山峡谷，按当时的进度，那又是一个12年。英、美盟国也断言“起码3年”。

但云南王龙云有自己的办法。

沿路的县长都收到了省政府令，知道军情紧急，因为政府令的封套上赫然粘着一根鸡毛。另外他们还收到一个木盒，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省政府令简洁明了却态度明确：分配该县路段，务必在期限内完成。逾期未完成者，县长自带手铐，来昆明受处罚。

如同签下军令状一般的使命自然令县长大人们不敢耽搁，心急火燎地开始征集民夫。云南省的青壮年多数都当了兵，可征用的民工非常有限，当地政府就从沿途的几十个县征集。征集来的民工计有汉、彝、白、傣、回、景颇、藏族等十多个民族，达25万余人，每天出工人数高峰期超过20万。

这是一支奇特的筑路大军，应征的民工自带口粮、炊具、衣被和筑路工具，长途跋涉赶到工地。他们白天筑路，晚上睡在自己搭成的窝棚里，真是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缺乏筑路机械，民工们只好使用锄头、十字镐、铁铲、撬棍、扁担、竹箕、草绳、钻子、大锤、炮杆、黑火药等近乎原始的工具。在语言不通、夜间露宿、饮水不洁、瘴气弥漫的原始森林中不断赶工，施工期间很多人罹患各种疾病，甚至死亡。

修路需要压路机，他们的压路机就是石碾子。石碾子大约有1.8米高，重量一般在3～5吨之间。如果采石场在附近，人们就因地制材。但更多的是要到较远的地方去寻找石料制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将石碾子弄到公路上就成了问题。许多石碾子都是靠劳工们人拉肩推才从山林中弄出来。上坡时没有多少问题，石碾子比较容易掌握。但是下坡时由于石碾子所产生的巨大惯性，许多恐怖的事故就发生了：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劳工常常被失去控制的石碾子压死，有时也会捎带上一些孩子。

筑路的牺牲非常大，据1938年9月21日的《云南日报》记载：

……永昌（保山）以南路工死于瘴毒的数目很可惊人，筑梅子箐石桥的腾越200民工，只有一半生还……曾经有不少的征服自然的男女战士粉身碎首，血肉横飞，怪可怕地死于无情的悬岩底下，怪凄惨地牺牲于无情的大江之中，还有不少的开路先锋则死于恶性疟疾的暴力之下。据大约统计：牺牲于上述种种缘故的男女民工不少于二三千人……

牺牲虽大，滇缅公路却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奇迹。整个工程挖填土方1123.26万立方米，石方110.3万立方米，修建大小桥涵2032座，而时间却仅仅用了9个月！其沉重的代价则是二三千民工的生命。

滇缅公路因此被新闻媒体和史学家称为“血路”。

当时，不少国际友人赞叹这是“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线”，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路”，是“中国第二个万里长城一样的奇迹”。

而中国人自己则说是“通往东京之路”。言下之意，他们要将日本人打回老家！

毫无疑问，战时滇缅公路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

这条“血路”果然不负众望，刚通车时它每个月的货运量不过1000吨左右，到了1940年，已经达到1万吨，而1942年新年前后，每月的运输量竟高达1.5万吨。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记载：仅从1939年7月至1942年5月的近3年中，滇缅公路上就有1万多辆汽车在奔波，抢运的军需物资共计45.2万吨。

不夸张地说，滇缅公路就是中国的生命线，是连通中国巨人的大脑与心脏的主动脉。

滇缅公路既然对中国如此重要，日本人自然千方百计地想掐断这条大动脉。

1940年，日本政府在《帝国国策纲要》中称：“攻取缅甸的目的就是要截断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交通线。”

1940年7月16日至10月17日，日本人趁英、法联军在法国溃败之际，威胁英国关停滇缅公路。英国人当时还没有和日本人撕破脸，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竟答应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滇缅公路关闭长达3个月。

之后，日军言而无信，步步紧逼，把侵略魔爪伸向了英属殖民地，英国人这才知道上了日本人的当，遂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一年多以后，日军终于出现在了缅甸的土地上，这次，他们要亲自切断滇缅路，掐断中国的生命通道。

中国已没有退路，整个中华民族命悬一线。

一个体力即将耗尽的巨人，被对手死死扼住喉咙，要么等死，要么拼死一搏。

中国军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他们走出国门，踏上了缅甸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既为自己、也为世界正义力量拼死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