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成为跨越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热点问题已经有许多年了。在基础教育、大学通识教育的改革中,对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来说,科学与艺术之关联和素养也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也说明,艺术与科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会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兴趣的话题。希望这套“艺术与科学译丛”能够为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转化应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2023-08-01
此文原刊于2017年10月11日《中华读书报》。
江晓原:刘兵兄,我最初是从你的口中听说“鸟人”一词的。在此之前,我当然只知道如下语境中的“鸟人”:相传爱因斯坦有一次向某刊物投稿,居然被拒,因为审稿没有通过。爱因斯坦当然不悦,就给主编写了一封相信是许多大牌作者都想写而不大敢写的信,信中表示“我将稿件给你们是供你们发表用的,不是提供给你们让什么鸟人审查的”云云。当然这里“鸟人”是中译者意译添加的词语。
从你那里我才听说人们也将“观鸟的人”称为“鸟人”,而“观鸟”也是一项有相当道行的博物学活动。而且你家里居然就出了一个“鸟人”——令千金。所以这次谈论这本《画笔下的鸟类学》,一定要听你深入谈谈“鸟人”的种种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首先,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图文并茂,让人爱不释手。揭开护封,里面的硬封又是简洁素雅之至,不愧书业产品中的“央企”风范。
本书作者当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鸟人”,乔纳森·埃尔菲克不仅观鸟,而且画鸟。画鸟是“鸟人”非常有特色的一种活动,许多鸟类的精细形象,就是由画鸟的“鸟人”传递给世人的。在这个问题上,鸟类是不是有某种特殊性?比如,其他的动物植物,当然也有许多动物学家或植物学家进行过观察和描绘,但我们似乎没听说过“花人”或“蛇人”“鹿人”等说法?
刘兵:开篇,你就已经话分几路了。顾及条理性,我们恐怕还得一件一件分别来说。
先是这本书,确实像你所说的是一本装帧精美、富于设计而且颇有收藏价值的书。这本书的原文书名是Bird: The Art of Ornithology,直译应该是《鸟:鸟类学的艺术》,现在中译本译为《画笔下的鸟类学》,倒也还是贴切。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也是颇有特色的,它实际上是从鸟类绘画的特殊角度,来讲述鸟类学的发展,讲述人们对鸟的认知过程,或者,用更时髦些的术语,也不妨说是从视觉文化的特殊视角来撰写的鸟类学史。而且,在历史的分期上,又常常以印刷技术的变化作为分期的标志,在这种意义上,要说这本书反映了鸟类学图书印刷出版传播史,也未尝不可。
从类型上,这本书又很典型地是一本很有文化内涵的通俗(但绝非流俗)的历史。书中大量印制精美、很有艺术感染力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鸟类绘画,既是重要的史料,与文字的内容彼此呼应,又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当然,对于你所说的众多手持观鸟指南图鉴去观鸟的“鸟人”而言,这差不多也是历史上的鸟图精品荟萃了。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或者说特色,这本书也自然与当下图书市场上颇为流行、颇受有文化的读者青睐的、某类有品位而可供阅读、把玩和收藏的图书类型非常契合。
粗略地介绍了这本书的特点,接下来,也许可以说一说“鸟人”,或者说是发生在今天的当代鸟人的事了。确实,小女也是鸟人中的执着者。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在她小时候,既作为儿童的娱乐,也作为某种休闲式的教育和户外活动,我经常带她去参加著名的环保NGO“自然之友”的观鸟小组的活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竟培养出了一个铁杆鸟迷,而惭愧的是,至今,我却几乎仍是一个“鸟盲”。
江晓原:这倒稍稍有点儿出乎我意料。我原先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你总得近朱者赤,好歹受些影响和熏陶吧?比如对鸟比我们一般人更熟悉一些。当然,我们通过讨论这本书,就会经历一个受“鸟文化”熏陶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能让你变得更接近我们通常人心目中“鸟人之父”的形象?
你相当准确地概括了本书的性质——鸟类学图书印刷出版传播史。这让我想起我以前发表过的关于学科和观赏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看法。
我认为,并非所有的学科都具有同等级别的观赏性,比如天文学就很有观赏性,而且享受这种观赏性时通常又很安全,所以全世界会有那么多的业余天文爱好者;相比而言,化学就几乎没有可观赏性,实验还难以避免危险性,所以全职太太到幼儿园或小学做义工时,会带着孩子们去用望远镜观天,但通常不会带着孩子们做化学实验。
而鸟类学则是一门具有高度观赏性的学科,它的观赏性甚至超过植物学和通常意义上的动物学,因为鸟类有漂亮的羽毛,描绘这些羽毛显然能够唤起审美情怀。“鸟人”描绘了鸟类,当然需要传播,由于这些鸟类图案可以如此细致和精美,以至于对印刷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才让你对本书“鸟类学图书印刷出版传播史”的性质概括得以成立。
刘兵:如果说到观赏性的话,我觉得,与你举出的天文学的例子相比,鸟类学显然要更具有观赏性。你想,鸟是有生命的啊!而且,可以观看到的种类有如此之多,其羽毛、花色如此多样和美丽,其鸣叫声如此悦耳,其飞翔的姿态如此优雅,与那无数虽然也神秘但显得冰冷的星星相比,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无疑其观赏性(就观赏这个词更原本的意义来说)要更强。因而,比较一下普及性或专业性的天文学图文书和鸟类学的图文书,其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前面你说你感觉出乎意料,也许是由于对我说我是一个“鸟盲”的说法的某种理解。其实,我说我是鸟盲,主要是指在观鸟时就辨识鸟的种类来说,这和我与我们的朋友刘华杰去野外看植物时的情况很像,我也很难准确地分辨出各类植物,而刘华杰却会如数家珍般一一道出所看到的各种植物分别是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以及叫什么名字。
如同刘华杰所强调的,在博物学的意义上,知道一个植物的名字,会更好地认识和欣赏这种植物,我想,对于鸟类也是一样,但我也还是可以在更低些的层次上,去欣赏鸟之美的。作为一个像你所说的“鸟人之父”,显然我承认我达不到像我所培养的鸟人小女那样能更精致地欣赏鸟和享受观鸟的乐趣的程度,但我对于鸟人们还是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并且对于观鸟这件事本身也是很有兴趣的。
几年前,我指导的一个从事科学传播方向的研究生,就将其论文的主题定为对于观鸟活动的科学传播研究上(尽管当下正统的“科普界”几乎并不将此视为与科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活动),那个学生也非常努力,以人类学的方法为主,对北京鸟会的观鸟活动做了很不错的研究,在你我主编的连续出版物《我们的科学文化》第9辑中,还收录了她论文的绝大部分章节呢。
江晓原:在本书第2章,作者花了不少篇幅谈到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鸟类绘画和他那本著名的《美国鸟类》(Birds of America)。此书已在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起作《飞鸟天堂》。奥杜邦的另一本书《北美四足兽》(Viviparous Quadrupeds of North America)也以《走兽地下》的中译名配套一同出版了。相信在你书房里,应该也放着出版社当年的赠书吧。奥杜邦的《美国鸟类》,初版以巨大的开本(所画鸟类尺度必如实物原大)而在出版史上占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
不过在《画笔下的鸟类学》作者乔纳森·埃尔菲克(Jonathan Elphick)笔下,奥杜邦得到的就不全是赞美了。他引用了奥杜邦传记作者一句名言:“鸟儿眼中最恐怖的事,可能就是看到约翰·詹姆斯·奥杜邦正在走近。”为什么呢?因为奥杜邦杀死了许多鸟类!奥杜邦给朋友信中有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足以让今天的“鸟人”义愤填膺:“如果我每天射杀的鸟不到一百只,那我就得说鸟儿真少。”不过埃尔菲克为奥杜邦开脱说,因为奥杜邦“不像许多更富裕的收藏家,他时常缺钱缺食物”,所以他杀鸟是为了吃它们来果腹。这样的开脱,让今天充满悲天悯人情怀的“鸟人”听到,无疑仍是令人发指的。
这段关于奥杜邦的故事也提示我们,“鸟人”事业的表现形态和价值标准,都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呈现为现今我们所见的模样的。而对于我们这些“非鸟人”来说,要理解历代“鸟人”的不同情怀,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兵:你提到的奥杜邦杀鸟之事,也还有他要用之做标本、进行绘画等需求的理由,当然,这也是一段鸟类学史上比较早期、比较特殊和复杂的事。今天“鸟人”的伦理标准当然不会让他们再像奥杜邦那样杀鸟。爱鸟,是“鸟人”之所以成为“鸟人”的最大内在动力,甚至这种“爱”,会让他们鄙视和抨击各种在他们看来是伤害鸟类的行为。例如,中国传统的“提笼架鸟”式的养鸟,就在被批评之列,因为那是对鸟的自由天性的伤害。更近一些,现在还可以注意到,在相当一部分“观鸟”的“鸟人”和以摄影方式“拍鸟”的“鸟人”之间,亦有不小的分歧,许多观鸟者认为以肉眼和望远镜观鸟才是真正爱鸟行为的表现,而且,确实现在有不少拍鸟的发烧友为了拍出更“精彩”的照片,会采取一些干扰鸟的正常生活甚至是伤害鸟的方式,如把鸟粘在树枝上等。
当然,像我等凡人,对那些真正爱鸟的资深“鸟人”的理解还是很有局限的,有时还是难以感受他们那种对观鸟的痴迷。就像普通人很难理解那部关于“鸟人”观鸟的著名影片《观鸟大年》(The Big Year)中“鸟人”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追求一样。当年,我带小女参加自然之友观鸟小组的观鸟活动,也绝没有想到后来竟会培养出比较合格的“鸟人”来,后来无论是在求学还是工作的过程中,观鸟绝对是她在各种爱好中的首选,而且是绝不可缺少的。当然,现在国内观鸟的人群越来越壮大,各种观鸟团体数量也在增加,在这一点上,与国际也逐渐接轨。其实,这种大众参与的活动,不正是华杰等人大力倡导的公众博物实践的重要一种吗?
江晓原:我还有一个问题:本书作者埃尔菲克作为“鸟人”,和令爱这样的现代“鸟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因为我几乎从未在生活中接触过“鸟人”,很难有直观的比较。我试图在本书中搜寻线索,并无所获。
例如,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奥杜邦杀鸟的用途之一是制作标本,制作我们今天在各种自然博物馆见到的鸟类(以及其他各种动物)标本,当然在大部分情形中难免要杀死鸟类。再进一步推想,本书作者要获得对鸟类的许多精细描绘,恐怕也不得不对鸟儿下一点毒手吧?——如果像今天的“鸟人”那样,连笼养鸟都要批评,在野外的野生鸟儿能有那么好的耐心长时间停留在枝头,让埃尔菲克慢慢描绘吗?他多半也要杀死鸟儿,对着鸟儿的尸体才能仔细绘制吧?而如果是那种“认为以肉眼和望远镜观鸟才是真正爱鸟行为”的人,应该是绝对不能容忍杀鸟画像这样的行为的吧?
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只能容忍以肉眼或望远镜观鸟的“鸟人”,拿到这本《画笔下的鸟类学》时,会有什么反应呢?他(她)是不是应该皱着眉头说:鸟是画得挺漂亮,但一想到这些杀鸟画像的罪恶行径,我怎么忍心看下去啊!
刘兵:带着你的问题,我咨询了一下小女,她的回答大意是这样的,即像奥杜邦那样的杀鸟,其实主要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但随着观鸟技术和伦理的发展,现在人们确实不应该再像那样无必要地去杀更多的鸟,即使是科研所需要用的标本,其实也比那时要少了许多,而目前真正构成对鸟类的威胁的,反而是那些为商业目的而杀鸟制作标本的行为。而且,此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位现代鸟人,他只是在书中记述了这段历史。
从这样的回答来看,小女应该算是一个不很极端的鸟人,尽管其爱鸟之心相当之强。不过,伦理虽然在发展,但总归不是法律,当我们用今天的“鸟人”这个词时,其实有时所指并不明确,比如究竟是专指对鸟感兴趣的人,还是指以某种爱鸟的心态遵循保护动物的伦理的观鸟者呢?人们在这样的伦理面前,总会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来看,应该说,认为鸟应该被加以爱护地欣赏的观鸟者的人数还是在迅速增加的。
从历史到今天,许多事情都在变化,但利用这样的历史素材,或者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就像这本书一样,我想,对提升人们对鸟的热爱、欣赏和保护之心的发展,总会是有积极的意义吧。
有关转换视角看科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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