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环保实践与本土特点：转换视角看科学

此文原刊于2015年第7期《绿叶》杂志，与章梅芳合写，这里略去了原文中的参考文献。

妇女与生态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进入西方公众视野，随着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环保运动之中，并逐渐形成关于“妇女与生态”研究的女性主义学术分支——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自提出之后，经历了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天然关联的本质主义阶段，以及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内在关系的阶段；随后，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进一步综合后殖民主义视角，强调对妇女和生态问题的分析还必须考虑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掠夺问题。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均强调了妇女参与环保实践对于女性和生态的双重意义。

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使得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在国内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批国外女性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妇女与环境的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近些年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国政府力倡生态文明建设。在此背景下，我国大众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妇女环保实践的新闻报道，相关的学术研究亦逐渐成为热点。但是，目前中国妇女参与环保的现状究竟如何？中国妇女环保实践有哪些本土特点？大众媒体和相关学术界又是如何看待妇女和环境的关系的？这些问题，目前均未得到深入讨论。然而，尝试分析和探讨这些内容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双赢的前提。

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对妇女与环境关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1992年由国家科委、全国妇联和联合国经济社会发展部、联合国妇女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妇女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国际研讨会”，讨论了妇女与环境的关系，提出妇女参与环境建设的建议，这是20世纪末我国在妇女与环境问题上的一次重要的实践进展。近几十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同时，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以政府管理为主，以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辅以司法手段为构架的体制，我国公众包括妇女对环境事务往往容易形成不太关心的局面，认为保护环境应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在缺乏正式参与制度与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公众往往缺乏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途径。在此背景下，我国媒体所见妇女的环保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

1. 全国妇联组织主导的环保实践活动

调研表明，我国大多数普通妇女参与的环保项目和实践活动主要是在妇联组织主导下进行的。1995年以来，我国妇联组织开始将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作为主要工作之一，为妇女参与环保提供了平台，全国妇女在其宣传教育和具体环保项目的推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国家的环保事业。其中，由全国妇联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开展的“三八绿色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利用妇女组织的网络优势，妇联发动城乡妇女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在此项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营建和发展了一批“三八”林果基地和林产品加工项目，每年约有1亿城乡妇女参与义务植树、各种防护林体系建设和小流域治理。目前，“三八绿色工程”被认为是我国妇女参与造林绿化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效果最好、影响最大的一项活动。

除此之外，妇联组织还在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妇女环保宣传教育项目，如“妇女·家园·环境”“绿色家园”“节能减排家庭社区行动”等，包括“抵制白色污染·重拎布袋子”“低碳家庭·时尚生活”“妈妈环保志愿者”等各种形式的环保实践活动。1999年，全国妇联因为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与环保活动方面取得的成绩，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表彰，获得“全球500佳”荣誉称号。基于妇联的立场，这些活动旨在提高广大妇女的环境意识，普及环保知识，动员她们积极参与环境事业。而作为公众的普通妇女，在各级妇联组织的系列活动中，是通过参与环保实践活动接受科普教育的对象，她们更多的时候是被动参与到妇联组织的环保活动之中。这应该是中国妇女作为公众参与环保事业最常见的类型。

2. 为生存和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个体环保活动

在媒体上得到广泛宣传的妇女环保人物典型，常常是为了摆脱贫困或创业致富而不自觉地参与环境保护事业。在这类女性当中，得到最多宣传和报道的典型人物为牛玉琴和殷玉珍。这两位身处沙漠地区的农村妇女为了摆脱生存环境的束缚，改善家庭生活，走出贫困，均选择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开展治沙活动。她们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分别植树造林数万亩，分别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绿色奖章等荣誉称号。另一些农村妇女将个人创业与环保结合起来，例如王淑萍、杜茂珍、陈运媚等。这些妇女的环保事迹主要是承包荒地植树造林，经营苗木和花卉，带动当地妇女就业，同时为绿化做出贡献。她们为此在全国妇联联合其他部门开展的“双学双比”活动中获得“全国十大绿化女状元”的称号。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妇女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创收而非环保。“双学双比”活动的主要目标也是科技兴农，对农村妇女进行文化科技培训，同时组织适合妇女特点的生产竞赛。

无论是治沙的牛玉琴、殷玉珍还是创业致富的农村妇女，共同点在于其参与环保实践的动力主要是出于生存压力，或为了实现经济创收，在此过程中无意识地为国家的环保事业做出了贡献。她们在被广泛宣传的同时，提高了个人的环境意识，但依然面临着发展、创收与环保之间的内心冲突。她们的环保实践与妇联系统的组织工作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者本身就是妇联组织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被作为先进典型纳入妇联和国家的环保话语系统。但从性质上看，这些普通妇女的环保实践在背景、起因和自觉意识等方面均与西方生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普通妇女环保活动存在较大差别。

3. 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咨询的职业环保实践

另一类在大众媒体上展现较多的环保妇女来自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女科学家，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唐孝炎、钱易，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爱杰、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黄霞等。其中，唐孝炎院士曾担任联合国环境署（UNEP）臭氧层损耗环境影响评估组共同主席、中国环境学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务，钱易担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副主任、世界资源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等，王爱杰和黄霞都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以她们为代表的女性科技人员的环保实践主要体现在新兴环保技术的研发、相关环境技术标准的制定，乃至为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咨询三个主要方面。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其职业工作的一部分，后两个方面是其职业领域影响力的延伸。她们在自身的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造诣，并因此对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并能发挥自身的专业影响力，在环境技术评估和政策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女性的环保影响力目前主要局限于环境保护科学领域，其社会影响仍需进一步扩大。一个较好的做法是成立相关领域的女性科学家行动网络，在加强学术交流的同时做更多的社会环保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目前，已有的相关组织如成立于1998年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妇女与环境网络，还须在整合不同学科和行业之间妇女环保力量的同时做更多的工作。

4. 创办和参与环保NGO的社会环保实践

不同于大多数被动响应妇联组织号召进行节水、拎布袋子、绿色出行等环保实践的普通妇女，不同于为生存发展和经济创收而选择环保相关工作的城乡妇女，也不同于以环境科学研究为职业的女性科技人员，环保NGO的女性创办人和参与者是另一类较为特殊的群体。其中的佼佼者如“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创办人廖晓义、“绿家园志愿者”创办人汪永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人吕植等。她们原来的职业身份分别是教师、记者和科研人员，但在职业生涯中将主要甚或是全部的精力投入环保事业。她们带领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环保活动。如廖晓义自费拍摄环保纪录片，独立制作环保电视节目，撰写环保普及读物和宣传品，提出和推进绿色社区推广方案，摸索“生态保护、环境教育、乡村建设、民俗旅游”四位一体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建设乐和家园等。汪永晨制作环保广播节目，出版环保书籍，开创“绿色记者沙龙网”，开始“黄河十年行”“江河十年行”“绿家园乐水行”，致力于推进环境信息的公开化，推进环境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公平性。吕植是从事大熊猫野外种群的生态学、社会行为学、保护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女科学家，她创办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专注于在中国西部乡村示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实践，倡导生物多样性，传播环境保护理念。

这类女性的环保实践的动机往往建立在对环境问题的自觉认识上，出发点是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向往，在环保实践中具有较强的积极主动性和利他性。这些NGO的女性创办人属于环保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社会活动家，她们试图通过媒体、教育、社区实践等多个层面来推动我国公众环保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在这些环保NGO中，还有很多的女性志愿者，她们往往也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从人数规模上看，这类女性不占多数，但已开始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影响力，甚至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都江堰上的杨柳湖建坝项目、怒江水坝建设项目在“绿家园”等NGO的努力下得以中止或暂缓。

以上是我国媒体报道和学术文本中描述、讨论妇女参与环保实践最为常见的四种类型。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开展环保实践的女性只有以上四类。事实上，还有很多女性活跃在政府部门从事相关的环境行政管理工作。她们主要来自中央和地方的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包括环保部、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虽然在领导层和决策层的人数不多，但仍然为我国的环境立法、规划、决策、监督和管理做出了努力。此外，还有很多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女学者，关注环境问题的女企业家、女记者、女明星在环保理念的宣传普及乃至环境执法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之所以不纳入专门类别进行讨论，是因为相比于以上四种类型，相关媒体报道尤其是学术文本并不占多数；并且，其描述和分析的重点往往在于展示个人的职业成就和社会责任感，而较少关注妇女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公众包括妇女广泛卷入环保运动的潮流，他们以游行示威、街头抗议、集会演说等各种形式表达对环境的关注和对现状的不满。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女权运动的推动，世界各地的普通妇女也积极参与到环保运动中，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妇女生态运动的背景和形式不同，中国妇女的环保实践有其自身的本土特点。

1. 妇女参与环保的方式、范围十分有限

在西方国家，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方式较为多样，包括听证方式、行政复议和诉讼参与、环境磋商方式；参与范围亦十分广泛，从末端参与到预案参与、过程参与和行为参与，从环境侵权诉讼参与到环境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定参与，只要牵涉与环境保护的有关活动，都能听到公众的声音。公众参与已经是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公众的意见也已被政府决策广泛采纳与运用。比较而言，我国公众包括妇女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要参与形式是行为参与，环境问题听证会的参与形式尚不普遍，公众包括妇女在环境政策、方案和行动计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影响力微弱。

依据上文，从相关媒体、学术刊物刊载的有关妇女环保实践来看，主要描述和讨论的是我国妇女或通过参与植树造林、家庭节能减排，或通过研发环保科技、宣传环保理念，或通过创办环保NGO，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的故事。相比之下，关于妇女环境维权、妇女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管理等方面的报道和探讨却寥若晨星。在上述几种类型的妇女环保实践之中，能较多参与环境决策和管理的主要是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全国妇联的相关领导、从事环保科技研发和评价的科学家，以及部分NGO的创办人。然而，仅从环保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的成员性别数据来看，女性在决策层、高管层的人数依然十分有限。

2. 大部分普通妇女环保意识弱，环保实践具有很强的被动性

在我国，从妇女环保实践的参与人数来看，基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创办环保NGO的女性属于凤毛麟角。职业女科学家在环境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成绩，但职业成就和环保意识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真正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并切实能参与和影响环境规划和决策的女科学家人数依然十分有限。客观地看，尽管全国有数万亿普通妇女在妇联组织的倡导、宣传、指导和逐级组织下加入妇女环保项目和环保活动，但这也并不能说明中国妇女已经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相反它只能表明妇联组织具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尽管可能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家战略导向和相关政策），而大部分普通妇女仍是需要被宣传、组织和动员的。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妇女只是被动响应政府相关单位和妇联组织号召来参与活动，至于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环境意识、能动意识，是否能够促进妇女主动参与环保，是否增强了妇女权利，是否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等问题，目前尚缺乏有效的评估。

甚至一些性别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妇女公众的环境意识相对男性较弱。例如，1998年国家环保总局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调查数据、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城市部分）数据、2004年北京地区2000余户居民的入户调查数据，均表明中国男性的环境意识和对环境的关心度高于女性。有关农村妇女环保意识的调查进一步表明，被调查的农村妇女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对环境保护重视的程度非常低，这与其文化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相关。其他的研究也指出，由于妇女文化水准低，在农村约有40%的人不知道环境保护，摆在中国妇女组织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使广大妇女摒弃资源无限、只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树立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观念，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观念。

3. 传统与现代两种环保理念并存

在环境问题上，无论是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人士，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式多种多样，上述不同类型的妇女环保实践折射出两种不同的环保理念。一种是强调普及和宣传环保知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绿色科技来解决现有的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提高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成为全国妇联组织妇女环保工作的重点之一。与此同时，开发新能源和研发绿色科技产品，被认为是科技界女性参与环保的重要途径。另一种则是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强调中国乡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悠久传统。如廖晓义提出：“正是西方文明过度消耗资源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才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我曾经致力于将西方的环保经验介绍到中国，但现在我更愿意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中寻找力量。”吕植也提到，在藏区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文化传统和信仰对生态保护的巨大作用，有时候比劝说和法律都有效，这也是西藏的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得好的重要原因。

在前一种环保进路中，运用科技改造自然和谋求经济的稳定发展依然是被关注的重要内容，需要转变的是改造和发展的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后一种环保进路更易触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看法，涉及对现代生活方式和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反思。其中，廖晓义、汪永晨便在2005年国内关于“敬畏自然”的争论中积极发声，强调人类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如同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一书中所揭示的，自然观念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与信仰，直接影响人类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传统与现代两种环保理念的并存，在某种程度反映了对文明和发展的不同态度，及其在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复杂互动。

4. 环保中的性别问题较少得到关注

不同于西方妇女生态运动往往与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状况，我国妇女环保活动和关注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的其他活动结合得不够紧密。如上文提及的，国内妇女环保报道中的妇女可分为两类，一是来自环境保护领域的女性精英，包括女领导人、女科学家、女农民企业家、女劳模、NGO女领导人等；二是环境意识等待被唤醒的匿名普通妇女集体。其中，前一类报道主要是通过介绍和描述这些女性精英在环境决策、环境科研、环境创收（包括植树、花卉养殖等）、环保观念教育等方面的事迹，强调她们在环境事业上做出的贡献，进而阐明妇女是我国环保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后一类妇女叙事则通过描述和介绍妇联组织主导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的成效，指出普通妇女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实现了环境意识的提高，进而强调妇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

从根本上看，这两类妇女叙事表明，我国妇女环保实践的主旨和相关的话语依然强调的是妇女对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而较少关注通过参与环保实践，妇女自身是否能够受益，是否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言，妇联组织的宣传教育活动对妇女自身的发展关注不够，忽视了妇女的内在需求，妇女只是被加入环境与发展进程中，在某种情况下参加环保成了妇女的额外负担。理论上看，环保涉及妇女脱贫、妇女教育、妇女健康、妇女就业、妇女参政、妇女人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妇女环保活动必须关注社会性别视角，妇女在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权利。现有的妇女环保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或者至少是相关的报道和描述，较多强调她们的环保义务和责任，而较少关注她们的性别需求和环境权益。真正将妇女贫困、发展、权益维护等问题与环境保护活动结合起来，将能提高妇女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整体而言，我国各行各业的妇女以不同形式广泛地参与了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确实为生态文明建设付出了努力，做出了贡献。相比于西方妇女生态运动和环保实践，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环境管理体制和妇女发展状况等国情综合作用，使得我国的妇女环保实践呈现出上述本土特点。这些特点既涉及环保和性别平等的思想观念，亦涉及环境保护的实际参与方式和有效性。

从思想观念上看，我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均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妇女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关于妇女与生态之间关系的解释，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强调妇女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天然关联，且这一关联源于女性特殊的天性和母性关怀。这一解释模式强调女性的生理特点及养育后代的特殊使命、细致敏感的特性，使得她们对环境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天生更为关爱环境。这一思想观点的不足在于，假定女性具有某种基于生理基础的本质特征，很容易陷入女性主义所批判的生物决定论的窠臼，容易将女性和自然本质化，将女性和自然的关系非历史化。从实践上来看，我国妇女环保实践主要是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话语下进行的，对于妇女环保实践的解释话语亦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相关的大众媒体和学术文本在强调妇女在环保方面的必要性、优势和贡献的同时，忽视了妇女的环境权益。“责任”“义务”“作用”成为妇女环保实践的关键词，而“权利”“权益”“发展”却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这不利于妇女环保实践的长远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将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环境公平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考量，阐释生态文明的社会性别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对妇女环保实践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