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东方巨人的华丽蜕变！

2023-08-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同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再加上同苏联之间“口诛笔伐”的论争，于是，他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就更多了。而中国的未来，和他的现在和未来是搅在一起的。一个例子是1965年1月9日同老朋友斯诺的会谈。斯诺告诉毛泽东，国外关于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同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1962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他重提阶级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同苏联之间“口诛笔伐”的论争，于是，他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就更多了。

而中国的未来，和他的现在和未来是搅在一起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权威有些不如从前，有重树的必要。

这些内心的想法，不可能直通通地表露出来，但在特殊情况下，在特殊对象面前，他多少会有所透露。

一个例子是1965年1月9日同老朋友斯诺的会谈。斯诺告诉毛泽东，国外关于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斯诺说：“你在中国进行革命。同时也使外国的‘汉学，起了变化，现在出现了各种的毛派和北京学派。不久前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一些教授在争论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作出独创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说明毛从未自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这对你们的争议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不会有影响。那完全是不相干的。’”听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两千多年前，庄周写了关于老子（道家）的不朽的著作（《庄子》）。后来出现了诸子百家，争论《庄子》的意义。

讨论毛泽东是否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或许出于满足自身的智慧愉悦，或许是60年代西方毛泽东热衷赶时髦的动作。那时毛泽东在西方青年人当中的影响，几乎与国内相与匹配。西方的青年学生不满现状，于是也采取各种方式来“造反”，他们认为是毛泽东请他们这样做的，对毛泽东评价很高，视之为“精神导师”。这种情绪，自然要引起西方学者们的反应，仿佛这当中有许多深奥的大道理值得去耗费他们的精力。对毛泽东来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他一生从事的事业的一个根本内容。且不说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作为，就是1958年那样的大动作，也多少是要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干过的事情——尽管他常常说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

没有独创性，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毛泽东给予了中国式的回答：自己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关系，犹如庄子和老子的关系。都是道家学派，“庄”源于“老”，而多有发挥。接下来，斯诺和毛泽东谈到有关毛泽东的两个敏感话题。在当时，都多少引起了一些不小的反应。

一个是关于死亡的约会，一个是关于个人崇拜。

斯诺对毛泽东讲：“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这段话让人很费琢磨。可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从反处讲，是否认苏联的说法，语气间颇有回击对手攻击的惯常方式：你们的领导人倒台了，我没有倒台，你就说是靠个人迷信支撑的。从正面讲，是承认苏联的说法“也有点道理”，其中也暗含着毛泽东自己微妙的心里体会：没有丝毫个人迷信，是容易倒台的。

斯诺当时是从正面来理解的。回去后，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报道，其中说毛泽东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并且有理由要求有点个人崇拜。文章发表后，国内有关部门对斯诺很不满意，托人传话对他进行过批评。还把文章翻译过来，报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当时怎样说，不得而知。

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的时候，毛泽东的话说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这样解释1965年同斯诺谈个人崇拜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你的那些错误有什么要紧？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书没有人看你就高兴啦？还说，1965年同斯诺谈话时，许多地方的权力，如北京市委，自己就管不了了，所以那时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斯诺按自己的理解，说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意思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文革”时期，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指示来作为一切的标志，直到斗争的结束。

毛泽东似乎没有否认这种关于个人崇拜的解释。若干年后的解释，难免有后来的心里印迹，但大体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在“文革”前一段时间，出于政治考虑，对群众崇拜自己是需要的井愿意接受的。

这种心曲，其实，就在他同斯诺1965年那次谈话不久，发动“文革”的时候，就私下里吐露出来了。他是结合自己的性格，在自我解剖中说出来的。这就是1966年7月在“白云黄鹤”的武汉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

这封信虽然还谈到其他内容，但不少篇幅是分析自己。而直接引起他作自我解剖的，就是“我的朋友的讲话”，即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说了许多复辟政变的事，说“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还说毛主席可以活到100多岁，“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词句，毛泽东说自己“总感觉不安”。不安何在？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作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无须再摘引下去了。

有两点值得注意：（1）自己目前有“不自信”的因素。为了什么不自信呢？显然是有所指的，大概是对正在“熊熊燃烧”的“文革”烈火，将烧向哪里，烧到什么程度，自己能不能最终控制好，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吧。（2）自己是不是像林彪这些人讲的那样神乎其神？不是，毛泽东觉得自己在“名”与“实”之间是有差距的。

尽管有些不自信，尽管知道自己的“几本小书”没有那样的神通，但是，“不同意他们不行了”，这个“他们”，自然是指那些积极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并推波助澜的人，而毛泽东当时无疑是需要这些人的，尽管这些人说的话在毛泽东看来有过头的地方，但为了对党和国家来说举足轻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文革”，为了打倒那些不愿“继续革命”的“走资派”，他还是愿意当“打鬼”的“钟馗”。所以，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自信的。正像他在信里还说到的那样：“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于是，这封罕见的解剖自我和流露真情的信，写好后，除了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外，没有给其他在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看过，又因为里面提到林彪且有所批评，后来周恩来曾转告林彪，搞得他很不安，而那时毛泽东从根本上还是信任并倚重林彪的。

说到那时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也是这一年，他同外宾谈话时，回忆起红四军“七大”的问题，说：“遭到内部的不理解，被赶出红军，当老百姓去了，那时林彪同我一道，他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

为了使“我的朋友”放心，毛泽东吩咐把原信烧掉了。还多亏据说是江青保留了一个抄件。这封信多少也成了毛泽东自我反思的一个私人笔记。关于这封信，有不少文章都在研究它的真实意图和透露的微妙心态。我在这里不再多说。只是要强调，这封信不同于和其他人的谈话，或什么公开场合的讲话，而是毛泽东主动要写，并且是有感而写，又是私人信件，想来必是最真实的心灵记录。

随后，林彪搞个人迷信，依然如故，而且是“更上一层楼”。就在毛泽东写这封信后不久，林彪在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这就是著名的“9·18谈话”。12月，林彪又发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鼓吹“顶峰论”。这些，未见毛泽东有什么表示，看来也是在不得不当“钟馗”的心境下接受了。

几年后，当毛泽东给江青的那封信以文件的形式，在全党公布的时候，林彪已折戟沉沙，毛泽东对林彪之流大搞个人迷信的真实用心和社会弊端，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多少也是应了他在信中说的那句话：“吹得越高，摔得越重。”

有人认为，这句话既指大搞个人迷信的林彪，也是在说被搞成迷信人物的自己。至少在林彪那一面，是应验了的。而于自己，他不免担心起来。有时候，他的说法显得幽默。许多回忆和传记都写到他批评林彪的话：“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6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呀！”

想到自己恰恰被搞个人迷信的人蒙蔽起来，犯了一些错误，有时候他的话又说得十分沉重。譬如，在林彪事件后，他几次讲到贺龙的问题，公开承认：“我看贺龙搞错了，我有责任呢”，“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的确，在“文革”中，许多老同志对毛泽东是敬畏有加的。例如，一开中央军委扩大会，徐帅和有的老帅总是检讨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陈毅则检讨红四军“七大”问题，连一向厚道的朱老总也是检讨。林彪出事后，毛泽东让叶帅出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希望毛泽东有时间能见他一下，以便得到指示，写了封信，用的词也是“赐见”，真有点战战兢兢的味道。

对这些现象，毛泽东不会没有察觉。这样，在“文革”进行几年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又是一变。

在林彪摔死前，同样是在1970年那次和斯诺的谈话中即已披露出来了。这是斯诺最后一次到中国。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还请他上了天安门和自己站在一起。

毛泽东告诉他，文革发动前后的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因为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

毛泽东认为的“形式主义”，著名的就是给他定位的“四个伟大”。谈话中，他用英语把“四个伟大”说了出来：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接着表态：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自己是当教员的，现在还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说自己不知道那些过分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认为有三种：真的；随大流；假的。

看来，毛泽东始终是清醒地注视和利用着人们对他搞的个人崇拜，并不时地琢磨。否则，他不会那么自如地随口用英语对斯诺讲起“四个伟大”。

说得玄一点，就是毛泽东并没有被“个人崇拜”之火“熔化”，他并不是真正按人们崇拜的那个框框来自我塑造，来认同自己的形象，他的自觉意识中，是和人们塑造的那个“神”保持着距离的，至少力求这样做。

“文革”进入后期，过分的个人崇拜，使他警觉起来，分析出三种人来，不是无所指的。在这个谈话前三个月，便有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讲天才的事件，而讲“四个伟大”最起劲的正是林彪。他这个时候反对个人崇拜，是不是又暗含着一种政治需要呢，还真说不准。

在“四个伟大”中，他承认“导师”一角，这大概是他对自己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的一个能够接受的定位。这倒不是因为他青年时代确实当过教师，以及“教师”在英语中同“导师”可以用一个词汇来表达。

是啊，被光环围裹起来，远远看去，确令人羡慕，觉得神秘。一旦拨开一道缝，换一个角度看，被光环围裹的人肯定是不会觉得舒服的。里面的人如果真以为自己就像被人们装扮的那样，倒也好了，大体不会有主观的烦恼。问题是里面的人越是清醒，越是觉得不得不让人们这样装扮自己的时候，那内心的感慨，乃至挥之不去的忧虑、痛苦，恐怕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和揣摩的。

一年后，1971年在武汉同党政军领导人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他心目中的“圣人”是谁呢？是一位逝去经年，却冷峻地立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峰巅上的文人——他的名字叫鲁迅！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重复先前说过的名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同时，他加了三个字——“包括我！”

毛泽东：东方巨人的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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