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听偏信的危害与领袖代言人的角色

2023-08-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其他同志的议论。应该说，他是真心实意要纠正错误，并承担责任的。由此，才有了“偏听偏信”、“斯大林晚年”这样一些议论。这些议论，特别是“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对他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他就不管别人说什么了——你说我“偏听偏信”，我“就是要偏”，我偏的是人民，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

庐山会议有许多故事可说。我们要说的是毛泽东在会议后期谈论自己的事。

庐山会议前期，各小组的讨论，对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一些很尖锐的议论，毛泽东特意在7月10日晚上召集各小组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记载，他第二天听传达的内容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话：“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

看来，这时候，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因为大跃进的失误进而对他本人的评论和批评，是很不满意的。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话，说得也直截了当。这就埋伏了在怎样评价大跃进的问题上的情绪对立的种子。关键自然不在于党外的批评。作为党内高层会议，庐山上反映出来的，更多的是党内同志的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其他同志的议论。

这样，在7月23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责，但自责中也难免夹带有一些情绪：“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而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这里甚至说到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严重而且颇为伤感的话。他还重说了一遍，扯到了自己的家庭、孩子，说自己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疯了等等。

8月15日，在庐山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其中又专门列举了一些人关于他的议论，说：“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

这里列举的对他的议论，有民主党派人士说的，有当时同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的党内“秀才”的私下议论，有彭德怀、张闻天说的。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毛泽东是怎样来看待大跃进的错误的。应该说，他是真心实意要纠正错误，并承担责任的。但在方式上，按毛泽东的性格，纠正错误更多的是要由他来领导和指导，也就是说，他要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也占据主动位置。正像他私下里和人讲过的那样，他希望出现海瑞这样的人，在他面前讲真话，甚至敢于批评他的错误，可当海瑞真正出现的时候，又担心自己未必受得了。这话果然是应验了。

其次，对大跃进的错误估计到什么程度，批评到什么程度，他是有所保留的。用量化的概念来说，他认为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他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批评，是从根本上来了个否定（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那时，谁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的，包括彭德怀），这是他不愿接受的。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反映了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思想的变化，其中包括对待自己的认识的变化。发动大跃进的第一个重要会议，是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正是这个会议，毛泽东很严厉地批评了周恩来，批评他在1956年搞的“反冒进”，周恩来还写了自我检查。这个时候，他还讲过对个人崇拜不能完全否定的话呢。从此，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敢在他的面前讲真话的情况，是存在的。譬如，1959年的几大生产指标都订得过高，胡乔木回忆说：“陈云同志主张不要在公报上公布。他要我向毛主席报告，我不敢去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由此，才有了“偏听偏信”、“斯大林晚年”这样一些议论。这些议论，特别是“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对他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人们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中国不满意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记忆犹新，毛泽东绝不会认为自己竟然和此前一再批评过的斯大林的这个缺点有相同之处。

在毛泽东看来，即使工作有失误，也绝非出于私心什么的，他的宗旨，他的目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此，他就不管别人说什么了——你说我“偏听偏信”，我“就是要偏”，我偏的是人民，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利益。

下面这个例子，多少可以成为他这种心理的注脚。

1960年5月27日这天，毛泽东和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作了一番长谈，其中说到什么样的领袖是最好的，他们评价了西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些政治领袖：

毛泽东：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当时的英国首相——引者注）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哥马利：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泽东：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哥马利：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泽东：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哥马利，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泽东，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哥马利：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泽东：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