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斯大林派人来评析我的文章，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没有信心

2023-08-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他说了对斯大林的看法，以及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着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

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比较集中他说了对斯大林的看法，以及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着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对中国革命来说，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了许多好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应该肯定并感谢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一些伤害中国的事情。因此，对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始终抱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如果说在第三国际还存在的时候，中共更多的是跟从的话，那么，在第三国际解前以后，特别是建国后，不满的想法便更明确更外露起来了。

从个人的角度看，毛泽东不大喜欢斯大林，是明确无疑的。他的解释有三个方面：（1）斯大林不平等待人，常常居高临下发号施令，（2）看问题走极端，即毛泽东在其他场合说的，搞形而上学；（3）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神秘化，结果搞得缺少民主；看得出，对这三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都有意识在避免。

还有一点，毛泽东喜欢有声有色充满激情的人生风格，而斯大林严肃刻板有余，生动活泼不足，反映在他的文章风格上也是这样。所以毛泽东不喜欢读他的书。像马克思、列宁，都是有诗人气质的人，文章也相当漂亮，热情动人，除了他们的特殊建树外，在这些方面，也颇能引起毛泽东在情感上的共鸣。

政治家当然是不会被情感支配的，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着想，毛泽东处理同斯大林的关系，依然是十分节制和理性的。因此，他曾写过三篇文章称颂斯大林。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1949年访苏时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真理报》约他写的。对这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外宾的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作了表白和解释，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1958年7月为联合舰队的事，毛泽东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大发脾气的时候，甚至说：“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即同苏联的论战，毛泽东不可能写这篇翻旧账的文章了，因为一写出来，就意味着我们同意甚至配合了苏联赫鲁晓夫等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

的确，斯大林去世不久，毛泽东又面临着和赫鲁晓夫打交道的麻烦。开始，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还是很尊重的。曾说他有胆量，1957年在莫斯科访问时，还在60多个兄弟党代表面前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当然也是不无深意他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红花虽好，也得绿叶相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仍然没有完全改掉斯大林生前苏联那种以老大自居的习惯，结果仍然是，美国是毛泽东最看得起的对手，苏联则是他最具戒心的朋友。

1958年7月21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的一个让毛泽东愤懑难忍的建议，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尤金走了以后，毛泽东睡不着觉了，也吃不下饭。想了一夜，觉得和苏联的一些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该有个通体明亮的说法了。讨这个说法，还应该是当面的。

第二天，他让人把尤金叫了来。开门见山，说是要请尤金给自己“当个医生”，谈完后，自己“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尤金自是满脸疑色。毛泽东则充满火气他说：“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作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到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我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

说到这里，毛泽东指着尤金讲，这个话我同赫鲁晓夫讲过，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中国方面有我和小平，你也在吧？话题扯到米高扬率苏共代表团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事，毛泽东又提起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

毛泽东对苏联的意见实在太大了，一个又一个的事情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显然在头天晚上，他想了一夜，作了些准备。意在让尤金把好些“旧账”都传回去，同时，也让苏方明白，在对待苏联以及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是做得十分周到和细致的，包括以前一些不起眼的事情。

譬如，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希望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同意了，并当面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协助编选，还点了哲学家尤金的将，希望斯大林派他来。斯大林尊重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尤金来到了中国，后来又当了驻华大使，如今就坐在毛泽东面前听毛泽东“翻旧账”呢。

毛泽东这样解释他当时请斯大林派学者来的真实用心：“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朝鲜战争以前，苏联及斯大林为什么对毛泽东和中国党有怀疑呢？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是当时中共党内唯一一个没有到苏联学习过的核心圈人物，而且是在山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上主上长的，又掌握着中国的根本权力，对他不了解，不摸底，也就不放心。更何况，毛泽东反对他们信任有加的王明，王明是他们自己培养出来并认为是最懂马克思主义的人。

最让斯大林领略到毛泽东接手中国政权以后的厉害之处，或者说“民族主义倾向”的地方，恐怕是毛泽东1949年的莫斯科之行。因为一到莫斯科，毛泽东就要求斯大林重订中苏条约，还要收回东北的一条铁路，真是太神气了。哪怕是不得不按中国的意思办，或者说按道理，毛泽东的要求并不过分，但对做惯国际共运“太上皇”的斯大林来说，心里总是不大舒服的。于是，他有意冷淡桀骜不驯的毛泽东。

据当时苏共中央核心圈人物莫洛托夫回忆：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请我喝过茶。谈到应该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方便些……斯大林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斯大林对我说：“你到他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什么人，当时他住在布利日纳亚，斯大林的别墅里。我同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谈完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

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第138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有过“胜利者不受责怪”的缓和的、甚至类似于套近乎的表示，但主要还是把他看作成功了的农民领袖而已。人老大自居的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仍然是疑窦丛生。巧的是，建国前夕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也称斯大林是“大老板”。而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向陪同他访苏的苏联人科瓦廖夫发脾气呢，甚至拍了桌子：“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说了这一大通，毛泽东明白告诉尤金：“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又指着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他们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立即补充：“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整个过程，好几个小时，弄得尤金无所适从，只插了一次话，而且很短。

请斯大林派人来评析我的文章，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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